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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最后一天，福建省连城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林庆祯腐败缘由曝光：“提拔县长‘仕途受挫’后，我觉得‘组织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靠朋友’。”
这与此前几天，湖北省宜昌市原市长助理王松华自述的贪腐理由如出一辙：仕途“受挫”，腐败开闸，对金钱的渴求几乎达到一种疯狂的地步。
党的十八大后，抬出这个理由的落马官员真是一抓一大把。
表面上看，这说的都是“事实”，他们还有点“小委屈”；实则多是借口，不信翻翻贪官们的忏悔录——仕途不顺、心态失衡可以成为腐败理由，仕途太顺、心态失衡也可以成为腐败理由。
他们“升官不成就腐败”
仕途“受挫”是这类干部腐败的“节点”，不是起点，更不是缘由。他们很多的贪腐行为，早在仕途遇挫之前就开始了。
在王松华担任湖北省枝江市市委书记期间，枝江成为湖北“十强县”。据王松华自述，他以为能“更进一步”，不料却与宜昌市委常委一职失之交臂，在2007年被调到宜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任职，这才开始在经济上寻求“补偿”。
但法院判决显示，王松华的腐败从2002年担任枝江市市委书记时就已经开始，远早于其“仕途不顺”的2007年。
对于呈现“金字塔”结构的干部队伍而言，级别越来越高，继续晋升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在现实中，他们忽视了这一规律，把仕途看作“永不停歇的高速列车”，“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着换”，一旦停滞下来，就叫唤“受挫”。
一名贪官在忏悔书中就写到，才当两年县委书记，就调整他到市直部门，“市委不信任我，对我不公平，心态失衡坠入深渊”。
“动辄归咎到仕途，无非是想说明他们曾经有多么能干，本来应该提拔，为自己在被调查后加一点‘印象分’。”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称。
不过，仕途“受挫”可以说是这类干部腐败加速的催化剂，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特点。
首先，这类干部大多有一定能力，并受到重用，做了一些事情，居功自傲，自认为“应该被提拔”，一旦不顺心了，就自认“受挫”。
其次，这些干部大多权力上瘾，受官本位影响深，把权力看成自己的“领地”，不容他人染指。一旦“受挫”，心生怨气，攀比、补偿、谋后路的心态更浓，容易从权力疯狂陷入物质疯狂，所谓“堤内损失堤外补”。
甘肃省酒泉市政协原主席杨林就是个“官迷”。他37岁就担任金昌市副市长，前期仕途一帆风顺，但接下来的两次变动，在他的眼里却被视为“受挫”。先是从嘉峪关市副市长调任酒泉市委副书记，紧接着又调任酒泉市政协主席。其实，第一次虽然是平级调整，但在班子中排名更靠前了，而他却不满足；第二次调整是提拔，但他并不“领情”。
为了寻求补偿，杨林敛财的胆子越来越大。从任嘉峪关市副市长开始，他受贿的数额逐渐增多，每个职务台阶的受贿数额从平均每年3.4万元到29.5万元再到199万元。
最后，在贪腐行为上，他们仕途“受挫”前谨小慎微，知道收敛，“受挫”后就更肆无忌惮。
一名纪检干部说，他曾接触过一名干部，自以为“救火”成功能“更进一步”，但两次评“优秀县委书记”，都没有他的份，副厅也没有选拔上，最后被调到一个市直部门。
“他‘受挫’之前，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只收亲近下属、信得过的老板的钱。所以，他拒收过近百万元的商铺、几十万元的贿赂款，还退了十几万元的红包。‘受挫’之后，像梯坎垮了一样，只要你敢送，他就敢收”。
为何“升官不成能腐败”
面对仕途“受挫”的时候，大部分干部能从容应对，一小部分做出了违法乱纪的行为，走向腐败。“他们之所以能腐败、会腐败，还不仅仅是因为心态失衡。”一名纪检干部称。
首先，他们手里要有权，还能发挥余威，肆意弄权。
王松华到开发区任职后，大事小事基本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只要是他不认可的，市委书记签字的事情，他也不会去做”。
一名老板拿着市委书记的批示，要求其落实项目。然而，王松华认为该老板没有“孝敬”到位，又拿书记来“压”他，便一直拖着。该老板见王松华屡次阻挠，跑到其办公室激动地称要去告他，王松华听后大怒，说道：“你去告吧，不告你就是孙子！”硬是卡住了该项目。
其次，有些干部仕途“受挫”后的腐败是被裹挟，同流合污。一名干部告诉记者：“仕途‘受挫’的干部，最怕的是被认为失势。他们也会做一些事情、随大流来强调他们的权力，从而堕入腐败深渊。”
安徽省萧县县委原书记毋保良就是如此。毋保良曾是宿州市埇桥区副区长，当时，作为有学历、有能力、有业绩的年轻干部，前途看好的毋保良却意外落选区委常委，有人评价其“不合群、威信不高”。之后，他吸取了落选的教训，顺应了萧县的“送礼风”，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开始了受贿。
不能“升官不成就腐败”
对党员干部来说，期望在工作中得到肯定、得到合理的报酬与晋升机会，是一种正常的心理，但需要善加引导，不能“升官不成就腐败”。其中，培养一个良好心态尤为关键。
“心态、身体、能力，是党员领导干部必备的三个要求，我把心态排在第一。你有什么举措，各方都有评论；有什么波折，大家也都看着。没有一个强大、健康的心态，身体再好、能力再强也做不了什么事。”一名市委书记称。
心理失衡就是导致“受挫”干部腐败的关键。为此，亟需建立一个党员干部心理评估和纠错的机制，引导党员干部保持一个健康心态。
要避免仕途“受挫”陷阱，还需要一个良好的用人导向和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相继出台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干部能上能下制度。这给那些拿“天花板”困局做“挡箭牌”的干部敲了警钟，但这还不够，还需要组织、纪检相关部门切实加强监督与引导。
相关专家称，有些部门对“受挫”干部存在一种“安抚”心理，听之任之，监管不力。
湖南临湘市原市长龚卫国仕途“受挫”后吸毒，在幻觉中寻求安慰。但因为龚卫国是上级，当地有关部门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
正是因为组织上失之于严，才使一些干部产生了“错觉”。
“以‘受挫’为节点，只要仔细，是可以发现这些干部违纪违法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因此，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早教育早提醒、早摸排早查处、早纠正早解决，尤其今年又是‘换届之年’。”一名纪检干部称。
（邱宝珊荐自《时代邮刊》2016年5月上）
这与此前几天，湖北省宜昌市原市长助理王松华自述的贪腐理由如出一辙：仕途“受挫”，腐败开闸，对金钱的渴求几乎达到一种疯狂的地步。
党的十八大后，抬出这个理由的落马官员真是一抓一大把。
表面上看，这说的都是“事实”，他们还有点“小委屈”；实则多是借口，不信翻翻贪官们的忏悔录——仕途不顺、心态失衡可以成为腐败理由，仕途太顺、心态失衡也可以成为腐败理由。
他们“升官不成就腐败”
仕途“受挫”是这类干部腐败的“节点”，不是起点，更不是缘由。他们很多的贪腐行为，早在仕途遇挫之前就开始了。
在王松华担任湖北省枝江市市委书记期间，枝江成为湖北“十强县”。据王松华自述，他以为能“更进一步”，不料却与宜昌市委常委一职失之交臂，在2007年被调到宜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任职，这才开始在经济上寻求“补偿”。
但法院判决显示，王松华的腐败从2002年担任枝江市市委书记时就已经开始，远早于其“仕途不顺”的2007年。
对于呈现“金字塔”结构的干部队伍而言，级别越来越高，继续晋升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在现实中，他们忽视了这一规律，把仕途看作“永不停歇的高速列车”，“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着换”，一旦停滞下来，就叫唤“受挫”。
一名贪官在忏悔书中就写到，才当两年县委书记，就调整他到市直部门，“市委不信任我，对我不公平，心态失衡坠入深渊”。
“动辄归咎到仕途，无非是想说明他们曾经有多么能干，本来应该提拔，为自己在被调查后加一点‘印象分’。”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称。
不过，仕途“受挫”可以说是这类干部腐败加速的催化剂，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特点。
首先，这类干部大多有一定能力，并受到重用，做了一些事情，居功自傲，自认为“应该被提拔”，一旦不顺心了，就自认“受挫”。
其次，这些干部大多权力上瘾，受官本位影响深，把权力看成自己的“领地”，不容他人染指。一旦“受挫”，心生怨气，攀比、补偿、谋后路的心态更浓，容易从权力疯狂陷入物质疯狂，所谓“堤内损失堤外补”。
甘肃省酒泉市政协原主席杨林就是个“官迷”。他37岁就担任金昌市副市长，前期仕途一帆风顺，但接下来的两次变动，在他的眼里却被视为“受挫”。先是从嘉峪关市副市长调任酒泉市委副书记，紧接着又调任酒泉市政协主席。其实，第一次虽然是平级调整，但在班子中排名更靠前了，而他却不满足；第二次调整是提拔，但他并不“领情”。
为了寻求补偿，杨林敛财的胆子越来越大。从任嘉峪关市副市长开始，他受贿的数额逐渐增多，每个职务台阶的受贿数额从平均每年3.4万元到29.5万元再到199万元。
最后，在贪腐行为上，他们仕途“受挫”前谨小慎微，知道收敛，“受挫”后就更肆无忌惮。
一名纪检干部说，他曾接触过一名干部，自以为“救火”成功能“更进一步”，但两次评“优秀县委书记”，都没有他的份，副厅也没有选拔上，最后被调到一个市直部门。
“他‘受挫’之前，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只收亲近下属、信得过的老板的钱。所以，他拒收过近百万元的商铺、几十万元的贿赂款，还退了十几万元的红包。‘受挫’之后，像梯坎垮了一样，只要你敢送，他就敢收”。
为何“升官不成能腐败”
面对仕途“受挫”的时候，大部分干部能从容应对，一小部分做出了违法乱纪的行为，走向腐败。“他们之所以能腐败、会腐败，还不仅仅是因为心态失衡。”一名纪检干部称。
首先，他们手里要有权，还能发挥余威，肆意弄权。
王松华到开发区任职后，大事小事基本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只要是他不认可的，市委书记签字的事情，他也不会去做”。
一名老板拿着市委书记的批示，要求其落实项目。然而，王松华认为该老板没有“孝敬”到位，又拿书记来“压”他，便一直拖着。该老板见王松华屡次阻挠，跑到其办公室激动地称要去告他，王松华听后大怒，说道：“你去告吧，不告你就是孙子！”硬是卡住了该项目。
其次，有些干部仕途“受挫”后的腐败是被裹挟，同流合污。一名干部告诉记者：“仕途‘受挫’的干部，最怕的是被认为失势。他们也会做一些事情、随大流来强调他们的权力，从而堕入腐败深渊。”
安徽省萧县县委原书记毋保良就是如此。毋保良曾是宿州市埇桥区副区长，当时，作为有学历、有能力、有业绩的年轻干部，前途看好的毋保良却意外落选区委常委，有人评价其“不合群、威信不高”。之后，他吸取了落选的教训，顺应了萧县的“送礼风”，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开始了受贿。
不能“升官不成就腐败”
对党员干部来说，期望在工作中得到肯定、得到合理的报酬与晋升机会，是一种正常的心理，但需要善加引导，不能“升官不成就腐败”。其中，培养一个良好心态尤为关键。
“心态、身体、能力，是党员领导干部必备的三个要求，我把心态排在第一。你有什么举措，各方都有评论；有什么波折，大家也都看着。没有一个强大、健康的心态，身体再好、能力再强也做不了什么事。”一名市委书记称。
心理失衡就是导致“受挫”干部腐败的关键。为此，亟需建立一个党员干部心理评估和纠错的机制，引导党员干部保持一个健康心态。
要避免仕途“受挫”陷阱，还需要一个良好的用人导向和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相继出台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干部能上能下制度。这给那些拿“天花板”困局做“挡箭牌”的干部敲了警钟，但这还不够，还需要组织、纪检相关部门切实加强监督与引导。
相关专家称，有些部门对“受挫”干部存在一种“安抚”心理，听之任之，监管不力。
湖南临湘市原市长龚卫国仕途“受挫”后吸毒，在幻觉中寻求安慰。但因为龚卫国是上级，当地有关部门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
正是因为组织上失之于严，才使一些干部产生了“错觉”。
“以‘受挫’为节点，只要仔细，是可以发现这些干部违纪违法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因此，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早教育早提醒、早摸排早查处、早纠正早解决，尤其今年又是‘换届之年’。”一名纪检干部称。
（邱宝珊荐自《时代邮刊》2016年5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