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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庄子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幽默讽刺大师，除却他本身性格因素外，他的幽默性在文学上的表现离不开寓言这种形式，且对讽喻艺术信手拈来，于嬉笑怒骂中，阐明了许多深刻而又微妙的哲理。
关键词：庄子；幽默；寓言；性格；讽喻
所谓幽默，《辞海》对其解释是：“美学名词。幽默是利用语言条件，对事物表现诙谐滑稽的情趣，特点是表示从容洒落态度。”《史记·孟轲苟卿列传》提到苟子嫉庄周“猾稽乱俗”，林语堂曾盛赞说：“庄周可谓中国幽默之始祖”。寓言是一种文学体裁，它以比喻为主要手段，使得深沉的道理变得生动形象，给人以启示。最早见于《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庄子本人就认为自己的文章主要就是这“三言”组成。寓言在先秦诸子作品中广泛使用，庄子寓言丰富的想象力、大胆的夸张，嬉笑怒骂之余使其有别于诸如孟子、韩非子的建立于现实基础上的寓言，幽默性也更强。
一、庄子的性格因素、人生经历与幽默性的关系
幽默，有的人主张称为“诙谐”。庄子之所以选择这种形象性的表述方式而非纯粹的理论阐述，是因为当时社会沉滞晦暗，庄重正直的言论往往不为世容，只能隐锋芒于寓言，避免正面冲突。如《庄子·天下》一文中所言‘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
庄子生活在东周战国中期，其生平，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宋国蒙人，先祖是宋国君主宋戴公，做过宋国地方的漆园吏，算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所以家庭文化教育应该是不错的，其文章中孤傲的一面大抵也是由于其贵族文化的影响。他时而是迷蝴蝶卓荦出尘的佳公子；时而又是“箕踞鼓盆而歌”（《至乐》）的旷达不羁的名士；从与曹商对话的经过看，他又是一个幽默讽刺的能手，其个性是复杂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庄子的“笑”，他笑人生、笑社会，一切皆可付之一笑。他的笑，超世、弃世、愤世、刺世，常常兼而有之。但其幽默性因素则主要与无畏与不慕这两种性格因素相关，无畏生死、贫困、强权，随缘应变；不慕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宠辱不惊。
庄子以自然界为立足点，看人之生死，如梦、如寄、如白驹过隙。至若附在人生之上的疾病痛苦，甚至死亡，当然亦是虚幻的、一瞬间的，何不坦然置之。《庄子》讲了许多有关生与死的小故事，情节荒诞，但具有哲理性。《列御寇》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但庄子认为裸葬已再好不过了，他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以笑去迎接命运的一切安排，这就是庄子的人生态度。又如《庄子.至乐》，从庄子与髑髅的谈话可以看出，对于生死，庄子并没有太多的好恶之情，都是顺之、任之。对于世人来说，前者就好接受，但是对后者却难以做到。庄子对生死的平静，表面上看是默然无情，而实际上是对生命价值热情关注后得出的本真。
富于幽默性的人，常常需要关注人、爱人，更需要坦坦荡荡、超然于物外，能将自身的困窘、情闷付诸笑谈。庄子一生困穷，无意官场、功名利禄，对那些媚于权贵之人鄙视不已，认为那些荣华富贵只不过是鸟雀、蚊虻，从眼前匆匆而过，眨眼即逝。他借颜回之口，来述说自己的观点，《让王》篇中有载，孔子问颜回家贫却不愿出仕的原因，颜回的回答是：“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粥；郭内之田四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颜回喜欢自给自足、远离虚伪的质朴生活，与庄子的“真”和“道”相似，正如《庄子·让王》篇中所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娱于颖阳，而共伯得乎丘首。”
二、嬉笑怒骂中的讽喻艺术
（一）庄子讽讥幽默的表现
一是语言上的犀利刻薄，一针见血的挖苦。如“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运用了大与小、正与反、表与里几层关系上的错综对比，引人深思，撕破当政者的伪善面纱，暴露其罪恶本质。《山木》篇记庄子见魏王时，直骂“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淋漓尽致地抒发了生不逢时的愤懑，把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比作残暴的商纣王。
二是荒诞离奇的故事情节造成喜剧性。如《盗踌》一文，庄子想象孔子与盗跖的会面，颇为戏剧化，极尽揶揄讽刺。孔子与盗跖的形象也经作者的描述发生了变化，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认为他“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庄子却写他率众“横行天下”，迫使“大国守城，小国入保”，颇有豪气。跖还批判儒生“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妄作孝悌”，以得封侯富贵，认为儒家并不适合当时社会，孔子自身亦“不容身于天下”。相比之下，盗踌口若悬河、英姿勃勃、气势十足而孔子“执羁三失，目茫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
三是塑造了各种可笑的角色。《庄子》描写了众多的人物，从王侯将相到村妇农夫，约三百多人。这些角色或自吹自擂，如《逍遥游》中的小雀，又如《大宗师》中的金：“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日：‘我且必为镆铘’。”刻画其强求、好胜者的心理。由于角色的自夸、自许脱离了实际，自然令人觉得可笑；或在自相矛盾中暴露其丑态。如“儒以《诗》《礼》发家”，大、小二儒士去盗墓，实为不义之举，发现宝珠时，非常高兴，还引经据典以证明行窃不属缺德恶行，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窃书不算偷书”，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另《德充符》篇，则描述五丑残之人，他们或断脚断趾，或跛脚、伛背、缺唇，从外在看，他们丑态百出，近于诙谐戏笑，但他们的内心高尚有道，受到世人的敬重和爱戴。这些新奇怪异的艺术形象层观叠出，异彩纷呈，让人在惊奇骇怪中产生诙谐滑稽之趣。此外还有思维固定、呆板或不知变通的形象，如刻舟求剑。
（二）丰富的想象与联想、大胆的夸张创造出多彩的比喻
幽默者必须有深厚的语言功底，文学修养以及运用语言的能力，如修辞的运用，会恰当地使用比喻手法便是其中之一。“比喻能够把事物形象、生动、具体、传神的一面描写得栩栩如生，从而增加事物的新鲜感；同时比喻还能把比较深刻的道理说得浅显易懂，把比较严肃的事情说得比较轻松，从而创造出比较轻松愉的氛围。这恰恰是幽默所需要的，因此比喻就成了幽默重要的载体。”《庄子》的幽默性就得益于其中琳琅满目的比喻。
除了大量运用寓言这一本身带有比喻意义的文学样式，他还在喻的同时运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大胆的夸张。如《秋水》中，庄子即以“神龟”自喻，表明了自己不愿出仕的原因，委婉而深刻。《列御寇》写宋人曹商得秦王青睐，益车百乘，向庄子显威风，庄子把他比之于为秦王破痈舐痔，通过联想，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可谓辛辣。《秋水.惠子相梁》记魏相惠施听信好事者言，以为庄子到魏国去是为了取代他的相位，搜之于国中三日三夜，而庄子主动去拜见他，把他的行动比之于猫头鹰得了只腐鼠，抬头看见鹈鹅飞过，紧张地喊一声“吓”。曹商、惠施的荣华富贵，未必为俗人所嫌弃，作者以最卑劣、最恶心的丑行恶物来譬喻，揭示其本质。曹商之骄夸，惠施之狭隘，已为常情所不容，故读者见庄子对他们的奚落讥讽愈加尖刻而愈感痛快。这种痛快的笑声，充满了无情的鞭挞。
夸张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夸大、缩小或超前，以突出事物的本质或特征。庄子同样擅长夸张的修辞，如《逍遥游》中鲲化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明代杨慎谈及此，曰：“《国语》亦云‘鱼禁鲲鲕’，皆以鲲为鱼子。庄子乃以至小为至大，便是滑稽之开端。”（《乐府诗话》卷九）；《庄子·徐无鬼》中“匠石运斤成风”，削去郢人鼻子上的石灰，郢人毫发无损，且面不改色，可见匠人手法的纯熟高超以及艺高人胆大。而这些大胆都是建立在郢人与匠人之间毫无保留的信任基础上的，庄子以此喻自己与惠子之间的友谊，十分贴切。又《则阳》则主要采用夸张中缩小的方式，在这里，战国时期诸候之间那种争夺兼并的战争，被夸張变形为蜗牛头上左右两角的相争，那屯于蜗牛角上的触蛮两国，被夸张到了小得不能再小，小得让人发笑的地步，通过“触蛮相争”的画面，庄子对“争”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关键词：庄子；幽默；寓言；性格；讽喻
所谓幽默，《辞海》对其解释是：“美学名词。幽默是利用语言条件，对事物表现诙谐滑稽的情趣，特点是表示从容洒落态度。”《史记·孟轲苟卿列传》提到苟子嫉庄周“猾稽乱俗”，林语堂曾盛赞说：“庄周可谓中国幽默之始祖”。寓言是一种文学体裁，它以比喻为主要手段，使得深沉的道理变得生动形象，给人以启示。最早见于《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庄子本人就认为自己的文章主要就是这“三言”组成。寓言在先秦诸子作品中广泛使用，庄子寓言丰富的想象力、大胆的夸张，嬉笑怒骂之余使其有别于诸如孟子、韩非子的建立于现实基础上的寓言，幽默性也更强。
一、庄子的性格因素、人生经历与幽默性的关系
幽默，有的人主张称为“诙谐”。庄子之所以选择这种形象性的表述方式而非纯粹的理论阐述，是因为当时社会沉滞晦暗，庄重正直的言论往往不为世容，只能隐锋芒于寓言，避免正面冲突。如《庄子·天下》一文中所言‘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
庄子生活在东周战国中期，其生平，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宋国蒙人，先祖是宋国君主宋戴公，做过宋国地方的漆园吏，算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所以家庭文化教育应该是不错的，其文章中孤傲的一面大抵也是由于其贵族文化的影响。他时而是迷蝴蝶卓荦出尘的佳公子；时而又是“箕踞鼓盆而歌”（《至乐》）的旷达不羁的名士；从与曹商对话的经过看，他又是一个幽默讽刺的能手，其个性是复杂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庄子的“笑”，他笑人生、笑社会，一切皆可付之一笑。他的笑，超世、弃世、愤世、刺世，常常兼而有之。但其幽默性因素则主要与无畏与不慕这两种性格因素相关，无畏生死、贫困、强权，随缘应变；不慕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宠辱不惊。
庄子以自然界为立足点，看人之生死，如梦、如寄、如白驹过隙。至若附在人生之上的疾病痛苦，甚至死亡，当然亦是虚幻的、一瞬间的，何不坦然置之。《庄子》讲了许多有关生与死的小故事，情节荒诞，但具有哲理性。《列御寇》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但庄子认为裸葬已再好不过了，他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以笑去迎接命运的一切安排，这就是庄子的人生态度。又如《庄子.至乐》，从庄子与髑髅的谈话可以看出，对于生死，庄子并没有太多的好恶之情，都是顺之、任之。对于世人来说，前者就好接受，但是对后者却难以做到。庄子对生死的平静，表面上看是默然无情，而实际上是对生命价值热情关注后得出的本真。
富于幽默性的人，常常需要关注人、爱人，更需要坦坦荡荡、超然于物外，能将自身的困窘、情闷付诸笑谈。庄子一生困穷，无意官场、功名利禄，对那些媚于权贵之人鄙视不已，认为那些荣华富贵只不过是鸟雀、蚊虻，从眼前匆匆而过，眨眼即逝。他借颜回之口，来述说自己的观点，《让王》篇中有载，孔子问颜回家贫却不愿出仕的原因，颜回的回答是：“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粥；郭内之田四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颜回喜欢自给自足、远离虚伪的质朴生活，与庄子的“真”和“道”相似，正如《庄子·让王》篇中所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娱于颖阳，而共伯得乎丘首。”
二、嬉笑怒骂中的讽喻艺术
（一）庄子讽讥幽默的表现
一是语言上的犀利刻薄，一针见血的挖苦。如“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运用了大与小、正与反、表与里几层关系上的错综对比，引人深思，撕破当政者的伪善面纱，暴露其罪恶本质。《山木》篇记庄子见魏王时，直骂“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淋漓尽致地抒发了生不逢时的愤懑，把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比作残暴的商纣王。
二是荒诞离奇的故事情节造成喜剧性。如《盗踌》一文，庄子想象孔子与盗跖的会面，颇为戏剧化，极尽揶揄讽刺。孔子与盗跖的形象也经作者的描述发生了变化，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认为他“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庄子却写他率众“横行天下”，迫使“大国守城，小国入保”，颇有豪气。跖还批判儒生“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妄作孝悌”，以得封侯富贵，认为儒家并不适合当时社会，孔子自身亦“不容身于天下”。相比之下，盗踌口若悬河、英姿勃勃、气势十足而孔子“执羁三失，目茫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
三是塑造了各种可笑的角色。《庄子》描写了众多的人物，从王侯将相到村妇农夫，约三百多人。这些角色或自吹自擂，如《逍遥游》中的小雀，又如《大宗师》中的金：“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日：‘我且必为镆铘’。”刻画其强求、好胜者的心理。由于角色的自夸、自许脱离了实际，自然令人觉得可笑；或在自相矛盾中暴露其丑态。如“儒以《诗》《礼》发家”，大、小二儒士去盗墓，实为不义之举，发现宝珠时，非常高兴，还引经据典以证明行窃不属缺德恶行，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窃书不算偷书”，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另《德充符》篇，则描述五丑残之人，他们或断脚断趾，或跛脚、伛背、缺唇，从外在看，他们丑态百出，近于诙谐戏笑，但他们的内心高尚有道，受到世人的敬重和爱戴。这些新奇怪异的艺术形象层观叠出，异彩纷呈，让人在惊奇骇怪中产生诙谐滑稽之趣。此外还有思维固定、呆板或不知变通的形象，如刻舟求剑。
（二）丰富的想象与联想、大胆的夸张创造出多彩的比喻
幽默者必须有深厚的语言功底，文学修养以及运用语言的能力，如修辞的运用，会恰当地使用比喻手法便是其中之一。“比喻能够把事物形象、生动、具体、传神的一面描写得栩栩如生，从而增加事物的新鲜感；同时比喻还能把比较深刻的道理说得浅显易懂，把比较严肃的事情说得比较轻松，从而创造出比较轻松愉的氛围。这恰恰是幽默所需要的，因此比喻就成了幽默重要的载体。”《庄子》的幽默性就得益于其中琳琅满目的比喻。
除了大量运用寓言这一本身带有比喻意义的文学样式，他还在喻的同时运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大胆的夸张。如《秋水》中，庄子即以“神龟”自喻，表明了自己不愿出仕的原因，委婉而深刻。《列御寇》写宋人曹商得秦王青睐，益车百乘，向庄子显威风，庄子把他比之于为秦王破痈舐痔，通过联想，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可谓辛辣。《秋水.惠子相梁》记魏相惠施听信好事者言，以为庄子到魏国去是为了取代他的相位，搜之于国中三日三夜，而庄子主动去拜见他，把他的行动比之于猫头鹰得了只腐鼠，抬头看见鹈鹅飞过，紧张地喊一声“吓”。曹商、惠施的荣华富贵，未必为俗人所嫌弃，作者以最卑劣、最恶心的丑行恶物来譬喻，揭示其本质。曹商之骄夸，惠施之狭隘，已为常情所不容，故读者见庄子对他们的奚落讥讽愈加尖刻而愈感痛快。这种痛快的笑声，充满了无情的鞭挞。
夸张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夸大、缩小或超前，以突出事物的本质或特征。庄子同样擅长夸张的修辞，如《逍遥游》中鲲化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明代杨慎谈及此，曰：“《国语》亦云‘鱼禁鲲鲕’，皆以鲲为鱼子。庄子乃以至小为至大，便是滑稽之开端。”（《乐府诗话》卷九）；《庄子·徐无鬼》中“匠石运斤成风”，削去郢人鼻子上的石灰，郢人毫发无损，且面不改色，可见匠人手法的纯熟高超以及艺高人胆大。而这些大胆都是建立在郢人与匠人之间毫无保留的信任基础上的，庄子以此喻自己与惠子之间的友谊，十分贴切。又《则阳》则主要采用夸张中缩小的方式，在这里，战国时期诸候之间那种争夺兼并的战争，被夸張变形为蜗牛头上左右两角的相争，那屯于蜗牛角上的触蛮两国，被夸张到了小得不能再小，小得让人发笑的地步，通过“触蛮相争”的画面，庄子对“争”给予了辛辣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