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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相比，“民胞物与”在太和天道的前提下将天、人以礼的形式统一起来。并极力强调主体“吾”通过尽心成性、内外相合在和谐天人方面的积极追求与价值创造作用。“民胞物与”不以道的显现和隐没来判断社会形态的变化，是对“大同”、“小康”观念的深入发展，其强调主体对天、人、物相和谐的主动追求与创造具有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