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的腾空飞升，海轮军舰的劈浪前进，以及人能行走和登高，都是应了“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这一原理。大千世界中，能够印证这条颠扑不破物理定律的现象不胜枚举。
　　在人际关系中，时时处处被“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这一定律所左右着的事例，也是比比皆是。就像老实巴交的贺老六对苦命的祥林嫂说了一句“我会待你好的”，就顿时暖了祥林嫂的心，使得她先前的惊恐、疑惑、对立情绪渐渐烟消云散，终于拉近了与贺老六的距离，成为共患难的夫妻。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不择手段地敛财，到了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就引起公愤，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罚，如此等等，都无可避免地经历了非物理层面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撞击过程，最终产生了正面或负面的不同效应。
　　泛而言之，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抑或亲友、同事、师生、医生患者、上下级之间等一切人际关系，是友善相处融洽和谐，还是僵硬冷漠，甚至反目成仇，说到底就是有没有清醒认识和把握好“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对关系的问题。
　　物理层面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等量的，而人际关系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却是不等量的。比如“十倍的报复”“超强的回击”，或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都是“反作用力”大于“作用力”的；当然也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这类“反作用力”小于“作用力”的；更有恩将仇报、以德报怨和化干戈为玉帛这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正负效应相反和不对称的。
　　再是人际关系上的“反作用力”，并不如同物理层面上的“反作用力”是与“作用力”在同一瞬间发生的。所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就说明“反作用力”的形成与出手，有一个力量集聚累积和等待时机的过程，有一个酝酿、筹划、决策、行动的过程，但是“早晚要报”那是肯定的。
　　所有这些都说明，人际关系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远比物理层面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要复杂得多，应对起来也就艰难得多。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不可疏忽大意，不可一概而论，不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说至此就明白了，为什么先哲们主张“与世无争”“吃亏便是福”；前辈们总是教导后辈人说话做事要“三思而行”“谨言慎行”。其原因就是深知被“作用力”激发撞击出来的“反作用力”常常是很厉害的，且这种“反作用力”又成为新一轮的“作用力”刺激对方，使双方矛盾不断发酵加深，以至于循环往复未有穷尽。多少人就是因为不知道人际关系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复杂性、诡谲性，不顾忌“反作用力”带来的严重后果而陷于被动，甚至遭到杀身之祸。
　　“我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直来直去一吐为快的！”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在想：这直爽、坦诚当然好，但还得看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人面前？孔夫子早有告诫：“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可见直爽、坦诚之前，先得看清楚对方是何许人？还要看清楚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如果在“不可与言”这类人面前和“不可与言”的政治生态中直爽、坦诚，那就是失言失策失误了，随之而来受到的“反作用力”也许是很可怕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从前觉得这话虽是劝人向善的正理，但又感到它多少带有“因果报应论”的宗教迷信色彩。现在看来，这话是科学的，是真理。因为它符合“所有作用力都有反作用力”的原理，还进而说明大凡出于善心爱心的“作用力”，一般都能收获正面效应的“反作用力”；而出于损人利己之心的“作用力”，到头来总会给自己带来负面效应的“反作用力”。至于以德报怨，那不属于常规和常态。
　　所以，当我们思考某件事能不能说和能不能做时，先得想清楚所言所行的“作用力”和由此将（下转第40页）（上接第38页）带来的“反作用力”，究竟是善，还是恶？即是否属于正义、公平之举？是否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有益？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要求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对自己的所言和所行切实负责。千万不可凭瞬间冲动，图一时之快，贪一己之利，不顾法律和道德，不考虑将会招来多大能量的“反作用力”和付出何种代价，而做出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事情来。
　　看一个人是否正气，是否成熟老练，这一条概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