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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谓“一桩理论公案”，是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冯友兰先生在旧中国、新中国都是哲学大家。冯友兰（1895—1990），河南南阳唐河人，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临时主席。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冯友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56年11月中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笔者时为该系一年级学生）为了活跃学生学习生活，也为了开展百家争鸣，请冯友兰先生做学术报告，地点在海运仓校区礼堂。冯先生演讲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他说：“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做更全面的了解。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做全面的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什么是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呢？比如：《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去了解，这句话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不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和实习，这就是件很快乐的事。这样的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冯先生的这个讲话，作为文章发表在1957年1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吴传启把冯先生继承中国哲学遗产的意见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关锋认为这个概括“符合冯先生意见的本质”，冯友兰先生本人也认同这个说法。
关锋在五六十年代写了很多批判冯友兰“抽象继承法”及其哲学观点的文章，认为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是在古代哲学中寻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近、相同或没有的好东西，“现成地拿来”，是哲学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等等。在私下，关锋还说过冯的“抽象继承法”是找“好东西”，实际上是“捡破烂”的方法。关锋提出所谓“扬弃三法”（1.否定某些哲学命题的特殊意义，继承其一般意义；2.否定某些哲学命题的一重意义，继承其另一重意义；3.否定命题的整体意义，继承其某些个别要素）与之对立。关锋文章中有不少牵强附会和扣帽子的东西，但总的来说，他还是提倡和注重说理的。据一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说，冯友兰在给他们讲课时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最高的。
关锋和冯友兰针锋相对，阵线分明。在当时，冯友兰被视为资产阶级教授，关锋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各自代表资产阶级一家和无产阶级一家；经常是哪个单位请冯友兰做报告，还要请关锋再去做“消毒报告”——这是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在学术领域的一种反映。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两家”，在关锋和冯友兰身上表现得很清楚、很明显。在关锋和冯友兰的争鸣中，关锋处于主导地位，冯先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笔者举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当时有四个搞中国哲学史的人：一个名叫汤一介（时为北大哲学系教师，后成为著名哲学家，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执掌《儒藏》编修，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一个名叫孙长江（时为人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师，“文革”后，1978年5月引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重要作者之一）；一个名叫方克立（时为人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师，现为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一个名叫庄卬（北大1955级哲学系学生，时为冯友兰的研究生，好像不到30岁就去世了），他们以“司马文”的集体笔名写了不少批判冯先生和中国哲学史的文章。当时他们常来请教关锋，或和关锋切磋问题，有时笔者也在场。这个情况表明了关锋当时在中国哲学史界（以及哲学界）的影响。
二
冯先生“抽象继承法”的观点在理论上和科学上究竟如何先不说，这个观点正确不正确，根据科学上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原则，冯先生提出这个文化遗产继承的问题，就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应该说，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还需要我们继续探讨。现在再说这个观点本身。笔者作为关锋的一名学生，完全地接受了他的观点，在文章中也批判过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现在我认识到，冯先生的观点要比关锋的观点正确（关锋所谓“扬弃三法”，就其正确方面的意义，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是内在地包含了的）。客观地讲，“抽象”有科学的抽象和非科学的抽象，科学的抽象是一种理论思维能力；没有科学抽象，就没有科学。事实证明，纯粹或极端经验主义，连最简单的两件事情都联系不起来。遗产继承是解决现代和古代的关系即联系问题的，即今天和昨天以及前天、大前天……的关系和联系问题，很复杂，若没“抽象”（指科学抽象）如何联系？“新陈代谢”是自然过程，“推陈出新”是人类行为。
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资中筠先生在讲到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时说：“冯友兰先生的道德抽象继承，我在我的文章里面也曾经提到这个，我特别拥护这一点。因为我想不出来传统和现代怎么样连接起来，我觉得冯先生概括得非常好。冯友兰先生一直都是致力于想把传统和现代新的东西，或者说中西之间，或者说古代和现代之间连接起来，他一直都是非常挖空心思地想搞‘旧邦新命’。他苦心做这个事情，这是作为中国哲学家，到现在又有新思想，一個很有意义的努力。道德抽象继承，中国有很多传统道德，忠孝节义这套东西，但是这里有很多后来不能实行或者过去就已经违反人性的东西。但是一个民族不可能把所有传统完全割断，变成一个外国人，变成一个西方人，那是不可能的，现在老说全盘西化那是不可能的，全盘西化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怎么办？从精神的层面，人性是有共同点的，我也觉得这个善恶是非的标准基本是差不多的。怎么样把传统的道德和新的时代联合起来，结合起来，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一个道德抽象继承。比如说过去是忠君，忠总是好的，背叛总是坏的，你现在忠于国家也好，忠于职守也好，这是一个品质，类似这样一些都可以添进去，我觉得这是造了一条道路。”
我们这样评价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并不是说他对这个方法的内涵揭示得已经完全了，这方面尚需方家补充和完善，也不是说他用这个方法分析和解说的古代哲学（不仅哲学）任何一个概念和命题都完全正确和妥当。如有不正确和不妥当的情况，应该说，这也不是方法本身的问题，而是运用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便冯先生关于“抽象继承法”的阐释或解说有什么不足，也瑕不掩瑜，无关宏旨。
所谓“一桩理论公案”，是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冯友兰先生在旧中国、新中国都是哲学大家。冯友兰（1895—1990），河南南阳唐河人，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临时主席。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冯友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56年11月中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笔者时为该系一年级学生）为了活跃学生学习生活，也为了开展百家争鸣，请冯友兰先生做学术报告，地点在海运仓校区礼堂。冯先生演讲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他说：“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做更全面的了解。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做全面的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什么是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呢？比如：《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去了解，这句话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不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和实习，这就是件很快乐的事。这样的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冯先生的这个讲话，作为文章发表在1957年1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吴传启把冯先生继承中国哲学遗产的意见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关锋认为这个概括“符合冯先生意见的本质”，冯友兰先生本人也认同这个说法。
关锋在五六十年代写了很多批判冯友兰“抽象继承法”及其哲学观点的文章，认为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是在古代哲学中寻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近、相同或没有的好东西，“现成地拿来”，是哲学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等等。在私下，关锋还说过冯的“抽象继承法”是找“好东西”，实际上是“捡破烂”的方法。关锋提出所谓“扬弃三法”（1.否定某些哲学命题的特殊意义，继承其一般意义；2.否定某些哲学命题的一重意义，继承其另一重意义；3.否定命题的整体意义，继承其某些个别要素）与之对立。关锋文章中有不少牵强附会和扣帽子的东西，但总的来说，他还是提倡和注重说理的。据一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说，冯友兰在给他们讲课时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最高的。
关锋和冯友兰针锋相对，阵线分明。在当时，冯友兰被视为资产阶级教授，关锋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各自代表资产阶级一家和无产阶级一家；经常是哪个单位请冯友兰做报告，还要请关锋再去做“消毒报告”——这是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在学术领域的一种反映。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两家”，在关锋和冯友兰身上表现得很清楚、很明显。在关锋和冯友兰的争鸣中，关锋处于主导地位，冯先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笔者举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当时有四个搞中国哲学史的人：一个名叫汤一介（时为北大哲学系教师，后成为著名哲学家，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执掌《儒藏》编修，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一个名叫孙长江（时为人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师，“文革”后，1978年5月引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重要作者之一）；一个名叫方克立（时为人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师，现为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一个名叫庄卬（北大1955级哲学系学生，时为冯友兰的研究生，好像不到30岁就去世了），他们以“司马文”的集体笔名写了不少批判冯先生和中国哲学史的文章。当时他们常来请教关锋，或和关锋切磋问题，有时笔者也在场。这个情况表明了关锋当时在中国哲学史界（以及哲学界）的影响。
二
冯先生“抽象继承法”的观点在理论上和科学上究竟如何先不说，这个观点正确不正确，根据科学上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原则，冯先生提出这个文化遗产继承的问题，就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应该说，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还需要我们继续探讨。现在再说这个观点本身。笔者作为关锋的一名学生，完全地接受了他的观点，在文章中也批判过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现在我认识到，冯先生的观点要比关锋的观点正确（关锋所谓“扬弃三法”，就其正确方面的意义，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是内在地包含了的）。客观地讲，“抽象”有科学的抽象和非科学的抽象，科学的抽象是一种理论思维能力；没有科学抽象，就没有科学。事实证明，纯粹或极端经验主义，连最简单的两件事情都联系不起来。遗产继承是解决现代和古代的关系即联系问题的，即今天和昨天以及前天、大前天……的关系和联系问题，很复杂，若没“抽象”（指科学抽象）如何联系？“新陈代谢”是自然过程，“推陈出新”是人类行为。
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资中筠先生在讲到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时说：“冯友兰先生的道德抽象继承，我在我的文章里面也曾经提到这个，我特别拥护这一点。因为我想不出来传统和现代怎么样连接起来，我觉得冯先生概括得非常好。冯友兰先生一直都是致力于想把传统和现代新的东西，或者说中西之间，或者说古代和现代之间连接起来，他一直都是非常挖空心思地想搞‘旧邦新命’。他苦心做这个事情，这是作为中国哲学家，到现在又有新思想，一個很有意义的努力。道德抽象继承，中国有很多传统道德，忠孝节义这套东西，但是这里有很多后来不能实行或者过去就已经违反人性的东西。但是一个民族不可能把所有传统完全割断，变成一个外国人，变成一个西方人，那是不可能的，现在老说全盘西化那是不可能的，全盘西化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怎么办？从精神的层面，人性是有共同点的，我也觉得这个善恶是非的标准基本是差不多的。怎么样把传统的道德和新的时代联合起来，结合起来，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一个道德抽象继承。比如说过去是忠君，忠总是好的，背叛总是坏的，你现在忠于国家也好，忠于职守也好，这是一个品质，类似这样一些都可以添进去，我觉得这是造了一条道路。”
我们这样评价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并不是说他对这个方法的内涵揭示得已经完全了，这方面尚需方家补充和完善，也不是说他用这个方法分析和解说的古代哲学（不仅哲学）任何一个概念和命题都完全正确和妥当。如有不正确和不妥当的情况，应该说，这也不是方法本身的问题，而是运用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便冯先生关于“抽象继承法”的阐释或解说有什么不足，也瑕不掩瑜，无关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