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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一部语言学专著,有时会对某个研究课题或相关研究带来突破;一部语言学评论集则可能会给语言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学风产生深远的影响。语言学界的第一部学术评论专集,伍铁平先生的《语言和文化评论集》(下称《评论集》)的出版,正具有此重要意义。
一、倡导正确的科学研究态度作者倡导的科研态度至少包括:分析的客观性、科学的至上性、思想的真实性,等等。在《21世纪西方文化会让位于东方文化吗?》和《再谈21世纪西方文化是否将让位于东方文化》中,作者主张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要客观地,而不是感情用事地看待语言学问题。在涉及民族语言、文字、文化以及思维方式时,必须保持冷静,"提出一个科学的论断时不能光凭激情"(第4页)。一方面,我们不能犯大国沙文主义错误,"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汉字比拼音文字优越"、"人文性是汉语成为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的原因之一",都是极不科学的说法。另一方面,"汉语缺少科学、严格、精致的语法"、"汉语是非科学模式的语言",实际上是对祖国语言的贬低,因而同样是不科学的。
科学至上性主要体现在对待学术权威的态度上。学术权威,是因为他们具有同行公认的、超凡的学术造诣。人们敬重权威,是因为相信他们的言论比一般人更接近真理。然而,敬重权威并不等于迷信权威,作者就常向权威提出质疑,涉及的权威包括国外的斯大林(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见伍铁平《语言和思维关系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乔姆斯基(第27页)、萨丕尔(第48页)等,以及国内的吕叔湘(第191页)、季羡林(第1-47页)等。然而,他的质疑方式是以科学和真理为准绳,客观、公正、有理有据、语气平和,商榷色彩浓。"季老是我的老师辈,我从他的著述中学习到许多东西,我对他是很敬佩的。按说我没有资格说东说西,但是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所以斗胆地发表了上述看法。不对的地方,敬请季老、本文谈到的其他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第13页)另一方面在《不要胡批索绪尔》中,作者还对徐德江等无根无据、信口开河、肆意歪曲权威思想的恶劣作风表达了极度的愤慨。
作者的学术评论重心经历了从学术观点的是非辩论到学术打假的转变。在他看来,知识的浅薄可以通过广泛、深入的阅读钻研来改变,偏颇、错误的观点可以通过争鸣予以矫正,然而,弄虚作假、歪曲剽窃、胡吹滥造的学风不仅会坑害读者,而且会败坏语言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名声,这不仅是道德沦丧的表现,更是非法行径。作者用铁的事实,不遗余力地揭露、抨击了国内个别人掠人之美、自吹自擂的拙劣表现。
二、呼吁严肃的学术批评作风批评要讲原则,至少包括有理、有节两个方面。不讲原则地胡乱批评是荒谬的。批评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力求做到每句话都有科学根据"(第Ⅱ页)。作者十分憎恨一些人无视语言、文化、科学、历史等方面的事实,妄加评论,乱下结论。比如,在《评论集》中援引了不少西方人精通汉语的事实驳斥申小龙所谓"汉语具有独特的难以为西方民族所理解的面貌"的偏颇观点以及季羡林所持的"东方语言,比如说汉语,是无法被西方所接受的"的说法(第23页)。学术批评最忌曲解作者原意。"索绪尔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是必须正确理解索绪尔的话的原意,而不能像徐(德江)那样胡批。"(第324页)《不要胡批索绪尔》一文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徐德江肆意歪曲索绪尔本意的事实。
批评还要讲究方式。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厚己薄人,更不是辱名毁誉(除非对方犯有文德、非法问题)。批评的节制不应体现在对真理的维护上,而应体现在指出错误的方式上。阅读作者与季羡林先生就中西文化"让位"问题展开的评论,我们认为,无论从称呼还是表示异议的方式看,他的语气是委婉的,有分寸的。读者或许会觉得作者对申小龙、徐德江的批评在言辞上过于激烈。这其中自有原因。实事求是地讲,作者最初评论申小龙的著述时(见《论语言的比较和文化的比较》、《评申小龙部分著述中的若干问题》)还是相当有节制的,对其正确见解多处给予了正面肯定。"现在上海以申小龙为代表的一些青年语言学工作者提出文化语言学,就是对当前某些中外语言学家长期把语言研究仅仅局限于微观分析的一种反响或者说反拨(reaction)。这种倾向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第28页)只是后来发现申氏著述中存在大量抄袭、剽窃现象时,他才认真严肃对待,开始强烈谴责(而不是一般地评论)这种不道德的学风。对于徐德江,作者的严厉一半是为了打击徐氏不懂装懂、信口开河,败坏语言学界的声誉和自吹自擂、知错不改的恶劣表现,一半是为了回击徐等不讲原则的中伤(见《学术讨论时不应谩骂》)。
三、营造宽松的学术争鸣环境作者在《八零年以来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回顾与反思》中指出,抄袭、粗制滥造、无原则的吹捧等不正之风有蔓延之势,认为"这同一部分人违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我国语言学界又很少开展认真严肃的学术批评有关"(第182页)。要在语言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开展真正的学术批评,杜绝吹捧风气,废弃"好人主义"。"评论是科学"(普希金语)和"百家争鸣"同样是学术界由来已久的准则。没有评论、争鸣,谬误就得不到祛除,真理就得不到弘扬。
从《评论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提倡的争鸣环境应是讲民主、讲平等的宽松环境,人们摆事实,讲道理,不忌评论,不拒评论,不胡乱评论,不压制评论。这也应是我们广大正直科研工作者共同的追求。
一、倡导正确的科学研究态度作者倡导的科研态度至少包括:分析的客观性、科学的至上性、思想的真实性,等等。在《21世纪西方文化会让位于东方文化吗?》和《再谈21世纪西方文化是否将让位于东方文化》中,作者主张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要客观地,而不是感情用事地看待语言学问题。在涉及民族语言、文字、文化以及思维方式时,必须保持冷静,"提出一个科学的论断时不能光凭激情"(第4页)。一方面,我们不能犯大国沙文主义错误,"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汉字比拼音文字优越"、"人文性是汉语成为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的原因之一",都是极不科学的说法。另一方面,"汉语缺少科学、严格、精致的语法"、"汉语是非科学模式的语言",实际上是对祖国语言的贬低,因而同样是不科学的。
科学至上性主要体现在对待学术权威的态度上。学术权威,是因为他们具有同行公认的、超凡的学术造诣。人们敬重权威,是因为相信他们的言论比一般人更接近真理。然而,敬重权威并不等于迷信权威,作者就常向权威提出质疑,涉及的权威包括国外的斯大林(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见伍铁平《语言和思维关系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乔姆斯基(第27页)、萨丕尔(第48页)等,以及国内的吕叔湘(第191页)、季羡林(第1-47页)等。然而,他的质疑方式是以科学和真理为准绳,客观、公正、有理有据、语气平和,商榷色彩浓。"季老是我的老师辈,我从他的著述中学习到许多东西,我对他是很敬佩的。按说我没有资格说东说西,但是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所以斗胆地发表了上述看法。不对的地方,敬请季老、本文谈到的其他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第13页)另一方面在《不要胡批索绪尔》中,作者还对徐德江等无根无据、信口开河、肆意歪曲权威思想的恶劣作风表达了极度的愤慨。
作者的学术评论重心经历了从学术观点的是非辩论到学术打假的转变。在他看来,知识的浅薄可以通过广泛、深入的阅读钻研来改变,偏颇、错误的观点可以通过争鸣予以矫正,然而,弄虚作假、歪曲剽窃、胡吹滥造的学风不仅会坑害读者,而且会败坏语言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名声,这不仅是道德沦丧的表现,更是非法行径。作者用铁的事实,不遗余力地揭露、抨击了国内个别人掠人之美、自吹自擂的拙劣表现。
二、呼吁严肃的学术批评作风批评要讲原则,至少包括有理、有节两个方面。不讲原则地胡乱批评是荒谬的。批评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力求做到每句话都有科学根据"(第Ⅱ页)。作者十分憎恨一些人无视语言、文化、科学、历史等方面的事实,妄加评论,乱下结论。比如,在《评论集》中援引了不少西方人精通汉语的事实驳斥申小龙所谓"汉语具有独特的难以为西方民族所理解的面貌"的偏颇观点以及季羡林所持的"东方语言,比如说汉语,是无法被西方所接受的"的说法(第23页)。学术批评最忌曲解作者原意。"索绪尔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是必须正确理解索绪尔的话的原意,而不能像徐(德江)那样胡批。"(第324页)《不要胡批索绪尔》一文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徐德江肆意歪曲索绪尔本意的事实。
批评还要讲究方式。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厚己薄人,更不是辱名毁誉(除非对方犯有文德、非法问题)。批评的节制不应体现在对真理的维护上,而应体现在指出错误的方式上。阅读作者与季羡林先生就中西文化"让位"问题展开的评论,我们认为,无论从称呼还是表示异议的方式看,他的语气是委婉的,有分寸的。读者或许会觉得作者对申小龙、徐德江的批评在言辞上过于激烈。这其中自有原因。实事求是地讲,作者最初评论申小龙的著述时(见《论语言的比较和文化的比较》、《评申小龙部分著述中的若干问题》)还是相当有节制的,对其正确见解多处给予了正面肯定。"现在上海以申小龙为代表的一些青年语言学工作者提出文化语言学,就是对当前某些中外语言学家长期把语言研究仅仅局限于微观分析的一种反响或者说反拨(reaction)。这种倾向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第28页)只是后来发现申氏著述中存在大量抄袭、剽窃现象时,他才认真严肃对待,开始强烈谴责(而不是一般地评论)这种不道德的学风。对于徐德江,作者的严厉一半是为了打击徐氏不懂装懂、信口开河,败坏语言学界的声誉和自吹自擂、知错不改的恶劣表现,一半是为了回击徐等不讲原则的中伤(见《学术讨论时不应谩骂》)。
三、营造宽松的学术争鸣环境作者在《八零年以来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回顾与反思》中指出,抄袭、粗制滥造、无原则的吹捧等不正之风有蔓延之势,认为"这同一部分人违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我国语言学界又很少开展认真严肃的学术批评有关"(第182页)。要在语言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开展真正的学术批评,杜绝吹捧风气,废弃"好人主义"。"评论是科学"(普希金语)和"百家争鸣"同样是学术界由来已久的准则。没有评论、争鸣,谬误就得不到祛除,真理就得不到弘扬。
从《评论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提倡的争鸣环境应是讲民主、讲平等的宽松环境,人们摆事实,讲道理,不忌评论,不拒评论,不胡乱评论,不压制评论。这也应是我们广大正直科研工作者共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