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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方朝晖先生在2012年12月3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一文，极力主张“正心反腐”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方文认为，靠制度反腐的说法听起来华丽，用起来不切实际。事实上，当下中国民主制度尚未完全确立，反腐制度还不健全，全社会清醒地认识到权力的腐败本性，以及制度建设对于反腐廉政的决定意义。在没有得到“制度反腐”赐福的前提下，方文提出“反腐从正人心开始”，实在不合时宜。
关键词 正心 反腐 制度 中国传统文化
方朝晖先生在2012年12月31日的《 中国青年报 》发表《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以下简称《正心》）一文，申述的“正心反腐”的见解，算得上他近年来提出的动人听闻的“高见”之一。面对汹汹而来的权力腐败狂潮，民众盼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心情之殷切犹如久旱之望云霓。在如此氛围中，“正心反腐论”可谓独异特出，突兀峥嵘，甫一见报，便引得读者议论纷纷。笔者认为，此文立论偏颇，违背常识，与目下中国社会追求的法制与宪政目标相悖。特申述管见，请方先生与众读者指正。
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
任何社会的正常发展，都离不开一个基本条件，即：“制度制恶，教化扬善”。这是政治学上的基本常识。据方先生讲，《正心》一文的主旨是想告诉人们，反腐仅靠制度还不行，必须有“正人心”的社会风气。其实，就是在作者批评的“制度反腐论者”那里，恐怕也没有人简单地认为，制度是唯一的反腐条件；只不过是认为制度乃反腐最不可缺的条件。因此，方先生作为批评目标而树立起来的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假问题”。
如果说方先生是要向人们说明，反腐只有制度还不够，那么这种“高见”虽属老生常谈，了无新意，但并无不妥。问题是，由于方先生力陈“制度反腐”这一理念的“不周全”，强调“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以为只要大胆引进某种全新的制度即可创造奇迹，是天真的想法”，并竭力论证“正人心”对于“反腐”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无法不让人们得出结论，即作者认为“正人心”才是反腐正途。尤其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反腐制度尚未健全并高效运作，官场腐败浪潮令人担忧，全国上下无不痛心疾首于制度空缺带来的无穷弊端，痛感制度建设之紧迫性与必要性，方先生反而力陈“制度反腐”之弊，大力张扬貌似法力无边、实则无从落实的儒家“正心术”，鼓吹它的无上反腐效力，从这个角度讲，读者将“正心反腐论”的帽子戴在方先生头上，恐怕不算冤枉。事实上，方文标题“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确也证明人们的这种印象并非无据。许多网站转载方文时，以《把反腐败寄托于制度的想法太天真》为标题，这种处理显然并非毫无道理。
方先生认为，靠制度反腐的说法听起来华丽，用起来不切实际，“不着边际，无从下手”，原因有二：其一，一切制度都要靠人来维持，而人是处于人际关系与社会风气中的；其二，官场内部也盛行各种风气即潜规则。换言之，方先生认为，在中国既有的社会环境下，制度建设对吏治腐败无能为力。
这里涉及到制度与社会风气的关系问题。不错，每个人都生活在既定社会关系与社会风气中，社会风气可以影响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又何尝不更强烈地影响社会风气？中国传统农本社会的环境——社会意识与社会风气是其有机部分——决定了皇权制度的存在与延续，但20世纪初叶国以革命手段建立起来的共和制度，又何尝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与人们的政治心态、行为方式呢？潜规则的形成，乃是制度（“显规则”）缺失或失灵的结果；“潜规则”与制度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因为“潜规则”存在而认为制度（显规则）难以建立起来，而转向“正人心”反腐，其必然结局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心”尚未“正”过来，就被“潜规则”所败坏。在“潜规则”盛行的环境中，“人心正”如何做到？没有硬性的制度作保障，作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绳，没有维护制度运行的“制度措施”，所谓的“人心之正”根本无法维持。制度反腐的必要性，并非以既有社会风气侵蚀力的大小为转移，而是以制度对反腐的效能为依据。治理“潜规则”最有效的手段，只能是建立并强化制约“潜规则”的“显规则”（即制度），并寻求保证制度高效运行的方法与途径，从制度中求得约束腐败的硬性力量，而不是乞灵于没有外在硬性约束力的“心灵”力量。
方先生认为，“制度反腐”这一说法，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细想之下，却又觉得“不着边际，无从下手”。此论不知从何说起。大抵“制度”，都有具体的实施措施与细则，只要人人遵守，照章办事，即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何谓“不着边际，无从下手”？方先生所谓“事实证明，在中国社会，一种风气一旦形成，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容易被它撕破。”我不知道方先生所谓的“事实”是什么，但在笔者的知识范围内，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景：一种制度的有效性与优越性一旦得到公认，那么，即使在既有社会风气阻力下面临困难与险境，甚至被摧毁，但最终还是能建立起来，并最终改变社会大环境与社会风气。最为明显的实例，莫过于人们所熟知的20世纪初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过程——共和制度的“罗网”确实一度被“复辟”的帝制风浪所“撕破”。按照方先生的逻辑，在两千余年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社会风气面前，我们是否要放弃建立硬性的共和制度，而代之以“正人心”的手段来改变皇权帝制的斑斑劣迹呢？
方先生认为，司法独立会导致新的腐败。其根据是，“一旦司法真的独立了，政府再也管不着它了”，而“在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任何权力机构都可能腐败；这时让某个机构脱离政府干预，成为反腐败的最高权威，这个权威也可能演变成新的腐败源头。”方先生的这种观点是对现代权力制衡制度下“司法独立”制度的严重误解。在现今的中国社会，方先生的这种误解不是孤例，而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事实上，司法独立决不意味着司法机关不受监督而成为“最高权威”，而是司法机关通过相对独立的工作程序，不受外力干预地履行职守，实现法官独立、公正地依法行使职权，独立地承担责任。司法机构所享有的“独立性”，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享有的独立性是同一个范畴，是一种受到制约的相对“独立性”，并不是政治学上所说的皇权社会的“绝对权力”。方先生似乎认为，只有政府可以“管着”司法机关，司法才不会变成新的腐败源头，如果真如方先生所说，“管着”其他机构的政府岂不成了“最高权威”，成了新的腐败源头？而事实上，当下中国官场的腐败，究其根源，正是因为政府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力很少（或根本不）受制约，才使得官员在欲望驱使下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 方先生说，“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分权制衡的结果却是国民经济长期被几个巨型集团所控制，而且是打着‘民主’和‘法治’的旗号进行的”。这种说法之偏颇，无需详加论证，只需指出两点就足够了：首先，在方先生意识中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哪个称得上真正实行“分权制衡”的国家？哪个是以“民主”和“法治”管理的国家？如果不是名副其实的“分权制衡”，何以用它来说明“分权制衡”制度的无效与无用？其次，“国民经济长期被几个巨型集团所控制”，是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重要现象，与“分权制衡”毫无关系，更不是分权制衡造成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国家权力（尤其是中枢权力）从一家一姓以家族血缘关系垄断，发展到享有共同特殊利益的政治集团垄断，再发展到全体国民参与国家管理，国家权力对全体国民开放，这三个阶段大致对应于皇（王）权专制制度、集团专制制度和公民（民主）制度。集团垄断权力（多表现为一党专政）是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过渡时期的政治形式，其主要特点是集团内的几个主要势力控制政权，垄断各种资源的分配。在集团专政的制度中，几个或许多个势力集团垄断国民经济是必然现象，它与实行权力制衡制度与否，根本没有关系。
方文涉及到一个基本逻辑问题。方先生是以西方哲学为其学术背景的，自然应当明白正确运用逻辑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在方文中却感受不到明确而健全的逻辑意识。所以，有必要从逻辑学角度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在我们讨论的“反腐”问题中，“制度”与“正人心”都是条件。如果以逻辑术语来表达，作为反腐条件的“制度”与作为结果的“反腐”目标的实现，二者的关系可表述为：有了反腐的“制度”，可能有“反腐”成功的结果，也可能没有，因为反腐成功还需要其他条件，但是，无反腐的“制度”，则必然没有“反腐”成功的结果。用逻辑术语说，“制度”乃是实现反腐目标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逻辑学上的这个原理，用老百姓都明白的大白话来说，就是“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
反观“正人心”与“反腐”这一对条件与结果，二者的关系是：有了“正人心”的条件，会有反腐目标实现的结果，但没有“正人心”的条件，也未必不能实现反腐的结果；因为在完善的制度正常运作的前提下，纵使“心不正”或掌握权力后“心”变坏的腐败分子，也不敢兴风作浪；即使兴起为恶之念，也会惧于制度制裁而有所收敛；即使一时为恶念驱使而铤而走险，也必然受到制度的制裁而难以持久为恶。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正人心”只是反腐目标的“充分条件”。
很显然，在反腐问题上，“制度”要比“正人心”更重要，也更为可靠，更不可或缺。离开制度而奢谈“正人心”，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论，则是没有弄明白轻重缓急，本末倒置。
传统“正心反腐”老药方治不了当今官场的腐败病
方先生认为 “奢谈制度不如探索制度之路，重视制度不如研究制度之基”，而他所谓“制度之路”，大概是指“正心”这个路径，而“制度之基”则是指既有的中国传统（尤其儒家传统）的吏治思想。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这副反腐老药方，即使在它赖以存在的以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相对固定为特点的传统农本社会，也是收效甚微，不怎么灵验。众所周知，帝制时代司空见惯的官场腐败，是中国史册中最为人熟知的事实。当今社会结构更为复杂，价值取向更为多元，各种诱惑更多更强大，在此社会环境中，重新祭起从前就不灵光的“正人心”秘方，将它奉为医治当代官场腐败痼疾的法宝，不免使人联想到江湖郎中高调兜售所谓“祖传秘方”的情形。
不难看出，方先生所推崇的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中开出的“董氏药方”，完全是中国传统老药房里那副“诚、正、修、齐、治、平”的老药方：“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这与孔子对季康子劝政如出一辙：“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儒家以“正心论”为理论依据开出的“吏治药方”，仅从逻辑角度似乎没有问题，但致命的大问题是：“人”能否做到永远“心正”？而与之相连的问题是，如果人“心不正”（事实上，在掌握权力的前提下，“人心正”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尤其是掌握至高权力、最容易腐败的皇帝“心不正”，谁来格其心之“非”？这些问题，在儒家似乎不成问题，因为儒家以“人性善”建立的逻辑是，“人皆可以成尧舜”，只要不断做“致良知”的修炼功夫，就能达到“成尧舜”的境界；而人修炼到尧舜的境界，“心”自然也就“正”了，德性自然纯正了，社会自然也就美好了。作为儒家思想精髓之一的“修齐治平”思想，其逻辑不过如此。儒家“正心术”是“反求诸己”的“内功”。
然而，人性真的仅有善性一端吗？现代的人们都非常清楚，人性乃善恶两性共存，并非只有善性，更有恶性。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程度之间的差异。”（《反杜林论》）“半为天使，半为野兽”，这句话之所以被视为至理名言，是因为它是符合人性实际的真理。人之“兽性”，主要表现在人类与生俱来的与动物无异的最主要的本能欲望，即性欲、权力欲、贪物欲等。在这些欲望上，人与动物完全一致。
人性善恶两存决定了理想社会的必然条件是：建立硬性的制度以制恶，辅以软性的教化以导善。儒家提倡“正心”，决定了它在“劝善”上的作为，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良，而对于制恶则注定不可能有大作为。但在恶行得不到及时有效遏制，尤其是在劝善者自身为欲望驱使为恶，“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时，任何“正心”劝善的理论，都难以避免沦为伪善的说教；而在伪善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存在时，任何“正心”的道德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不仅“心正”的道德目标注定成为海市蜃楼，甚至连人们对“善”的信仰也会被彻底摧毁。
人的“兽性欲望”即性欲、权欲和物欲等欲望的永恒存在，决定了人的行为必然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孔子名言“未闻好德如好色”所包含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人心之正”（具体表现为人之良行）是社会性的，是后天培养的，而腐败行为的背后则是天然的人性欲望（性欲、物欲与权欲）。孔子一生宣扬“仁爱”、“泛爱众”，反对杀人，可一旦当上鲁国司寇，还是开了杀戒，诛杀异见者少正卯。朱熹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不遗余力，但最终不得不承认“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在中国史册中，“廉洁”名下实为巨贪的实例，可谓俯拾即是，不胜枚举，更不用说货真价实的贪官。一言以蔽之，人性中兽性欲望的存在，欲望驱动之下“难以向善，易于为恶”的本性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心正”在“欲望”面前的易变性、脆弱性与软弱性。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便可以明白“反腐”何以不能倚重“正心”的道理，更不用说视“正心”为“反腐”制胜法宝了。 按照方先生所作的现代版诠释，“董氏药方”四元素中的所谓“义利”，即不能把“利”字放在首要位置；所谓“均寡”，就是“财富分配公平”；所谓“贤能”，就是端正官员品德；所谓“养士”，就是要发现、培养德性平正的人才。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就会明白，这些所谓“良策”都不是“正心”所能办到的。就“义利”而言，那些饱读“圣贤书”的官员何尝不明白“义利”？“执政为民”宗旨教育下的官员，岂有不明白“义利”之理？然而，民族之“义”也好，民众之“义”也罢，在官员的“物欲”面前，又有多少分量？就“均寡”而言，现在的官员哪个不能讲出一番“共同富裕”的道理？可是在滚滚物欲激荡之下，哪个官员敢说内心无动于衷？如果不是被法网收监，哪个腐败官员会做“正心”的功夫而自动罢手？就“贤能”与“养士”而论，在没有制度监督的情况下，难道那些“人品正直、心术端正”的“高洁之士”就不会变坏？面对别有用心而投怀送抱的美女，哪个官员能做到坐怀不乱，心静如水，不为所动？很显然，董仲舒乃至整个儒家“正心反腐”，乃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根本没有牢固的根基，以“正心”反腐，无异于痴人说梦。
在天然存在的兽性欲望面前，无论是皇帝（实际上，皇帝是天下最易腐败之人）还是微吏，都具有天然的腐败倾向；而权力则是欲望释放最根本的条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民主社会才对所有权力实行“有罪推定”，即相信“权力倾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为避免权力演变成“绝对权力”而走向腐败，无不实行权力制衡，而绝不把反腐的希望寄托于“心正”。
在“正人心”与制度建设对社会的作用问题上，我认为胡适的一段话乃是不易之真理，值得加以引述，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同样的道理，在人人相信并为建立制度而努力的国家，即使没有高尚的道德说教与“正人心”的高尚道德目标，随着制度的建立，人们的行为也会逐渐变得端正，“人心”与道德也会逐渐变得正常，并进而向高尚发展；而在一个人人开口闭口大讲“仁义道德”而不遵守规矩与制度的国家，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在习焉不察中养成巧言令色、欺上瞒下的习惯，成为伪言虚饰、厚颜无耻的奸猾之徒，这个国家随之也会变成一个伪善冷酷、流氓遍地的非正常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要求官员廉洁奉公、恪尽职守，恐怕比登天还难。
“正心反腐论”是不合时宜的政治迷魂汤
在当今世界，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变的各国各民族，都是以制度建设成功实现了反腐目标，“制度反腐”已经被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而当下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型时期，宪政民主制度尚未完全确立，反腐制度还未建立，从习近平主席到普通民众，全国上下都渴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当下一样，清醒地认识到权力的腐败本性，以及制度建设对于反腐廉政的决定意义。在没有得到“制度反腐”赐福的前提下，像方先生这样的学者，居然提出“反腐从正人心开始”，断言“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以为只要大胆引进某种全新的制度即可创造奇迹，是天真的想法！”其情形颇类似于1923年“科玄论战”时新儒家一派非议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科学信仰，盛赞中国“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所创造的“精神文明”，鼓吹中国传统文化救世界的情形。以中国积贫积弱之现状，科学与中国民众还没有行见面礼，遍地乩坛道院，仙方鬼照相，交通和实业都不发达，还不曾享受科学赐福的时候，对科学横加非议，实在是不合时宜至极！其情形很类似一个家无隔夜粮的穷人家，忘乎所以地奢谈贫穷如何惬意，富裕如何对人不利，矫情之外更是欺人自欺。
面对网络读者的质疑，方先生感到被人误解，在博客上特别撰写文字，声明自己“没主张用道德教育反腐”，再次表明《正人心》一文的观点：“当下流行的制度反腐之说，忽略了社会风气和人心糜烂问题；在社会风气已成为腐败巨大温床的情况下，一切制度设计都可能无济于事；制度建设当然重要，但若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制度，就必须考虑制度存在的根基和文化土壤。制度决定论在近代中国很流行，但并不适用于中国文化的习性，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永远存在‘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因此，若不考虑中国文化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社会的规律，盲目崇洋，空谈法治，就有可能画饼充饥、一事无成。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正是由于食洋不化，始终未找到在中国文化中重建秩序、确立制度的有效途径。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忧思的严肃问题。”
方先生的这段文字核心意涵有三：第一，“制度反腐论”忽视了“正人心”这个关键，造成制度不可能发挥作用；第二，建立反腐制度要考虑既定的“根基和文化土壤”，即“中国文化的特性”；第三，中国近百年制度建设上不能找到重建秩序、确立制度的有效途径，是因为“食洋不化”。如果我的理解不错，我们对此需要指明几点：
第一，当下的反腐，并非如方先生所说，“忽略了社会风气和人心糜烂问题”，相反，当下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一样，仍是最重视教化（“正心”）的国家。且不说历代读书之人无不接受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信条，帝制时代一以贯之的“忠君爱民”理想；也不说两千余年来妇孺皆知、人人成诵的孔孟之徒的“养正气”、“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训诫；单说近代以来国民党宣传的“天下为公”、“礼义廉耻”，共产党视为法宝的政治思想教育，充斥教科书的“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宣传，目下方兴未艾的“耻辱观”教育，哪个不在“正人心”目标上做足了功课？可以说，“正心”教育是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最显著的事实之一，是中国传统吏治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
目前的腐败与历史上的腐败一样，并非由忽略教化所致，而是制度设计存在缺陷，或者说乃是制度的缺失所造成。在总体上，当下中国官场腐败的根源，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刺激，官员的欲望被释放出来，而权力制衡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束缚官员的笼子迟迟没有建立起来。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与传统中国社会一样，官员处于社会的中心，不仅负有管理国家的责任，也负有道德教化的义务。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控制权力的官员不但没有成为为民立极的道德榜样，反而成为了令人痛恨的社会恶的代表。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践踏，官员对民众的蛮横与冷酷，官员及其亲族子女特权的大行其道，假公济私、情欲放纵、生活糜烂愈演愈烈，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此类官场恶行即使是偶然现象，都足以毁掉民众对官员“君子之德”的期待，更何况目下的官场恶行有增无已、司空见惯，腐败问题令人忧心忡忡。官员对平民吼出的那句气壮如牛的“当官的就应骑马坐轿”，表明道貌岸然的官场“劝善者们”，其实并未脱离刘邦“大丈夫生当如此”慨叹中透出的前现代思维陋习，而官员腐败“连窝化”的层出不穷，表明腐败行为已经演化为这个时代的“官场新时尚”。这样的官场意识如何能靠官员“正心”来改变，被这样的残酷现实摧毁的人们对善的信仰又如何靠“正心”来恢复？
关键词 正心 反腐 制度 中国传统文化
方朝晖先生在2012年12月31日的《 中国青年报 》发表《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以下简称《正心》）一文，申述的“正心反腐”的见解，算得上他近年来提出的动人听闻的“高见”之一。面对汹汹而来的权力腐败狂潮，民众盼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心情之殷切犹如久旱之望云霓。在如此氛围中，“正心反腐论”可谓独异特出，突兀峥嵘，甫一见报，便引得读者议论纷纷。笔者认为，此文立论偏颇，违背常识，与目下中国社会追求的法制与宪政目标相悖。特申述管见，请方先生与众读者指正。
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
任何社会的正常发展，都离不开一个基本条件，即：“制度制恶，教化扬善”。这是政治学上的基本常识。据方先生讲，《正心》一文的主旨是想告诉人们，反腐仅靠制度还不行，必须有“正人心”的社会风气。其实，就是在作者批评的“制度反腐论者”那里，恐怕也没有人简单地认为，制度是唯一的反腐条件；只不过是认为制度乃反腐最不可缺的条件。因此，方先生作为批评目标而树立起来的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假问题”。
如果说方先生是要向人们说明，反腐只有制度还不够，那么这种“高见”虽属老生常谈，了无新意，但并无不妥。问题是，由于方先生力陈“制度反腐”这一理念的“不周全”，强调“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以为只要大胆引进某种全新的制度即可创造奇迹，是天真的想法”，并竭力论证“正人心”对于“反腐”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无法不让人们得出结论，即作者认为“正人心”才是反腐正途。尤其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反腐制度尚未健全并高效运作，官场腐败浪潮令人担忧，全国上下无不痛心疾首于制度空缺带来的无穷弊端，痛感制度建设之紧迫性与必要性，方先生反而力陈“制度反腐”之弊，大力张扬貌似法力无边、实则无从落实的儒家“正心术”，鼓吹它的无上反腐效力，从这个角度讲，读者将“正心反腐论”的帽子戴在方先生头上，恐怕不算冤枉。事实上，方文标题“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确也证明人们的这种印象并非无据。许多网站转载方文时，以《把反腐败寄托于制度的想法太天真》为标题，这种处理显然并非毫无道理。
方先生认为，靠制度反腐的说法听起来华丽，用起来不切实际，“不着边际，无从下手”，原因有二：其一，一切制度都要靠人来维持，而人是处于人际关系与社会风气中的；其二，官场内部也盛行各种风气即潜规则。换言之，方先生认为，在中国既有的社会环境下，制度建设对吏治腐败无能为力。
这里涉及到制度与社会风气的关系问题。不错，每个人都生活在既定社会关系与社会风气中，社会风气可以影响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又何尝不更强烈地影响社会风气？中国传统农本社会的环境——社会意识与社会风气是其有机部分——决定了皇权制度的存在与延续，但20世纪初叶国以革命手段建立起来的共和制度，又何尝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与人们的政治心态、行为方式呢？潜规则的形成，乃是制度（“显规则”）缺失或失灵的结果；“潜规则”与制度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因为“潜规则”存在而认为制度（显规则）难以建立起来，而转向“正人心”反腐，其必然结局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心”尚未“正”过来，就被“潜规则”所败坏。在“潜规则”盛行的环境中，“人心正”如何做到？没有硬性的制度作保障，作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绳，没有维护制度运行的“制度措施”，所谓的“人心之正”根本无法维持。制度反腐的必要性，并非以既有社会风气侵蚀力的大小为转移，而是以制度对反腐的效能为依据。治理“潜规则”最有效的手段，只能是建立并强化制约“潜规则”的“显规则”（即制度），并寻求保证制度高效运行的方法与途径，从制度中求得约束腐败的硬性力量，而不是乞灵于没有外在硬性约束力的“心灵”力量。
方先生认为，“制度反腐”这一说法，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细想之下，却又觉得“不着边际，无从下手”。此论不知从何说起。大抵“制度”，都有具体的实施措施与细则，只要人人遵守，照章办事，即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何谓“不着边际，无从下手”？方先生所谓“事实证明，在中国社会，一种风气一旦形成，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容易被它撕破。”我不知道方先生所谓的“事实”是什么，但在笔者的知识范围内，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景：一种制度的有效性与优越性一旦得到公认，那么，即使在既有社会风气阻力下面临困难与险境，甚至被摧毁，但最终还是能建立起来，并最终改变社会大环境与社会风气。最为明显的实例，莫过于人们所熟知的20世纪初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过程——共和制度的“罗网”确实一度被“复辟”的帝制风浪所“撕破”。按照方先生的逻辑，在两千余年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社会风气面前，我们是否要放弃建立硬性的共和制度，而代之以“正人心”的手段来改变皇权帝制的斑斑劣迹呢？
方先生认为，司法独立会导致新的腐败。其根据是，“一旦司法真的独立了，政府再也管不着它了”，而“在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任何权力机构都可能腐败；这时让某个机构脱离政府干预，成为反腐败的最高权威，这个权威也可能演变成新的腐败源头。”方先生的这种观点是对现代权力制衡制度下“司法独立”制度的严重误解。在现今的中国社会，方先生的这种误解不是孤例，而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事实上，司法独立决不意味着司法机关不受监督而成为“最高权威”，而是司法机关通过相对独立的工作程序，不受外力干预地履行职守，实现法官独立、公正地依法行使职权，独立地承担责任。司法机构所享有的“独立性”，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享有的独立性是同一个范畴，是一种受到制约的相对“独立性”，并不是政治学上所说的皇权社会的“绝对权力”。方先生似乎认为，只有政府可以“管着”司法机关，司法才不会变成新的腐败源头，如果真如方先生所说，“管着”其他机构的政府岂不成了“最高权威”，成了新的腐败源头？而事实上，当下中国官场的腐败，究其根源，正是因为政府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力很少（或根本不）受制约，才使得官员在欲望驱使下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 方先生说，“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分权制衡的结果却是国民经济长期被几个巨型集团所控制，而且是打着‘民主’和‘法治’的旗号进行的”。这种说法之偏颇，无需详加论证，只需指出两点就足够了：首先，在方先生意识中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哪个称得上真正实行“分权制衡”的国家？哪个是以“民主”和“法治”管理的国家？如果不是名副其实的“分权制衡”，何以用它来说明“分权制衡”制度的无效与无用？其次，“国民经济长期被几个巨型集团所控制”，是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重要现象，与“分权制衡”毫无关系，更不是分权制衡造成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国家权力（尤其是中枢权力）从一家一姓以家族血缘关系垄断，发展到享有共同特殊利益的政治集团垄断，再发展到全体国民参与国家管理，国家权力对全体国民开放，这三个阶段大致对应于皇（王）权专制制度、集团专制制度和公民（民主）制度。集团垄断权力（多表现为一党专政）是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过渡时期的政治形式，其主要特点是集团内的几个主要势力控制政权，垄断各种资源的分配。在集团专政的制度中，几个或许多个势力集团垄断国民经济是必然现象，它与实行权力制衡制度与否，根本没有关系。
方文涉及到一个基本逻辑问题。方先生是以西方哲学为其学术背景的，自然应当明白正确运用逻辑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在方文中却感受不到明确而健全的逻辑意识。所以，有必要从逻辑学角度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在我们讨论的“反腐”问题中，“制度”与“正人心”都是条件。如果以逻辑术语来表达，作为反腐条件的“制度”与作为结果的“反腐”目标的实现，二者的关系可表述为：有了反腐的“制度”，可能有“反腐”成功的结果，也可能没有，因为反腐成功还需要其他条件，但是，无反腐的“制度”，则必然没有“反腐”成功的结果。用逻辑术语说，“制度”乃是实现反腐目标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逻辑学上的这个原理，用老百姓都明白的大白话来说，就是“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
反观“正人心”与“反腐”这一对条件与结果，二者的关系是：有了“正人心”的条件，会有反腐目标实现的结果，但没有“正人心”的条件，也未必不能实现反腐的结果；因为在完善的制度正常运作的前提下，纵使“心不正”或掌握权力后“心”变坏的腐败分子，也不敢兴风作浪；即使兴起为恶之念，也会惧于制度制裁而有所收敛；即使一时为恶念驱使而铤而走险，也必然受到制度的制裁而难以持久为恶。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正人心”只是反腐目标的“充分条件”。
很显然，在反腐问题上，“制度”要比“正人心”更重要，也更为可靠，更不可或缺。离开制度而奢谈“正人心”，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论，则是没有弄明白轻重缓急，本末倒置。
传统“正心反腐”老药方治不了当今官场的腐败病
方先生认为 “奢谈制度不如探索制度之路，重视制度不如研究制度之基”，而他所谓“制度之路”，大概是指“正心”这个路径，而“制度之基”则是指既有的中国传统（尤其儒家传统）的吏治思想。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这副反腐老药方，即使在它赖以存在的以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相对固定为特点的传统农本社会，也是收效甚微，不怎么灵验。众所周知，帝制时代司空见惯的官场腐败，是中国史册中最为人熟知的事实。当今社会结构更为复杂，价值取向更为多元，各种诱惑更多更强大，在此社会环境中，重新祭起从前就不灵光的“正人心”秘方，将它奉为医治当代官场腐败痼疾的法宝，不免使人联想到江湖郎中高调兜售所谓“祖传秘方”的情形。
不难看出，方先生所推崇的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中开出的“董氏药方”，完全是中国传统老药房里那副“诚、正、修、齐、治、平”的老药方：“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这与孔子对季康子劝政如出一辙：“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儒家以“正心论”为理论依据开出的“吏治药方”，仅从逻辑角度似乎没有问题，但致命的大问题是：“人”能否做到永远“心正”？而与之相连的问题是，如果人“心不正”（事实上，在掌握权力的前提下，“人心正”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尤其是掌握至高权力、最容易腐败的皇帝“心不正”，谁来格其心之“非”？这些问题，在儒家似乎不成问题，因为儒家以“人性善”建立的逻辑是，“人皆可以成尧舜”，只要不断做“致良知”的修炼功夫，就能达到“成尧舜”的境界；而人修炼到尧舜的境界，“心”自然也就“正”了，德性自然纯正了，社会自然也就美好了。作为儒家思想精髓之一的“修齐治平”思想，其逻辑不过如此。儒家“正心术”是“反求诸己”的“内功”。
然而，人性真的仅有善性一端吗？现代的人们都非常清楚，人性乃善恶两性共存，并非只有善性，更有恶性。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程度之间的差异。”（《反杜林论》）“半为天使，半为野兽”，这句话之所以被视为至理名言，是因为它是符合人性实际的真理。人之“兽性”，主要表现在人类与生俱来的与动物无异的最主要的本能欲望，即性欲、权力欲、贪物欲等。在这些欲望上，人与动物完全一致。
人性善恶两存决定了理想社会的必然条件是：建立硬性的制度以制恶，辅以软性的教化以导善。儒家提倡“正心”，决定了它在“劝善”上的作为，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良，而对于制恶则注定不可能有大作为。但在恶行得不到及时有效遏制，尤其是在劝善者自身为欲望驱使为恶，“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时，任何“正心”劝善的理论，都难以避免沦为伪善的说教；而在伪善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存在时，任何“正心”的道德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不仅“心正”的道德目标注定成为海市蜃楼，甚至连人们对“善”的信仰也会被彻底摧毁。
人的“兽性欲望”即性欲、权欲和物欲等欲望的永恒存在，决定了人的行为必然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孔子名言“未闻好德如好色”所包含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人心之正”（具体表现为人之良行）是社会性的，是后天培养的，而腐败行为的背后则是天然的人性欲望（性欲、物欲与权欲）。孔子一生宣扬“仁爱”、“泛爱众”，反对杀人，可一旦当上鲁国司寇，还是开了杀戒，诛杀异见者少正卯。朱熹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不遗余力，但最终不得不承认“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在中国史册中，“廉洁”名下实为巨贪的实例，可谓俯拾即是，不胜枚举，更不用说货真价实的贪官。一言以蔽之，人性中兽性欲望的存在，欲望驱动之下“难以向善，易于为恶”的本性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心正”在“欲望”面前的易变性、脆弱性与软弱性。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便可以明白“反腐”何以不能倚重“正心”的道理，更不用说视“正心”为“反腐”制胜法宝了。 按照方先生所作的现代版诠释，“董氏药方”四元素中的所谓“义利”，即不能把“利”字放在首要位置；所谓“均寡”，就是“财富分配公平”；所谓“贤能”，就是端正官员品德；所谓“养士”，就是要发现、培养德性平正的人才。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就会明白，这些所谓“良策”都不是“正心”所能办到的。就“义利”而言，那些饱读“圣贤书”的官员何尝不明白“义利”？“执政为民”宗旨教育下的官员，岂有不明白“义利”之理？然而，民族之“义”也好，民众之“义”也罢，在官员的“物欲”面前，又有多少分量？就“均寡”而言，现在的官员哪个不能讲出一番“共同富裕”的道理？可是在滚滚物欲激荡之下，哪个官员敢说内心无动于衷？如果不是被法网收监，哪个腐败官员会做“正心”的功夫而自动罢手？就“贤能”与“养士”而论，在没有制度监督的情况下，难道那些“人品正直、心术端正”的“高洁之士”就不会变坏？面对别有用心而投怀送抱的美女，哪个官员能做到坐怀不乱，心静如水，不为所动？很显然，董仲舒乃至整个儒家“正心反腐”，乃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根本没有牢固的根基，以“正心”反腐，无异于痴人说梦。
在天然存在的兽性欲望面前，无论是皇帝（实际上，皇帝是天下最易腐败之人）还是微吏，都具有天然的腐败倾向；而权力则是欲望释放最根本的条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民主社会才对所有权力实行“有罪推定”，即相信“权力倾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为避免权力演变成“绝对权力”而走向腐败，无不实行权力制衡，而绝不把反腐的希望寄托于“心正”。
在“正人心”与制度建设对社会的作用问题上，我认为胡适的一段话乃是不易之真理，值得加以引述，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同样的道理，在人人相信并为建立制度而努力的国家，即使没有高尚的道德说教与“正人心”的高尚道德目标，随着制度的建立，人们的行为也会逐渐变得端正，“人心”与道德也会逐渐变得正常，并进而向高尚发展；而在一个人人开口闭口大讲“仁义道德”而不遵守规矩与制度的国家，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在习焉不察中养成巧言令色、欺上瞒下的习惯，成为伪言虚饰、厚颜无耻的奸猾之徒，这个国家随之也会变成一个伪善冷酷、流氓遍地的非正常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要求官员廉洁奉公、恪尽职守，恐怕比登天还难。
“正心反腐论”是不合时宜的政治迷魂汤
在当今世界，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变的各国各民族，都是以制度建设成功实现了反腐目标，“制度反腐”已经被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而当下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型时期，宪政民主制度尚未完全确立，反腐制度还未建立，从习近平主席到普通民众，全国上下都渴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当下一样，清醒地认识到权力的腐败本性，以及制度建设对于反腐廉政的决定意义。在没有得到“制度反腐”赐福的前提下，像方先生这样的学者，居然提出“反腐从正人心开始”，断言“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以为只要大胆引进某种全新的制度即可创造奇迹，是天真的想法！”其情形颇类似于1923年“科玄论战”时新儒家一派非议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科学信仰，盛赞中国“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所创造的“精神文明”，鼓吹中国传统文化救世界的情形。以中国积贫积弱之现状，科学与中国民众还没有行见面礼，遍地乩坛道院，仙方鬼照相，交通和实业都不发达，还不曾享受科学赐福的时候，对科学横加非议，实在是不合时宜至极！其情形很类似一个家无隔夜粮的穷人家，忘乎所以地奢谈贫穷如何惬意，富裕如何对人不利，矫情之外更是欺人自欺。
面对网络读者的质疑，方先生感到被人误解，在博客上特别撰写文字，声明自己“没主张用道德教育反腐”，再次表明《正人心》一文的观点：“当下流行的制度反腐之说，忽略了社会风气和人心糜烂问题；在社会风气已成为腐败巨大温床的情况下，一切制度设计都可能无济于事；制度建设当然重要，但若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制度，就必须考虑制度存在的根基和文化土壤。制度决定论在近代中国很流行，但并不适用于中国文化的习性，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永远存在‘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因此，若不考虑中国文化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社会的规律，盲目崇洋，空谈法治，就有可能画饼充饥、一事无成。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正是由于食洋不化，始终未找到在中国文化中重建秩序、确立制度的有效途径。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忧思的严肃问题。”
方先生的这段文字核心意涵有三：第一，“制度反腐论”忽视了“正人心”这个关键，造成制度不可能发挥作用；第二，建立反腐制度要考虑既定的“根基和文化土壤”，即“中国文化的特性”；第三，中国近百年制度建设上不能找到重建秩序、确立制度的有效途径，是因为“食洋不化”。如果我的理解不错，我们对此需要指明几点：
第一，当下的反腐，并非如方先生所说，“忽略了社会风气和人心糜烂问题”，相反，当下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一样，仍是最重视教化（“正心”）的国家。且不说历代读书之人无不接受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信条，帝制时代一以贯之的“忠君爱民”理想；也不说两千余年来妇孺皆知、人人成诵的孔孟之徒的“养正气”、“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训诫；单说近代以来国民党宣传的“天下为公”、“礼义廉耻”，共产党视为法宝的政治思想教育，充斥教科书的“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宣传，目下方兴未艾的“耻辱观”教育，哪个不在“正人心”目标上做足了功课？可以说，“正心”教育是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最显著的事实之一，是中国传统吏治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
目前的腐败与历史上的腐败一样，并非由忽略教化所致，而是制度设计存在缺陷，或者说乃是制度的缺失所造成。在总体上，当下中国官场腐败的根源，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刺激，官员的欲望被释放出来，而权力制衡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束缚官员的笼子迟迟没有建立起来。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与传统中国社会一样，官员处于社会的中心，不仅负有管理国家的责任，也负有道德教化的义务。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控制权力的官员不但没有成为为民立极的道德榜样，反而成为了令人痛恨的社会恶的代表。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践踏，官员对民众的蛮横与冷酷，官员及其亲族子女特权的大行其道，假公济私、情欲放纵、生活糜烂愈演愈烈，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此类官场恶行即使是偶然现象，都足以毁掉民众对官员“君子之德”的期待，更何况目下的官场恶行有增无已、司空见惯，腐败问题令人忧心忡忡。官员对平民吼出的那句气壮如牛的“当官的就应骑马坐轿”，表明道貌岸然的官场“劝善者们”，其实并未脱离刘邦“大丈夫生当如此”慨叹中透出的前现代思维陋习，而官员腐败“连窝化”的层出不穷，表明腐败行为已经演化为这个时代的“官场新时尚”。这样的官场意识如何能靠官员“正心”来改变，被这样的残酷现实摧毁的人们对善的信仰又如何靠“正心”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