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环境中网络舆论的形成及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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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圣战”始末
  “69圣战”的源起是2010年5月30日上海世博会的踩踏事件。当天,韩国人气团SuperJunior(后简称SJ)于晚上在上海世博园演艺中心演出。为获得当晚的演出入场券,数千歌迷拥挤在世博演艺中心取票区域,一度造成混乱,并引发踩踏事件。园区方面不得不出动大量武警维持现场秩序。一位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告诉记者,像这样“疯狂”的场面在世博开园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
  韩国方面最初表示将发出5000张入场券,但其实SJ经纪人及SM公司知道实际票数只有几百张。经纪人为了虚高SJ的人气,仍然对外宣称有5000张入场券,从而吸引各地的SJ粉丝前去观看、造势、拉横幅,而后票数不够不能入内,堵在世博园内,造成一票难求、中国人为之疯狂的假象。最终实际发出的票数大约在500张,几近疯狂的歌迷对此极度不满,导致了粉丝们的暴力行动,并且将怨气发泄在了维持秩序的武警和志愿者身上,出现了辱骂、殴打武警和志愿者,向武警吐口水,甚至还有歌迷脱了自己的衣服扬言武警非礼的极端行为。
  此次踩踏事件通过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尤其在网络虚拟社区中,歌迷团对中国武警和志愿者的所作所为遭到了网民们的强烈谴责。随后,以“魔兽世界吧”为发源地,在天涯、猫扑等各大网站相继出现了网友有组织地反对SuperJunior及其粉丝的活动,从而引爆了“反哈韩”网民与SuperJunior粉丝的“网络大混战”。由于该“网络混战”发生在6月9日,故又称“69圣战”。
  “碎片化”环境:网络舆论的形成
  “69圣战”的相关情况统计。“69圣战”是一起典型的网络传播事件。笔者通过百度指数(BaiduIndex)输入“69圣战”这一关键词,获得了该事件的相关统计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69圣战”的“战场”主要分布在我国沿海及内陆发达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并向其他城市扩散。参与者以男性居多,年龄绝大部分处于10~19岁、20~29岁,主要为学生,而且从“职业分布”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推论。同时,这是一起非正常网络传播事件,当中涉及一些专业的网络技术,因而IT从业人员也成了此次事件的主要参与人员。值得一提的是,从“学历分布”上看,除了“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了绝大比例外,“高中生”的人数位居第二。笔者认为,这也是此次网络事件舆论制造者和传播者的高明之处。6月9日是全国高考结束之日,广大考生终于获得“解放”,积累了整整一年的压力或者考试不理想的消极情绪亟待释放。“69圣战”的爆发似乎为这一群体找到了发泄的渠道。或许他们当中部分人并不知道事情的经过,仅仅是作为一种释放的方式而进行“围观”,从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6月8日至9日,网络用户的关注度有了一个“内爆式”的急剧增长,而“媒体关注度”与“用户关注度”几乎呈现正相关,两者相互牵引,互为影响。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的一起事件,会在网络上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其中网络舆论是如何形成并传播的?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必须对互联网这一新媒体环境的特征进行初步的分析。
  “碎片化”的网络环境。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Web2.0的盛行,使得网络媒介极大地延伸到了用户终端,为网民表达、参与、聚合资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网民选择权、接近权、参与权的行使也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这种“碎片化”的环境造成了传统社会关系、市场结构以及社会观念的逐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利益群体的差异化诉求以及社会成分的碎片化分割。①而在网络这一虚拟的公共场域当中,把关人的作用较之传统媒体已经大大弱化,网民可以就某个公共事件进行公开、自由、平等的意见分享,从而表达自身的差异化利益诉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互联网的虚拟性、隐蔽性、匿名性,带来意见表达的便捷性、随意性,从而使得网民无须顾及“沉默的大多数”,而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网上论坛、聊天室、新闻跟帖、贴吧、博客等网络平台为公众提供了表达意见的场所。②
  网络舆论的生成。相对于传统媒体,互联网这种高度“碎片化”的环境更易于舆论的形成,且“网络舆论正成为社会总体舆论中日渐重要、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③。当某一议题在这种“碎片化”的场域中引发了足够多的关注,便逐步演化成网络舆论。在通常情况下,网络上的各种意见或见解都是以“版主”、“吧主”等类似的“意见领袖”来形成合意的。“69圣战”的源起本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但由于网络的通达性以及把关人作用的式微,“意见领袖”可以非常方便地将这起生活中的且具有某种新闻价值的事件“转移”到虚拟社会中,并且任何人都可以就歌迷们对武警和志愿者的所作所为品头论足一番,甚至宣泄自己不正常的情绪。当这种不正常的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利用时,便会形成一股强劲的网络舆论,并在网络空间的孵化下成为具有轰动效应的网络事件,甚至出现“网络舆论暴力”。所谓“网络舆论暴力”,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多数网民通过网络语言对某一事件的当事人表达相对一致的非理性意见,从而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甚至破坏的现象。“69圣战”就是一起典型的“网络舆论暴力”事件。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69圣战”其实是参与者“本我”人格的一种体现。弗洛伊德曾经在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个体的人格由三个系统组成:本我、自我、超我。其中,“本我”是最原始的无意识心理冲动,是人与生俱来的,它所坚持的是“快乐原则”④。在作为“观点的自由市场”的互联网空间里,多元化的传播者、开放式的传播渠道、滚雪球般的传播方式以及复合型的传播形态,强化了网民“本我”议程设置的功能。⑤再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或许会因为某种顾虑而掩饰自己的真实情绪和态度。⑥而当人处在网络这种没有或者相对缺乏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时,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有所降低,会在“法不责众”的心理支配下本能地进行情绪的尽情宣泄,从而展现人格体系最深层面的“本我”。当不同个体的“本我”在针对某个事件外化而成的观点、见解上产生共鸣时,网络舆论便应运而生。
  “蝴蝶效应”:网络舆论的传播
  网络舆论传播的“蝴蝶效应”。“69圣战”诞生于网络,就注定了舆论从形成的那一刻起,将会以惊人的速度迅速传播。
  在网络舆论的初始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初始舆论极小的、微妙的偏差,都会引起不可预料的舆论效果。根据物理学中机械波的相关原理,如果两个波传播方向相同、步调一致,则当两个波相交时,振幅会进行叠加。“网络舆论中的这些意见派系正如一个个不同的振动波,它们相互此消彼长,能量(舆论的规模和强度)相互叠加,有时难以控制,便导致‘蝴蝶效应’的发生。”⑦
  “69圣战”中的“振动波”。“69圣战”事件中,最初只是在“魔兽世界”的贴吧里发出了“反哈韩”的号召,即第一个“振动波”。其后,由于支持“圣战”的网友的热烈追捧和宣传,以及歌迷们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各种不同的“振动波”相互叠加,从而积聚了相当大的能量,传播的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在这个事件中,由于网络意见的散乱与复杂,“蝴蝶效应”中的各种变量因素较多。为了便于分析网络舆论的传播机制,笔者在此只选取了四种因素作为变量。
  一是SJ及其经纪人。这是一个潜在的变量,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到网络舆论的传播中,却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或者说是舆论的“振源”。
  二是“魔兽世界吧”的“圣战”发起人。正是由于这个变量的作用,使得“圣战”进入议程设置。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他之所以发起此次“圣战”,并不排除某些特殊的目的,如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
  三是支持“圣战”的网民。这一变量的介入,使得舆论的能量在短时间内被迅速引爆。此外,还有一群“不明真相”的网民,通过“围观”此次圣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事件发展的进程。最终,“69圣战”从“魔兽世界吧”蔓延到互联网的各大著名论坛。
  四是SJ的歌迷们。由于此次“圣战”打击的对象主要是SJ的歌迷们,因而他们自然也成了一股反对“圣战”的抗衡力量。这一变量的加入,似乎更加激起了“圣战”支持者的“战斗热情”。在他们的相互“厮杀”中,舆论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达到了最大值。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面对异质性群体时,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⑧这种群体内部同质化、群体间异质化的情况极易造成舆论传播的极端化,进而产生冲突。正如“69圣战”中,支持一方的舆论首先形成,继而反对一方的舆论也纷纷涌现,两者在此消彼长的相互对抗中促使整个“圣战”的“蝴蝶效应”逐步升级,使得舆论一旦形成就以不可想象的速度传播和蔓延,并最终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可见,倘若不在网络舆论形成之初就进行有效的引导,一旦舆论进入传播阶段,就会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犹如溃堤的洪水,完全失去控制。
  结论
  网络技术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为公众带来更多话语权的同时,也使得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遭受巨大的冲击。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把关人”等在基于Web2.0技术的互联网平台上显得无能为力。网络环境的“碎片化”日益明显,其本质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在多方面的博弈,因而受众倾向于寻找自身的利益群体进行交流,并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的其他受众群体进行交锋。而网络的匿名性原理又使得各种非理性舆论形成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并且在“蝴蝶效应”的去中心化作用下导致“沉默的螺旋”作用机制的消解,最终导致极端的集合行为。
  德国批判学派学者哈贝马斯曾指出,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本身也是控制的合理性。网络在提供给人们前所未有的传播自由的同时,也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存在,尤其是对各种有害的网络信息的监管。网络舆论的出现,可以看做是一个政府改善社会控制策略的机会。⑨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理应是各种舆论监督渠道畅通无阻的社会,很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可以通过传统媒体的舆论渠道得以解决,从而网络舆论的“蝴蝶效应”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69圣战”的起源本是一个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最终反而在网络虚拟社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可见传统媒体在这起事件中所处的地位显然被“边缘化”了,从而难以及时发挥正确引导舆论的作用。因此,如何更好地协调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舆论引导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充分发挥两者的积极作用,规避消极影响,是摆在传播学者和政府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
  注释:
  ①⑦韩立新、霍江河:《“蝴蝶效应”与网络舆论生成机制》,《当代传播》,2008(6)。
  ②刘正荣:《从非理性网络舆论看网民群体心理》,《现代传播》,2007(3)。
  ③金兼斌:《网络舆论的演变机制》,《传媒》,2008(4)。
  ④E·M·罗杰斯[美]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⑤罗昕:《网络舆论暴力的形成机制探究》,《当代传播》,2008(4)。
  ⑥刘毅:《略论网络舆情的概念、特点、表达与传播》,《理论界》,2007(1)。
  ⑧勒庞[法]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⑨王雪:《网络舆论、集体行为与社会控制》,《探求》,2007(1)。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9级硕士生)
  编校: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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