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1969年，28000名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怀揣着理想信念来到延安，他们将大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片红色的沃土，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求知若渴，将延安精神深深烙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中，为革命老区注入了新思想、新方法、新动力。
　　初到陕北的北京知青们面对的不仅是陌生新奇的生活环境，还有许多现实的困难。比如，如何使用柴火灶？如何用当地的方言同大家交流？如何耕地、除草、收割、打坝、修梯田等等，这些都是摆在北京知青面前需要解决的难题。此时，陕北乡亲们手把手地帮助知青们站稳脚跟，热心地为知青出点子，他们用乐观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使北京知青找到了现实的努力方向，奠定了老区文教、医药、生活全新发展的基础。
　　丁爱笛，人称“丁牛”，他在延川县张家河村插队落户，插队期间他担任过四次生产队长，四次大队书记，当时的生产队基本都是大锅饭，大家干活时普遍存在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尤其是夏收刚结束，地里追肥需要挑粪的量更大，但个别人总是偷偷地将粪沿途倒掉减轻重量，带坏了整个挑粪队伍的风气。为了刹住这股歪风邪气，在一次挑粪途中，丁爱笛守在上山送粪必经的一棵老杜梨树下，将腰间别着的秤砣往树上一挂，每来一个人就拦下来把所担的粪称一称，这下有人露馅了，有的壮小伙只挑了25斤不到，而有的妇女足足挑了100多斤。丁爱笛把自己挑的145斤糞放在旁边，谁要是不服气也可以来称一称。总结大会上丁爱笛对少挑粪的人按比例扣除相应的工分。这下炸锅了，有当街骂的，有去公社告状的，甚至给县革委会写信举报，但是丁爱笛生生抗住压力，坚持实事求是，团结周围的群众按规定办事，就这样“丁牛”的外号响彻十里八村。在丰收的分红会上，丁爱笛更是大胆创新，提出将按劳动分配的比例由原来占总收入的20%提高到30%，这一次丁爱笛继续“牛”到底，大家工作积极性得到了大幅提升，年底又获得了丰收。他将实践数据结合理论思想，发表了一篇如何提升工人积极性的文章，引起了陕西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丁爱笛就靠着这么一股牛劲，带领着延川县张家河村的乡亲们脱贫致富，将落后的小山村建设成模范山村。
　　在北京知青中，仍然有许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能够离开这里，他们成为黄土地的守望者，为延安的发展奉献了一生。汪桂兰就是留延北京知青的一个典型。1969年1月，从北京第一师范毕业不久的她来到宜君县尧生公社思弥大队插队落户，同年7月走上讲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她克服了和学生之间的语言障碍、生活习惯的不同以及教学方法不当等重重困难终于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乡村教师。可就在农村生活了整整9年后，1978年后半年，北京传来确切消息，当年因为“错分配”的原因，1969年从北京第一师范毕业的学生现可落实政策回京。虽说落实政策是个好事，可是一个颇为残酷的现实横亘在汪桂兰的面前：早在1974年汪桂兰已与黄陵县双龙中学的数学老师白昕辉结为连理，并且有了两个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十分幸福。而政策规定得很明确，只允许知青一人返京，配偶及子女不在此列！汪桂兰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兄弟姐妹中就缺她一个，远在北京的老母亲早就盼她回来团圆。多少个夜晚，汪桂兰都难以入睡，脑海里充斥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是北京大都市的风貌，一会儿是黄土地热情、淳朴的民风;一会儿是举家团聚的欢乐情景，一会儿是已经与自己生活了4年的丈夫及两个孩子的身影，还有当地学生们那一张张稚嫩的面孔和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看着十多个在当地结婚的同伴一个一个全都与丈夫离了婚，只身返回了北京，汪桂兰也曾犹豫过、痛苦过，但最终她放弃了回城。她心里明白：虽然通情达理的丈夫没有阻拦，可自己一旦回去，这个家就散伙了，丈夫的人生可能就要改变，孩子们就会失去亲娘。当然，促使汪桂兰做出人生这一重大决定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她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这里有她的追求，有她所钟爱的事业。当时首都教师严重缺乏，北京市教育局先后给汪桂兰来过4封信，希望她回京执教，汪桂兰都谢绝了。多年以后，汪桂兰与友人说起此事，一脸的爽快：“不是说我多伟大，反正我当初的选择太正确了！”1998年底，中央电视台推出纪念改革开放20年特别节目——“20年·20人”，汪桂兰位居其中，与体操王子李宁、打假英雄王海、“中国第一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王选等齐名。《西安晚报》曾以《一个北京知青的陕西人生》为题报道了汪桂兰的先进事迹。延安市委、市政府先后授予她“学雷锋、学英模先进个人”“弘扬延安精神先进个人”、延安市“劳动模范”的称号。
　　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北京知青用青春书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歌，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弘扬着延安精神。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延安精神薪火相传、永不熄灭。在如今这样一个世界形势瞬息万变，祖国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秉承延安精神，弘扬主旋律，是时代的呼唤，是发展的需要。让我们把自己锤炼成延安精神的传承者、发扬者、宣传者，将“延安精神”发扬光大，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