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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作为一种表意符号，是人类进行交流的主要工具，是思想表达的重要载体。秽语在人类语言发展中一直特立独行，用它的独特和“不羁”维系着大众情感的符号表征，表达着语言异形编码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权力象征。秽语种类繁多，但是以性别编码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文就秽语中的性别符号入手，从这些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语言暴力”文本中，解释形成秽语的社会和文化渊源，挖掘秽语性别符号背后的权力观。
【关键词】秽语，性别，权力
秽语，俗称下流话，不堪入耳的话，在人们表达愤怒或不懈时最常用到。秽语，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各个时代和社会的语言文本的差异性以及人们的思想价值观，也是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好恶和权力。纵观目前对秽语的研究，学者多是强调秽语对文化和社会的不利影响，尤其关注秽语对青少年语言和发育的不良影响，担心秽语的使用不利于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展。但是，对秽语的符号表意以及情感空间却很少讨论，更不会提及秽语发展背后的文化权力渊源了。本文试图从秽语中的符号文本入手，进而分析性秽语符号中的符号编码形式架构，找出其背后的文化和权力根源。
一、 性秽语中的符号文本举例
秽语，从多角度、多社会层面都体现了国人不同的价值角度和思维方式，其中应用最广泛、最能调动人们情绪的一类是与性和性别文化相关的秽语，这些符号文本中不乏男性对女性的侮辱和强权。笔者认为，秽语中对性别符号的引入是长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体现着既有逻辑的观念体系，有着独特地研究价值。
（一）男人——>女人（男性对女性的施暴）
这一类秽语符号中最明显的就是“操”和“靠”，十分明显地暴露出了男性从性别上对女性的诋毁和蹂躏。“操”和“靠”在骂人语言中的运用，是秽语中最常使用的一种。这说明了男性在其中的主动地位和对女性的不爱惜和虐待。其使用的广泛程度简直到令人瞠目的程度。
纵观全中国各个地区，上到老叟，下至孩童，不管知不知道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在面对气愤的事件或者不随心意时，都会说出经典的国骂“操你妈”，网络语变形成“草泥马”，这句国骂中很明显的是对被骂者的母亲的“凌辱”。当然南北地区不同，各地方言和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但表意却惊人的一致。如南方语系中上海话是说“滚那妈错比”，浙江骂“娘希匹”，重庆骂是“你妈卖P”（重庆话发音B=p），潮汕说的是“蒲你阿嬷（妈）”，福建的“腮淋目”和“塞你母”异曲同工等。
当然，除了侮辱母亲，还有就是对其直系女性亲属，如：对奶奶的侮辱：“奶奶个腿的”；对姑姑的：“屌你细姑”，对妹妹的责骂“你妹啊”。最近比较流行的网路语“你妹啊！”也是国骂的转化和变体，甚至前段时间风靡的游戏应用“找你妹”，笔者以为也是借用了这种偏向秽语的表达形式而赢得了游戏玩家的喜爱和钟情。
总之，不管其形式有多少种，总结起来其体现得语言符号编码形式都是出于男性对女性的侮辱和施暴，是一种典型的通过语言暴力来达到侮辱和羞辱对方的目的。
动物——>女人（人畜乱伦）
这一类秽语也是种类繁多，而且比上一类男性对女性的侮辱更胜一筹，直接进行到“人畜乱伦”，指的是秽语中出现很多动物名词来对女性进行隐晦的谩骂。比如：唐山话骂人时会骂“不人揍（造）的”，“崽儿揍（造）的”，这就是通过骂你爸不是人，进而骂你是你妈和非人物的结合，当然这个非人的物质多数指的是动物。
此外，还有更明显的直接体现动物名词的秽语，比如“王八羔子”、“兔崽子”“瓜娃子”，“狗日的”，”嫩个大猴子“，这些都是直接使用王八、兔子、龟、狗、猴子这些非人类的东西来骂人，从中不难分析到秽语使用中最无辜的受害者又是被骂人的母亲，也即女性群体。
总之，这种通过比人类低级的动物的符号使用来直接咒骂他人是“杂种”的形式，是升级版的对女性的凌辱。这比男人对女性的施暴更加的暴力，因为人类进化后一直认为动物没法与人类相比。倘若用动物与女人的乱伦进行编码，来拉低女人的地位，这也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三）器官 （性别观差异）
中国人历来是十分低调和含蓄的，對性更是讳莫如深。即使是到了开放的现代，仍然闭口不谈。如果有人在交流中提到性或与性器官沾边，那一定会令旁人羞愧难当。因此，用性器官的名词来骂人是再适合不过了。与器官相关的秽语例子屡见不鲜，如“傻逼（SB）” 、“2B”、“怂B”，“你妈卖B”“混蛋”以及“你大（爸）球”等。
总体来看，秽语从性器官的角度映射出中国人对性地位和性别的不同看法，人们对性的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羞耻感，对性别也从骨子里有着歧视和不公。因此，性器官作为骂人的秽语才得以流传和继承。
二、性秽语产生的文化渊源
秽语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性别文化的角度来看，这虽然是一种碎片化和断裂式的文本编码，但是却存在着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的性别观念，比如上文总结的规律可以看出，我国秽语骂人离不开女性，尤其是以“妈”为首的亲戚，也离不开性器官。不管怎样骂，归根结底都是骂女人，“操”“靠”“塞”等词全都是以女性为受辱对象的词，男性始终处于施动地位和主导地位，而女人是一种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动者身份，并不存在能够反击的任何机会，只能忍受这种侮辱。
究其原因是长期而漫长的性别文化影响的社会再现。
（一）“附属品”文化
身体，自古至今都是女性的资本，女人已经习惯了通过谄媚和讨好男性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而男人则更是习惯了从女性的谄媚和讨好中获得自己的尊严感和占有欲，利用这种欲望来改变女性。女性一旦被男性占有，就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也就经转化成为男性权力的一种体现。更直接一点说，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是男人的私有财产。这时的女性成为男性所有财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性主动让自己成为了自己男人的附属品。而且，男人娶的房室越多，拥有的“财产”越丰富，越体现出他的能力和地位。自此，男人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欲极度扩张以至变态，就潜移默化地筑造了男女性别差异的扩大，使得原本处于劣势地位的女人境遇更加凄惨。女性从此不仅失去人格尊严，人身自由，连自身价值都需要男人的认可。作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男人可以任意处置掌握在手中的女人，但绝不允许其他男人染指。 （二）“烈女”文化
自古以来，中国的宗教以及“女經”等一类古籍就对女性的行为作了苛刻的规定和限制。“好女不侍二夫”，足以看出烈女文化对女性的苛刻要求，也体现了自古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古代的女人并不像现代女人这么婚恋自由，女人没有选择夫君的权力，甚至没有掌握自己生命的权力，因为女性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被侵犯，则被永远的打上了不贞洁的印记，贴上了“贱人”“荡妇”“婊子”的标签，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女人，从小被教育的是：不论嫁与不嫁，都必须要有节操。嫁了人的女人，如果她的男人因故去世，她要么跟着丈夫自戕，要么再也不嫁，孤老一生。未嫁的女人，则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遇到丈夫之前失去节操，如不幸遇到强暴和污辱的时候，要么自杀，要么抗拒被杀，都好过苟存于世。
总之，这方面的谩骂主要是针对女性的品行和节操而言的。比如直言贬低对方“婊子养的！” 或者骂女性不守贞洁，作风不正，如“养汉的”、“搞破鞋”等。节操是一个只对女人有约束力的词汇，女人失去贞洁则成为男人无法忍受的耻辱。
（三）性耻辱文化
性这个词在中国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话题。每每提及，都会让说者和听者感到极不自然。不像外国父母和子女一样，能够心平气和的聊关于性的话题，中国正统社会长期处于无“性”时代，不仅父母与子女之间避而不谈，长辈们之间也对这种房帷密事甚少涉及。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人面对性的处境都会由衷地产生出隔离感。到了文明社会，性观念越来越开放，因此出现了许多出轨、乱伦等不合传统社会规范的性行为，这严重破坏了家庭额和谐和稳定，甚至导致婚姻破裂。这都使得性已经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负面阴影，性耻辱的文化在我国是根深蒂固。因此，在秽语中加入性行为符号，用设想中的不道德性和疏离感来使对方陷入尴尬的境地，往往能获得意料之中的侮辱效果。
三、秽语背后的权力观
秽语，这种边缘的声音表达着一种曲折的叙事，在性别的多重语义之间游荡，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中，权力不仅仅存在于这些有关性别的另类叙述中，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常常显现于主流叙事。本文虽然并没有做更深入的量化研究，但从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文学作品以及影视剧文本中可以看出性秽语中存在着被学者忽略了的情感意义以及情感认同，而这对认识性秽语的符号权力过程至关重要。性秽语形成取决于附属品文化、烈女文化以及性耻辱文化的影响，究其根源，是男女不平等权力观的结果，男人的权力不仅体现在占有女人的身体，也表现在女人的所有光荣和荣誉全部依赖于男人的赐予，这也是促使男性与女性地位悬殊，因此，秽语中会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女性的侮辱和施暴。
但是，如今社会变革日新月异，女人的从属地位和附属品文化也发生了改变。女人也开始像男人一样开始挣钱和经济独立了，这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男权的力量和威慑力。可见，女人出去打拼，给性秽语的形成背景造成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时间和力度都还不能够撼动男权文化，只能是带来些许不同，为我们研究如何产出秽语的不良影响提供契机。
参考文献：
[1]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著.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2]Jane Stokes著，黄红宇、曾妮译.媒介与文化研究方法.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6年1月出版.
[3]《收集各地经典骂人话》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426178/
【关键词】秽语，性别，权力
秽语，俗称下流话，不堪入耳的话，在人们表达愤怒或不懈时最常用到。秽语，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各个时代和社会的语言文本的差异性以及人们的思想价值观，也是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好恶和权力。纵观目前对秽语的研究，学者多是强调秽语对文化和社会的不利影响，尤其关注秽语对青少年语言和发育的不良影响，担心秽语的使用不利于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展。但是，对秽语的符号表意以及情感空间却很少讨论，更不会提及秽语发展背后的文化权力渊源了。本文试图从秽语中的符号文本入手，进而分析性秽语符号中的符号编码形式架构，找出其背后的文化和权力根源。
一、 性秽语中的符号文本举例
秽语，从多角度、多社会层面都体现了国人不同的价值角度和思维方式，其中应用最广泛、最能调动人们情绪的一类是与性和性别文化相关的秽语，这些符号文本中不乏男性对女性的侮辱和强权。笔者认为，秽语中对性别符号的引入是长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体现着既有逻辑的观念体系，有着独特地研究价值。
（一）男人——>女人（男性对女性的施暴）
这一类秽语符号中最明显的就是“操”和“靠”，十分明显地暴露出了男性从性别上对女性的诋毁和蹂躏。“操”和“靠”在骂人语言中的运用，是秽语中最常使用的一种。这说明了男性在其中的主动地位和对女性的不爱惜和虐待。其使用的广泛程度简直到令人瞠目的程度。
纵观全中国各个地区，上到老叟，下至孩童，不管知不知道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在面对气愤的事件或者不随心意时，都会说出经典的国骂“操你妈”，网络语变形成“草泥马”，这句国骂中很明显的是对被骂者的母亲的“凌辱”。当然南北地区不同，各地方言和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但表意却惊人的一致。如南方语系中上海话是说“滚那妈错比”，浙江骂“娘希匹”，重庆骂是“你妈卖P”（重庆话发音B=p），潮汕说的是“蒲你阿嬷（妈）”，福建的“腮淋目”和“塞你母”异曲同工等。
当然，除了侮辱母亲，还有就是对其直系女性亲属，如：对奶奶的侮辱：“奶奶个腿的”；对姑姑的：“屌你细姑”，对妹妹的责骂“你妹啊”。最近比较流行的网路语“你妹啊！”也是国骂的转化和变体，甚至前段时间风靡的游戏应用“找你妹”，笔者以为也是借用了这种偏向秽语的表达形式而赢得了游戏玩家的喜爱和钟情。
总之，不管其形式有多少种，总结起来其体现得语言符号编码形式都是出于男性对女性的侮辱和施暴，是一种典型的通过语言暴力来达到侮辱和羞辱对方的目的。
动物——>女人（人畜乱伦）
这一类秽语也是种类繁多，而且比上一类男性对女性的侮辱更胜一筹，直接进行到“人畜乱伦”，指的是秽语中出现很多动物名词来对女性进行隐晦的谩骂。比如：唐山话骂人时会骂“不人揍（造）的”，“崽儿揍（造）的”，这就是通过骂你爸不是人，进而骂你是你妈和非人物的结合，当然这个非人的物质多数指的是动物。
此外，还有更明显的直接体现动物名词的秽语，比如“王八羔子”、“兔崽子”“瓜娃子”，“狗日的”，”嫩个大猴子“，这些都是直接使用王八、兔子、龟、狗、猴子这些非人类的东西来骂人，从中不难分析到秽语使用中最无辜的受害者又是被骂人的母亲，也即女性群体。
总之，这种通过比人类低级的动物的符号使用来直接咒骂他人是“杂种”的形式，是升级版的对女性的凌辱。这比男人对女性的施暴更加的暴力，因为人类进化后一直认为动物没法与人类相比。倘若用动物与女人的乱伦进行编码，来拉低女人的地位，这也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三）器官 （性别观差异）
中国人历来是十分低调和含蓄的，對性更是讳莫如深。即使是到了开放的现代，仍然闭口不谈。如果有人在交流中提到性或与性器官沾边，那一定会令旁人羞愧难当。因此，用性器官的名词来骂人是再适合不过了。与器官相关的秽语例子屡见不鲜，如“傻逼（SB）” 、“2B”、“怂B”，“你妈卖B”“混蛋”以及“你大（爸）球”等。
总体来看，秽语从性器官的角度映射出中国人对性地位和性别的不同看法，人们对性的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羞耻感，对性别也从骨子里有着歧视和不公。因此，性器官作为骂人的秽语才得以流传和继承。
二、性秽语产生的文化渊源
秽语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性别文化的角度来看，这虽然是一种碎片化和断裂式的文本编码，但是却存在着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的性别观念，比如上文总结的规律可以看出，我国秽语骂人离不开女性，尤其是以“妈”为首的亲戚，也离不开性器官。不管怎样骂，归根结底都是骂女人，“操”“靠”“塞”等词全都是以女性为受辱对象的词，男性始终处于施动地位和主导地位，而女人是一种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动者身份，并不存在能够反击的任何机会，只能忍受这种侮辱。
究其原因是长期而漫长的性别文化影响的社会再现。
（一）“附属品”文化
身体，自古至今都是女性的资本，女人已经习惯了通过谄媚和讨好男性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而男人则更是习惯了从女性的谄媚和讨好中获得自己的尊严感和占有欲，利用这种欲望来改变女性。女性一旦被男性占有，就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也就经转化成为男性权力的一种体现。更直接一点说，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是男人的私有财产。这时的女性成为男性所有财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性主动让自己成为了自己男人的附属品。而且，男人娶的房室越多，拥有的“财产”越丰富，越体现出他的能力和地位。自此，男人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欲极度扩张以至变态，就潜移默化地筑造了男女性别差异的扩大，使得原本处于劣势地位的女人境遇更加凄惨。女性从此不仅失去人格尊严，人身自由，连自身价值都需要男人的认可。作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男人可以任意处置掌握在手中的女人，但绝不允许其他男人染指。 （二）“烈女”文化
自古以来，中国的宗教以及“女經”等一类古籍就对女性的行为作了苛刻的规定和限制。“好女不侍二夫”，足以看出烈女文化对女性的苛刻要求，也体现了自古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古代的女人并不像现代女人这么婚恋自由，女人没有选择夫君的权力，甚至没有掌握自己生命的权力，因为女性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被侵犯，则被永远的打上了不贞洁的印记，贴上了“贱人”“荡妇”“婊子”的标签，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女人，从小被教育的是：不论嫁与不嫁，都必须要有节操。嫁了人的女人，如果她的男人因故去世，她要么跟着丈夫自戕，要么再也不嫁，孤老一生。未嫁的女人，则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遇到丈夫之前失去节操，如不幸遇到强暴和污辱的时候，要么自杀，要么抗拒被杀，都好过苟存于世。
总之，这方面的谩骂主要是针对女性的品行和节操而言的。比如直言贬低对方“婊子养的！” 或者骂女性不守贞洁，作风不正，如“养汉的”、“搞破鞋”等。节操是一个只对女人有约束力的词汇，女人失去贞洁则成为男人无法忍受的耻辱。
（三）性耻辱文化
性这个词在中国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话题。每每提及，都会让说者和听者感到极不自然。不像外国父母和子女一样，能够心平气和的聊关于性的话题，中国正统社会长期处于无“性”时代，不仅父母与子女之间避而不谈，长辈们之间也对这种房帷密事甚少涉及。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人面对性的处境都会由衷地产生出隔离感。到了文明社会，性观念越来越开放，因此出现了许多出轨、乱伦等不合传统社会规范的性行为，这严重破坏了家庭额和谐和稳定，甚至导致婚姻破裂。这都使得性已经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负面阴影，性耻辱的文化在我国是根深蒂固。因此，在秽语中加入性行为符号，用设想中的不道德性和疏离感来使对方陷入尴尬的境地，往往能获得意料之中的侮辱效果。
三、秽语背后的权力观
秽语，这种边缘的声音表达着一种曲折的叙事，在性别的多重语义之间游荡，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中，权力不仅仅存在于这些有关性别的另类叙述中，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常常显现于主流叙事。本文虽然并没有做更深入的量化研究，但从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文学作品以及影视剧文本中可以看出性秽语中存在着被学者忽略了的情感意义以及情感认同，而这对认识性秽语的符号权力过程至关重要。性秽语形成取决于附属品文化、烈女文化以及性耻辱文化的影响，究其根源，是男女不平等权力观的结果，男人的权力不仅体现在占有女人的身体，也表现在女人的所有光荣和荣誉全部依赖于男人的赐予，这也是促使男性与女性地位悬殊，因此，秽语中会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女性的侮辱和施暴。
但是，如今社会变革日新月异，女人的从属地位和附属品文化也发生了改变。女人也开始像男人一样开始挣钱和经济独立了，这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男权的力量和威慑力。可见，女人出去打拼，给性秽语的形成背景造成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时间和力度都还不能够撼动男权文化，只能是带来些许不同，为我们研究如何产出秽语的不良影响提供契机。
参考文献：
[1]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著.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2]Jane Stokes著，黄红宇、曾妮译.媒介与文化研究方法.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6年1月出版.
[3]《收集各地经典骂人话》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426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