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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学取代了文言文学在文坛上的正宗地位。但各种旧体文学，如文言赋、章回小说、传统戏曲剧本、旧体诗词曲等仍然有不少旧学功底深厚者或传统文化爱好者写作。其中，旧体诗（包括诗词曲）的作者恐怕是各类旧体文学中作者群体最为庞大和广泛的一种。现代人的旧体诗有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那就是随着现代汉语新词的不断产生，许多新词也进入了旧体诗中。旧体诗这一古老艺术形式与新词的结合，既是语言变迁的结果，也是旧体诗自我调整以便适应语言实际的结果。
一
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三要素之中，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当属词汇。随着社会的发展，有的旧词逐渐消失，新词不断产生，这是语言变迁的基本规律。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新动词，以及其他新词。新词的来源广泛，如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都有大量新词产生。其中，科技方面的新词较多。新词中有的是外来词，还有新造词、网络用语等。本文讨论的新词范围主要指古典诗词中没有使用过的词，或者旧词新义，包括现代汉语中出现的新词，也就是传统诗词用语范围之外的词语。
中国诗歌向来对新词采用兼收并蓄的态度。古代诗歌中即有使用新词的例子，如唐宋诗词中的“葡萄，琵琶、玻璃”等词就是当时的新词语，“苏幕遮”等词牌名也来自西域。清朝诗人何绍基有“鄂州试上火轮船”、黄遵宪有“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等诗句，使用“火轮船”、“轻气球”等新名词。清末的诗歌革新运动中，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即把新词语的使用作为对中国传统诗歌革新的途径之一。梁启超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1]希望通过融新词语入古风格，即吸收新词语，保留古风格，创出新意境。这个思路对后人的影响很深，20世纪许多旧体诗人都在走这条路。
20世纪的中国因为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空前密切，加上本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动，使得汉语中来自外语、科技和政治方面的新词爆炸式地增长。许多外来词（外国地名、事物名等）、政治科技经济术语已经成为汉语的基本词汇或者高频词。如果不采用这些新词，人们在描述身边的生活时便会无从开口和下笔。新词进入旧体诗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现代旧体诗中的新词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科技新名词进入旧体诗。随着科技的发展，20世纪有一大批新的科技发明出现，加之20世纪中国人又具有特别强烈的科技强国幻想，与此相关的科学新名词如飞机、原子弹、卫星等也进入现代旧体诗。如胡先骕的《宇宙航行歌》即有“航行宇宙有飞船，发射飞船凭火箭。苏联先后射卫星，太空生物恣游行。”实际上是整个民族的科学崇拜在旧体诗中的一种体现。20世纪还有许多和疾病医药相关的医学新名词，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启功的旧体诗词中就有许多医疗新名词。如他的《千秋岁·就医》：“天旋地转，这次真完蛋。毛孔内，滋凉汗。倒翻肠与肚，坐卧周身颤。头至脚，细胞个个相交战。”另外一首《沁园春·美尼尔氏综合症》：“明朝去找医生。服‘苯海啦明’‘乘晕宁’。说脑中血管，老年硬化，发生阻碍，失去平衡。此症称为，美尼尔氏，不是寻常暑气蒸。稍可惜。现药物无特效，且待公薨。”
新的政治词汇入旧体诗。20世纪的各种重大政治事件、运动等都在现代旧体诗中有所反映。与之相关的新词也自然经常出现在这类诗中，有时甚至成为基本词汇。郭沫若的《〈淮海报〉创刊二十周年题寄》有“上游无上须争取，路线光芒照大千。”另一首《迎接一九七七年》（东风第一枝）：“七七年光荣任务——批“四害”，肃清流毒；加强民主集中，纯洁先锋队伍；国民经济，一定要搞它上去；高举起马列红旗，大治之期可数！”
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有许多外国人名、地名的音译词经常被使用，其中有一些也进入了现代旧体诗。田汉《哭程砚秋》（三首）之一的尾联是：“一代伶工成战士，海边精读马恩书。”老舍的《诗三首——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多米尼加人民一边》第一首有：“多米尼加操必胜”。
新词的入诗，多数情境下是因为表现对象需要新名词指称，在另外的一些情境下则是某种特殊艺术效果的需要。例如，旧体诗词中的打油诗使用新词的情况更为常见。这是因为打油诗作为一种俗文学体裁，本来就不追求典雅。不但不怕新词的使用与诗歌的格调不统一，反而特别需要新词与旧体之间形成的对比与反差，从而达到反讽、幽默等效果。如老舍的《病中》一诗有“五月害背痛，六月患拉稀，腹背兼受攻，抵抗誓长期！”“病魔亦幽默，德谟克拉西”。邵燕祥的《胸怀世界》：“既有夜郎夸大国，宁无腐乳臭全球。未庄阿Q总经理，不做‘中心’誓不休。”都使用了时语或音译词，令人忍俊不禁。这种艺术效果是旧词难以达到的。
二
旧体诗使用新词是自身艺术形式创新的需要。旧体诗的格律、音韵、平仄、粘对、词牌格式等，有的几乎成为定格，有的变化较小，只有它的词汇变化的可能性最大。旧体诗在词汇方面突破古典诗词既有格局的空间最大，而且最具有操作性。因而以新词语入诗的方式实现对传统诗词的突破，是目前在大体保存旧体诗词艺术规则的前提下，各种旧体诗词改革方案中最容易获得一致赞同的一种。诗人和学者们也很少怀疑旧体诗语言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良运说：“文学语言的变革，明清小说已先行一步，唯独诗的语言未变，虽然如袁枚等诗人也说过“以口语入诗，最妙”，但最终不过是成为一种点缀。黄遵宪勇敢提出“我手写吾口”，在中国诗歌从旧体（包括古体、近体）向“五四”时代的新诗的变化过程中，实有划时代的意义。”[2]但是在现代人的旧体诗如何使用新词语以实现旧体诗的语言革新上，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注意到新词与旧体诗词的典雅风格之间常有矛盾之处。刘半农说：“若在文学范围，则用笔以漂亮雅洁为主，杂入累赘费解之新名词，其讨厌必与滥用古典相同。”[3]因此担心“如果把这些新名词大量运用到诗中，必然会有违诗篇的醇厚，把诗写成莲花落、快板书，改变了诗的本色。”[4]
这表明，旧体诗使用新词还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很好地处理。郭沫若说：“我们今天的新词汇很多是三四字乃至四五字以上所构成的。这样要用四言来表达，简直就不可能。例如苏伊士运河这一辞是五个字，有一位朋友填词，为了要把这个名词嵌入四字句，便缩短成了“伊士运河”。这真是所谓削足适履，或者可以说砍头入棺了。”[5]郭沫若说的情况在现代旧体诗中是比较普遍的。如田汉作于1959年的《浣溪沙》（二首）其二有：“创业十年追不岛”，“不岛”指“不列颠岛”，为了适应七言句的字数限制，结果让人无法读懂。其实，郭沫若本人的旧体诗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郭沫若的《全运会闭幕》一诗有“奥林匹上群神悚。”“奥林匹”应该是指“奥林匹亚”。另外他的《水调歌头·旧途》有“才到新西比利，已过乌兰巴托”，“新西比利”指“新西比利亚”。还有的诗人为了使新词符合旧体诗的格律，对新词的写法做了改动。如聂绀弩的《雪峰六十》（四首）有句“忽惊名列索维埃”，为了叶平仄，改“苏维埃”为“索维埃”。如果单从理解的角度讲，这种迁就格律的新词改写不能算是成功的。以上都是现代旧体诗对外语新词处理不恰当的例子。
施蛰存就中国诗使用音译词评述说：“中国旧体诗词，唐宋以后，几乎可以说已定了型，没有发展。直到梁启超、黄公度，才有意来一个‘诗界革命’，但也只限于使用许多新名词、新事物。在平仄对偶的条件之下，这些新名词、新事物也还受到限制，不能随意尽量使用。王半塘作《八声甘州》词，用了一个‘乌里雅苏台’，一时词人为之叫绝，可是也始终只此一句，没有能发展下去。”[6]王半塘诗中用的“乌里雅苏台”的确是个很难重复的特例。施蛰存所说的问题的核心是近代以来汉语的快速变迁与旧体诗相对稳定的艺术规则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近代国际交流的结果，进入日常生活的外来新词语（包括音译词）骤增。诗人们最初曾经试图把他们引入旧体诗，如清末诗人们使用新词语的实验。但这种尝试终于失败。原因是旧体诗词的字数有限而固定，有时根本无法使用新词，尤其是音节过多的音译词。再者，外来词会破坏旧诗词典雅高古的格调。
旧体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固的词汇体系，如“兰舟、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鹃啼、孤影、雁字、玉楼、残更”等。旧体诗词的常用表达方式也较为固定。旧体诗的常用词是与农耕文明相对应的。传统旧体诗的词汇体系既影响了诗词作者的写作习惯，也培育了诗词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现在的社会和语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些词有的成为滥调套语，有的从现代汉语中消失。现代人用旧体诗表现当下的生活、情感，需要引入必要的新词语。但新词的大量使用，容易使旧体诗的典雅和蕴藉之美受损，有时还会被保守派诗人批评为附庸风雅或不懂韵味。这需要旧体诗在吸收新词语以反映新生活、表达新感情的同时，防止新词语对旧体诗整体格调的破坏。
新词语进入旧体诗需要有一个转变为诗家语的过程。也就是说，新词需要诗词作者的加工、处理，使之能够与作品的整体格调协调，不要显得太过突兀。读者也需要调整那种读旧体诗词必须古色古香的期待视野。另外，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诗人可以充分发挥不同旧体诗的文体优长。如果需要使用新词，可以首先考虑使用古体和散曲等形式。因为古体诗在对仗、平仄、押韵等方面的要求比近体诗更为宽松，更易于使用新词。散曲的句子长短变化丰富，用字较为灵活，回旋余地更大，对新词的包容性也更大。散曲作为传统旧体诗的一种，具有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尖锐泼辣的风格，这种文体风格也更容易和新词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22（合订本第7册）189页，中华书局，1989
[2]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60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3]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6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4]郑雪峰《新词语在旧体诗中的运用》，《文化月刊》（诗词版）2006年第4期
[5]郭沫若《谈诗歌问题》，《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七卷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施蛰存《“管城三寸尚能雄”》，《文艺百话》
237—23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通讯地址：730000兰州大学文学院）
一
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三要素之中，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当属词汇。随着社会的发展，有的旧词逐渐消失，新词不断产生，这是语言变迁的基本规律。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新动词，以及其他新词。新词的来源广泛，如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都有大量新词产生。其中，科技方面的新词较多。新词中有的是外来词，还有新造词、网络用语等。本文讨论的新词范围主要指古典诗词中没有使用过的词，或者旧词新义，包括现代汉语中出现的新词，也就是传统诗词用语范围之外的词语。
中国诗歌向来对新词采用兼收并蓄的态度。古代诗歌中即有使用新词的例子，如唐宋诗词中的“葡萄，琵琶、玻璃”等词就是当时的新词语，“苏幕遮”等词牌名也来自西域。清朝诗人何绍基有“鄂州试上火轮船”、黄遵宪有“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等诗句，使用“火轮船”、“轻气球”等新名词。清末的诗歌革新运动中，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即把新词语的使用作为对中国传统诗歌革新的途径之一。梁启超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1]希望通过融新词语入古风格，即吸收新词语，保留古风格，创出新意境。这个思路对后人的影响很深，20世纪许多旧体诗人都在走这条路。
20世纪的中国因为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空前密切，加上本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动，使得汉语中来自外语、科技和政治方面的新词爆炸式地增长。许多外来词（外国地名、事物名等）、政治科技经济术语已经成为汉语的基本词汇或者高频词。如果不采用这些新词，人们在描述身边的生活时便会无从开口和下笔。新词进入旧体诗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现代旧体诗中的新词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科技新名词进入旧体诗。随着科技的发展，20世纪有一大批新的科技发明出现，加之20世纪中国人又具有特别强烈的科技强国幻想，与此相关的科学新名词如飞机、原子弹、卫星等也进入现代旧体诗。如胡先骕的《宇宙航行歌》即有“航行宇宙有飞船，发射飞船凭火箭。苏联先后射卫星，太空生物恣游行。”实际上是整个民族的科学崇拜在旧体诗中的一种体现。20世纪还有许多和疾病医药相关的医学新名词，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启功的旧体诗词中就有许多医疗新名词。如他的《千秋岁·就医》：“天旋地转，这次真完蛋。毛孔内，滋凉汗。倒翻肠与肚，坐卧周身颤。头至脚，细胞个个相交战。”另外一首《沁园春·美尼尔氏综合症》：“明朝去找医生。服‘苯海啦明’‘乘晕宁’。说脑中血管，老年硬化，发生阻碍，失去平衡。此症称为，美尼尔氏，不是寻常暑气蒸。稍可惜。现药物无特效，且待公薨。”
新的政治词汇入旧体诗。20世纪的各种重大政治事件、运动等都在现代旧体诗中有所反映。与之相关的新词也自然经常出现在这类诗中，有时甚至成为基本词汇。郭沫若的《〈淮海报〉创刊二十周年题寄》有“上游无上须争取，路线光芒照大千。”另一首《迎接一九七七年》（东风第一枝）：“七七年光荣任务——批“四害”，肃清流毒；加强民主集中，纯洁先锋队伍；国民经济，一定要搞它上去；高举起马列红旗，大治之期可数！”
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有许多外国人名、地名的音译词经常被使用，其中有一些也进入了现代旧体诗。田汉《哭程砚秋》（三首）之一的尾联是：“一代伶工成战士，海边精读马恩书。”老舍的《诗三首——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多米尼加人民一边》第一首有：“多米尼加操必胜”。
新词的入诗，多数情境下是因为表现对象需要新名词指称，在另外的一些情境下则是某种特殊艺术效果的需要。例如，旧体诗词中的打油诗使用新词的情况更为常见。这是因为打油诗作为一种俗文学体裁，本来就不追求典雅。不但不怕新词的使用与诗歌的格调不统一，反而特别需要新词与旧体之间形成的对比与反差，从而达到反讽、幽默等效果。如老舍的《病中》一诗有“五月害背痛，六月患拉稀，腹背兼受攻，抵抗誓长期！”“病魔亦幽默，德谟克拉西”。邵燕祥的《胸怀世界》：“既有夜郎夸大国，宁无腐乳臭全球。未庄阿Q总经理，不做‘中心’誓不休。”都使用了时语或音译词，令人忍俊不禁。这种艺术效果是旧词难以达到的。
二
旧体诗使用新词是自身艺术形式创新的需要。旧体诗的格律、音韵、平仄、粘对、词牌格式等，有的几乎成为定格，有的变化较小，只有它的词汇变化的可能性最大。旧体诗在词汇方面突破古典诗词既有格局的空间最大，而且最具有操作性。因而以新词语入诗的方式实现对传统诗词的突破，是目前在大体保存旧体诗词艺术规则的前提下，各种旧体诗词改革方案中最容易获得一致赞同的一种。诗人和学者们也很少怀疑旧体诗语言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良运说：“文学语言的变革，明清小说已先行一步，唯独诗的语言未变，虽然如袁枚等诗人也说过“以口语入诗，最妙”，但最终不过是成为一种点缀。黄遵宪勇敢提出“我手写吾口”，在中国诗歌从旧体（包括古体、近体）向“五四”时代的新诗的变化过程中，实有划时代的意义。”[2]但是在现代人的旧体诗如何使用新词语以实现旧体诗的语言革新上，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注意到新词与旧体诗词的典雅风格之间常有矛盾之处。刘半农说：“若在文学范围，则用笔以漂亮雅洁为主，杂入累赘费解之新名词，其讨厌必与滥用古典相同。”[3]因此担心“如果把这些新名词大量运用到诗中，必然会有违诗篇的醇厚，把诗写成莲花落、快板书，改变了诗的本色。”[4]
这表明，旧体诗使用新词还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很好地处理。郭沫若说：“我们今天的新词汇很多是三四字乃至四五字以上所构成的。这样要用四言来表达，简直就不可能。例如苏伊士运河这一辞是五个字，有一位朋友填词，为了要把这个名词嵌入四字句，便缩短成了“伊士运河”。这真是所谓削足适履，或者可以说砍头入棺了。”[5]郭沫若说的情况在现代旧体诗中是比较普遍的。如田汉作于1959年的《浣溪沙》（二首）其二有：“创业十年追不岛”，“不岛”指“不列颠岛”，为了适应七言句的字数限制，结果让人无法读懂。其实，郭沫若本人的旧体诗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郭沫若的《全运会闭幕》一诗有“奥林匹上群神悚。”“奥林匹”应该是指“奥林匹亚”。另外他的《水调歌头·旧途》有“才到新西比利，已过乌兰巴托”，“新西比利”指“新西比利亚”。还有的诗人为了使新词符合旧体诗的格律，对新词的写法做了改动。如聂绀弩的《雪峰六十》（四首）有句“忽惊名列索维埃”，为了叶平仄，改“苏维埃”为“索维埃”。如果单从理解的角度讲，这种迁就格律的新词改写不能算是成功的。以上都是现代旧体诗对外语新词处理不恰当的例子。
施蛰存就中国诗使用音译词评述说：“中国旧体诗词，唐宋以后，几乎可以说已定了型，没有发展。直到梁启超、黄公度，才有意来一个‘诗界革命’，但也只限于使用许多新名词、新事物。在平仄对偶的条件之下，这些新名词、新事物也还受到限制，不能随意尽量使用。王半塘作《八声甘州》词，用了一个‘乌里雅苏台’，一时词人为之叫绝，可是也始终只此一句，没有能发展下去。”[6]王半塘诗中用的“乌里雅苏台”的确是个很难重复的特例。施蛰存所说的问题的核心是近代以来汉语的快速变迁与旧体诗相对稳定的艺术规则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近代国际交流的结果，进入日常生活的外来新词语（包括音译词）骤增。诗人们最初曾经试图把他们引入旧体诗，如清末诗人们使用新词语的实验。但这种尝试终于失败。原因是旧体诗词的字数有限而固定，有时根本无法使用新词，尤其是音节过多的音译词。再者，外来词会破坏旧诗词典雅高古的格调。
旧体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固的词汇体系，如“兰舟、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鹃啼、孤影、雁字、玉楼、残更”等。旧体诗词的常用表达方式也较为固定。旧体诗的常用词是与农耕文明相对应的。传统旧体诗的词汇体系既影响了诗词作者的写作习惯，也培育了诗词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现在的社会和语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些词有的成为滥调套语，有的从现代汉语中消失。现代人用旧体诗表现当下的生活、情感，需要引入必要的新词语。但新词的大量使用，容易使旧体诗的典雅和蕴藉之美受损，有时还会被保守派诗人批评为附庸风雅或不懂韵味。这需要旧体诗在吸收新词语以反映新生活、表达新感情的同时，防止新词语对旧体诗整体格调的破坏。
新词语进入旧体诗需要有一个转变为诗家语的过程。也就是说，新词需要诗词作者的加工、处理，使之能够与作品的整体格调协调，不要显得太过突兀。读者也需要调整那种读旧体诗词必须古色古香的期待视野。另外，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诗人可以充分发挥不同旧体诗的文体优长。如果需要使用新词，可以首先考虑使用古体和散曲等形式。因为古体诗在对仗、平仄、押韵等方面的要求比近体诗更为宽松，更易于使用新词。散曲的句子长短变化丰富，用字较为灵活，回旋余地更大，对新词的包容性也更大。散曲作为传统旧体诗的一种，具有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尖锐泼辣的风格，这种文体风格也更容易和新词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22（合订本第7册）189页，中华书局，1989
[2]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60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3]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6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4]郑雪峰《新词语在旧体诗中的运用》，《文化月刊》（诗词版）2006年第4期
[5]郭沫若《谈诗歌问题》，《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七卷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施蛰存《“管城三寸尚能雄”》，《文艺百话》
237—23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通讯地址：730000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