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上午8点，我的手机收到新华社的消息：“九三学社原领导人、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先生于3月2日晚上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吴阶平是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泌尿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经担任周恩来晚年疾病治疗组组长。”噩耗传来，曾经与吴先生接触过的人当时就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在人们的眼中，吴先生是为患者和祖国医学事业倾注满腔热忱的大爱仁医。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听说过吴阶平这个名字。大概是在1974年，我国人民都在关注周恩来总理的健康，吴阶平作为周恩来疾病治疗组组长、著名泌尿科医生，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人们都有一种期望，企盼“神医”能治好总理的病。
　　真正认识并接触到吴阶平是在1989年。这年，我在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工作，当时正组织编写“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和《少年科学文库》，由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詹以勤引见，我们约请吴阶平担任《丛书》和《文库》的顾问。当时，全国正在恢复科学普及工作，吴阶平非常关心、支持科普出版工作，欣然同意担任顾问。他还对科技出版工作的严肃性、科学性和知识性提出了十分重要、有益的看法和意见。此后，吴阶平应邀先后3次参加了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的活动。我作为这些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亲眼目睹和感受到了吴阶平广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充沛的精力。
　　1991年元月31日，吴阶平与周光召、钱三强、卢嘉锡、钱临照等著名科学家，在北京参加由我社举办的“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出版座谈会。在会上，吴阶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出版优秀科学家传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
　　1992年4月18日，我社在人民大会堂向全国“希望工程”赠送优秀科普读物《新编十万个为什么》，吴阶平和严济慈、裘维蕃等著名科学家出席捐赠仪式。
　　1992年9月，吴阶平和严济慈等著名科学家出席了我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出版座谈会。在会上，吴阶平深情地回忆了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高度地评价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论述了在我国现阶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1992年和1993年我与吴阶平的两次见面和谈话。
　　1992年9月，吴阶平因右手骨折，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詹以勤同志和我一同去协和医院看望吴阶平。吴阶平虽然在住院，但仍在忙于工作，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文件和病例。在医院的会客室里，我们受到吴阶平的热情接待。我们和他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毫无拘束地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已批准科技类出版社可以出版“性医学、性教育”方面的图书，出版者应如何把握好出版内容。作为中国性医学、性教育的权威，吴阶平说：“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性医学、性教育起步比较晚，建国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将这项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并逐渐展开。”1982年，由他本人主持编译了一本《性医学》，该书成为中国在解禁有关“性”问题后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专著。由于长期封闭，读者对这样一本公开发行的医学书都争相购买，甚至出现了盗版书、黑市书，价格翻了好几倍。吴阶平强调说：“性教育要‘适时、适度、适量’，要注意客观效果。性教育是一把‘双刃剑’，有正负效应。”他批评了一些出版社、期刊社出版的有关性方面的图书太多、太乱，没有按国家的规定限定医学专著内容，从封面到内容都很不得体，甚至格调低下。他说：“作为科技出版社应注意把好这个尺度，兴利除弊，在普及性教育的同时，要严肃地捍卫性道德。”
　　1993年4月，我社为组织编辑、出版《外科手术图谱》一书，我们由吴阶平先生1959年带的研究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郭应禄陪同，来到位于北京东四南大街卫生部宿舍的吴阶平家，汇报编辑出版情况。吴阶平住的宿舍大院里古树参天，环境十分幽静，给人一种惬意的感觉。吴阶平的工作排得很满，见面安排在上午9点至9点30分。我进入吴阶平的家以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靠着整个墙壁的高大书橱，正面悬挂着一幅12寸的周恩来黑白照片。书橱里还摆放着周恩来1975年赠送给吴阶平的一架石英钟，书橱上摆满了中、英文图书和各类图谱。吴阶平不仅精通医学，对出版工作也很了解，谈到引进外文版的《外科手术图谱》时，他说：“现在我国有些人缺乏‘知识产权’意识，拿着别国的图书未经授权就翻译出版，没有版权意识。对书稿内容缺乏科学的判断力，对什么是好书，什么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应用得上的医学书把握不准，翻译粗制滥造，容易误人子弟。”他希望出版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一样，对待工作一定要采取认真、踏实、严谨的态度。
　　两次与吴阶平的直接谈话，都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谈锋甚健，知识渊博，记忆力很好，逻辑思维能力强，待人热情爽快，没有任何架子，总是神采奕奕，容光焕发。
　　与吴阶平的几次接触和谈话，使我常常在思索：吴阶平为什么既能医疗水平高超又品格修养高尚，除了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之外，也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从1957年起，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如果说周恩来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完人，凡是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人都会受到他人格力量的吸引，那么20年中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工作的吴阶平，在政治、外交、医疗卫生、教育等各方面耳濡目染，其精神、情感、道德乃至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的一些小节无不渗透着周恩来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无论作为著名的医学家，还是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保健医生，还是作为行政领导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都闻名遐迩。吴阶平有着传奇般的身世，走近他的世界，人们会惊喜地发现，他有许多引人入胜、令人难以置信的动人故事。
　　在吴阶平的医学生涯中，参加国外的医疗、学术活动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吴阶平就代表中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或被指派为外国元首治疗。如受周总理委托，1954年到朝鲜为金日成主席会诊。1962年至1965年，曾往返印尼5次，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为印尼总统苏加诺治病，未动手术就使苏加诺的左肾恢复了功能，尤其是为苏加诺治病成功的消息传开以后，整个印尼为之振奋，1965年1月苏加诺总统授予他“伟大公民”二级勋章。1965年正值印尼国庆，首都雅加达举行了阅兵式，吴阶平被苏加诺点名安排坐在他的身边。1969年吴阶平还为越南主席胡志明治病，1981年又率医疗组到菲律宾为马科斯总统治病。
　　在吴阶平的医学生涯中，1960年，他完成了我国第一例肾移植手术。他在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男性绝育和肾上腺髓质增生三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地位。他的医学生涯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工作有着密切联系。如1972年开始任周总理医疗组组长，后来主持毛泽东主席的遗体保护工作，接着又与其弟吴蔚然医生一直在为邓小平的健康而努力，还为多位中央首长当过保健医生。作为一代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吴阶平和世界上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不同，随着他医学造诣的不断提高，他与政治也靠得越来越近，他在医、政二者之间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1987年6月13日，吴阶平获北京医科大学授予首届“伯乐奖”。他的学生曲绵域校长、他的第一个研究生顾方六等在颁奖会上讲话，纷纷祝贺老师获奖。这一天对吴阶平来说，是终身难忘的。多少年的追求，终于看到自己培养的学生独当一面，开花结果，他十分兴奋。科学是一个相互协作的集体事业，既要有伯乐识千里马的慧眼，选出人才；又要把人才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使他们在竞争中大展拳脚，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吴阶平曾多次说过，我平生获得的奖励不少，但我最珍视“伯乐奖”。毋庸置疑，对于这位医学家而言，在五十余载的从医从教生涯中，获得过无数奖励。他曾在1984年获得巴黎红宝石荣誉奖章，1987年又荣获巴黎红宝石最高荣誉奖。
　　吴阶平在谈到自己的成长过程时说：“尽早认识实践、思索、知识的自觉结合至关重要。三者缺一不可，思考是结合的关键，从重视思考到善于思考要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在实践中认真总结自己的学习体会。三者的自觉结合是提高业务水平所必需的，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所必需的。”
　　送别大爱仁医吴阶平之时，我在想，在人生道路上，是没有终极的。作为自然的一个人，在自然更替中必然会逐渐衰老，但作为有社会意识的人，你却会不断地成长和完善，不断前进，一直从必然走向自由。吴阶平的人生道路充分说明，个人的能力、学识只有与社会和国家的进步、发展紧密相连，才会发出璀璨的光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