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岭行走的那些日子，我不得不承认，在过去和现在，秦岭负载了我们这个民族从童年到青年、壮年所有文化精神的重量与经历。

　　如果说黄河、长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那么秦岭则是一个民族历史情感、现实遭际堆积起来的山岭。这是我深入秦岭，经过漫长的行走后最深的感悟。
　　站立秦岭，南望苍莽，山峦绵延，草绿林翠，江河泉源奔涌而去，为长江助阵，向淮水增源，盆地相间，成为大半个中国的绿色泉源；面北而望，秦岭直垂而下，河峪密布，冲积出了一片肥沃的关中平原，渭河中流，田垄相望，光照充沛。这高高的山岭，挡住了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与沙尘风暴，让南国一片葱茏，江湖密布，温润宜人。向东则把江淮河洛、华东、华北变成了中国最大的粮仓。更重要的是，从古到今，中华文明孕育成长于此：在秦岭怀抱里生存、壮大起来的秦人首次让西方人知道了中国；在秦岭护卫下诞生的汉朝，让中国人拥有了一个名字——汉；以秦岭为屏障的长安诞生了7 世纪世界文明的中心——盛唐文明……
　　所以，秦岭可以当之无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精神高地，是一座伟大的父亲山，也是一座被淡忘了很久，亟须我们重新认识并膜拜的山脉。

一个民族的背影最早的华夏部族形成于此

　　大约一万多年前，一支扶老携幼，赶着羊群的队伍从甘青高原出发，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一路奔波迁徙。他们在荒原和密林里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当来到渭河上游一带的西秦岭山地时，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丰美的草场，让疲惫不堪的迁徙者欣喜若狂。身披兽皮的老者突然跪倒在地，老泪纵横地仰天长啸：“家园！这就是神指示给我们的家园！”

　　那苦味，是漂泊无定的游牧、迁徙、艰苦生活熬出来的味道；那腥味，是牛羊身上的气息，也是征战杀戮的血腥味道。对于成长中的古羌族人来说，一个男人如果习惯了大碗大碗喝这种既苦且腥的罐罐茶，他也就长大了，成人了。从此以后，在无休止的迁徙和征战中，他就得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去吃苦、去拼杀。
　　所以，后来当我读到《后汉书》里“羌人死，燔而扬其灰”的文字时，我才明白秦汉以前的中国历史，为什么总是荡漾着敢作敢为、敢生敢死的男子汉血性——那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羌氐民族的血液还在我们身体里奔腾狂涌。血浓似火，鲜血燃烧到了极致，一个民族的气质也就在生与死的交锋中凸现出来了。

从马夫到帝王见证秦始皇一统中国

　　“秦岭”一词，最早出自司马迁《史记》中的一句话：“盖秦岭天下之大阻也。”司马迁之前，《诗经》《禹书》《山海经》一直把秦岭称为“南山”。这就是说，中国地理学上真正出现“秦岭”这个名词，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那么，“秦岭”一名的来由，是否与秦人、秦国、秦始皇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
　　莽莽秦岭西接昆仑，东临江汉，至今都是中国版图的中心。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东零西碎的中国版图归拢到一张图纸上的颛顼后裔——嬴秦的故园，就在秦岭西部余脉的陇南山地。
　　嬴秦是母系氏族时期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最早生活在山东一带。从大海之滨的山东半岛经过长途跋涉，他们来到西秦岭北坡定居。最初在秦岭山地立足未稳，秦人被周天子派到秦地为王室牧马。所以论起秦人的出身，不过是周王室一介马夫。那时的秦岭西部山区和渭河谷地天阔地广，牧草丰美，秦人在那里养出了一批又一批膘肥体健、能征善战的良驹。秦地出产的良马，在周王室称霸春秋的战场上屡建战功，秦人也因此获得了受邑封地。此后，秦人一边继续以牧马为业，一边开始脚踏实地畅想成就霸业的未来，并且慢慢强大起来，先是西周附庸，随后成长为大夫，最后跻身诸侯。一只孱弱的小鸟，渐渐成长为一头横行四海的雄狮。 　　这一段秦人卧薪尝胆的历史，前后大概持续了300多年。直到公元前761年，秦文公率700兵东猎，在汧水和渭水交汇处选定新都邑，秦人才开始走向创造千秋霸业的新天地。当时，秦人从甘肃礼县的西垂宫出发，经天水、麦积山、吴砦至甘、陕交壤的陕西凤阁岭、晁峪、甘峪、硖石，最后到达宝鸡。可见，秦人最初扎根的地方是在秦岭山区，在自西向东挺进时，也是紧依着北秦岭渐渐东进的。

在宋代以前，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设在秦岭与黄河之间的中原地区，好像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就像一本深藏玄奥的大书，其中的人间气象，世事春秋，实在是太丰富了。

　　到秦穆公时代，秦人已将征战的刀戈伸到了秦岭东部余脉河南崤山一带。至于秦岭南坡的嘉陵江和汉水上游一带，早在秦文公时代，就已并入出土于天水牧马滩那幅秦人绘制的木板作战地图了。

　　其实，秦岭不仅是大汉之根，也是孕育华夏帝国的温床。
　　早些年读柏杨先生的《资治通鉴本末》，这位精通古今的饱学之士，在列举中国历史上可以和彼得大帝、拿破仑相提并论的“大帝级”皇帝时说：从古至今，中国总共有560个帝王，但能称为“大帝”的，不过5人而已，即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前秦世祖苻坚、唐太宗李世民和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
　　的确，中国历史上能够文治武略并兴，创造出让世人引项仰望的华夏帝国荣光的，不就是这几个人吗？神奇的是，这五个朝代中的秦、西汉、前秦和唐代的都城，都紧紧依靠着秦岭怀抱的关中一带。即便是后来，皇帝们在咸阳或长安实在呆不下去了，要另择都城，请风水学家勘察龙脉地气，再次被选中的地方，往往还是秦岭东首，“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的洛阳。
　　由此可见，横贯中国东西的秦岭，对一个王朝的兴衰实在是太重要了。历朝历代，凡是选择在长安或洛阳作为首都，其国都主要面临的政治和军事威胁就比较单一——那就是北方。于是，汉武帝刘邦没有来自秦岭以南的威胁，可以从容地对付匈奴，唐太宗李世民也有闲暇经营他的贞观之治。
　　而《中国帝王龙脉探索》一书在谈及秦人龙脉时说，紧依秦岭的关中，之所以被历代帝王选为都城，是因为关中一带东临函谷关，西连大散关，南有恰似苍龙的秦岭屏障，可攻可守，龙气地脉，丰盈冲天，自然是诞生大王朝，孕育大气象的天赐佳土。
　　无论龙脉一说是否可信，但秦岭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无可厚非。
　　如今，秦岭脚下的千军万马，长安古都的悲欢离合，都在漶漫的史书上沉默无言。然而在这片黄土上，历经千百年风雨积淀的一个民族的魂魄、气血和精神，却永远留在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