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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日本，我们既熟悉又陌生，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却又不能不说是居相近，性相远。本文作者长期旅日，以他的细腻观察和哲学思考向我们展现了他眼中的日本。
日式孤独——广阔而痛切的混合？
哲学上的孤独是指圆满通透的生命体验，它并不是寂寞发慌的，而是有着实质性的重量。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所说，孤独是如果你不想平庸地度过一生，那就从人群中逃离吧。
但是在日式孤独中，这些元素似乎都难以寻觅。日本有专门的深夜食堂，那是为孤独者准备的栖身地。这里，一个人喝酒不用奇怪，一个人抽烟不用奇怪，一个人瞌睡不用奇怪，一个人喃喃自语不用奇怪，一个人不归也不用奇怪。这里，用最简单最明了最省心的方式，让夜半的食客坦坦荡荡地坐下慢慢吃。正如日本的回转寿司在召唤食客的同时也在召唤孤独者。这里不用担心来自他人的异样目光，不用担心来自他人的如此发问：一个人？因为回转寿司最初就是为孤独者设定的：不用交谈，不用喝酒，甚至不用点菜。也就是说你不用开口说一个字，就可以完成品尝寿司的仪式。
当然还有日本的拉面店，基本都是用自动投币机事先购买食券的方式。这种机器当然也只有被日本人发明出来并被日本人所使用。因为这个机型本身，就是孤独者思维的结果。另外还有在图书馆蹭空间更是蹭空调的男性孤独者，他们非常安静地坐在图书馆的一隅，装模作样地用一两本书作掩护，但眼睛是闭上的，嘴角是微张的，原来他们已经瞌睡上了。
既不工作也不上学、6个月以上闭门不出且不与人交流的人，最近日本政府给他们起了个名叫“隐蔽族”。据调查，在日本仅15岁到39岁之间，就有55万隐蔽族。当然还不包括40岁以上、50岁以上、六七十岁甚至80岁以上的人群。后者才是更庞大的隐蔽族、孤独大军。于是，我们看到AKB48少女组合的走红。孤独者们将自己的影子，颇费心机地与这些女孩重叠，这些女孩则成为孤独者们感情投资和虚拟恋爱的对象。所以这些少女组合也只有在日本才可以走红可以持久。
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也喜欢写日式孤独。他笔下的孤独，是广阔而痛切的混合，与月亮的反面一样，属于无声无息的孤独。或者，就是永不滴落的波尔多葡萄酒酒渍的孤独。在小说《没有女人的男人》的《木野》篇里，那个中年男人总是坐在吧台前最靠里的位子上，大约三十分钟把啤酒喝完，然后加喝威士忌，兑同样量的水，再加冰块;然后看书;然后站起来;然后掏出皮夹用现金结账。村上用“闷葫芦男人”形容他。在《电视人》的《飞机》篇里，村上写女孩拒绝求欢的眼神：“看上去仿佛黎明时分浮在远方天际的银白色的月，随着一声报晓鸟鸣而颤抖的瘪平瘪平的富有暗示意味的月。”村上想用这种眼神表明这位女孩的孤独已经无法救赎。因为连救赎孤独最极端的方式——上床，都已经失效了。
而在《海边的卡夫卡》行将结束的最后几段里，村上写卡夫卡虽然践行了父亲对他的预言，从四国返回东京，但无法摆脱的孤独依旧存在。车过名古屋的时候，下雨了。“下在森林中的雨，下在海面上的雨，下在高速公路上的雨，下在图书馆上的雨，下在世界边缘的雨。”用下雨隐喻孤独，用雨无处不下，象征孤独的普遍性和持续性，从而凸出了生命即孤独的“村上式孤独”。
日式微笑——撕碎的灵魂在抽泣？
有一种微笑叫日式微笑，这是常挂在日本女性脸上的微笑。这种微笑当然有春天般温暖的功效，否则它不会被人记住而感怀不已;这种微笑当然也有樱花满园开的春色，否则它不会令人感动而印象深刻。但是，这种微笑更多的是意味深长，否则它不会使人迷恋而情生万般。
在日本人内心深处，微笑不一定伴随着喜悦。她们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而且必须微笑。她们感激时微笑，温柔时微笑，失意时微笑，恼怒时微笑，烦乱时微笑，羞愧时微笑，被训斥时微笑，被暴言时也微笑。非日本人常常不理解这种笑。其实，这种微笑已经成为在悠久岁月中基于对命运的理解而凝缩成的精致的礼仪之一。就像稻谷离不开太阳的照耀一样，日本人的心绪和人际调节也离不开这神秘的微笑。
当然，日本人这种微笑还有一种更为深刻的力量。在遭遇到人性最悲苦、最脆弱、最黑暗的时期，通常她们以微笑来通过最严酷的试炼。亲人刚去世，或自己面临死亡之际，她们会以红红的眼眶或泪湿的脸颊，笑着迎接慰问者的到来。电视镜头前经常看到的是日本女人将丈夫的遗骨抱在胸前的同时面带微笑。在遭遇突然的天灾，日本人也是用微笑相迎一切。神户大地震，一位母亲在自家的废墟里发现了儿女的遗物，嘴角边拉开的竟是一丝笑容。
在日本最古老的法隆寺里，救世观音像总洋溢着最古老的微笑。宗教家们解释，这是为表达对死者的依恋之情、呼唤一种生命重归的咒术般的微笑。由此推论，日本人面对死亡时的微笑，实则是对悲伤或愤怒的均衡补偿，是受伤的心扭绞出的瞬间的外部神经的表现。这就像一位母亲诗人，总是想像她死去的儿子是到外面捕蜻蜓去了，微笑着写下俳句，来安慰自己破碎悲伤的心：今天不知追了多远/真令我吃惊/我的小猎人去捕捉蜻蜓去了。但读不懂这层微笑的人，会认为日本人对死亡冷淡、麻木，或是人性缺失、不仁。
在超市购物，日本收银员总是在你将要转身离开的时候，合掌于胸前，身体微微前倾，脸带微笑，轻轻地道声：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仿佛是与你道别，更仿佛是期盼与你再见面，哪怕你只买了一瓶80日元的伊藤园的绿茶，这个动作这个微笑也不会省略，更不会因敷衍而走形。要说温馨，这就是温馨。有人会说，这是她们的机械动作，是她们的无心之笑。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想，原来在至上的服务中还有这个细节可以把玩。
对于日本人嘴角总是带着一丝微笑，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装”。但问题是这个“装”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成了一种情不自禁，成了一种知性。因此日本人生出了“smile”要比“laugh”来得优雅来得文明的观念。 日式人情——受恩与蒙恩的文化体质？
日式人情是个怎样的人情呢？其实，日本人总是活在互欠的人情网之中。日本人从银行里借钱，总是先还利息，而不急于还本金。利息生了再生，没完没了。几年下来，还息的钱倒超过了本金。但日本人还是不急不慢地按月还利息。即使有钱了，也不急于还本金。这是中国人怎么也看不懂的做法。按中国人的想法，借的钱应连本带息一起逐步地还，才是聪明的做法。
日本人的基本思路是，向银行借款，我蒙受了你的恩，因此我要慢慢地双倍地还你的情才是。而作为蒙恩的银行方面则认为，你向银行借款，使银行钱生钱，为报答你的恩，本金暂可慢慢还。一个慢慢借，一个慢慢还，使受恩和蒙恩（债务人和债权人）永远处于无法了断的人情网之中。
在日本，料理店上菜的时候，或在商店买东西收款的时候，日本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すみません”（对不起）。这里的“对不起”绝不是说菜还没有上完，或账还没有结清的意思。而是说我受了你的恩惠，但我现在暂时无法回报你，很对不起。所以，偿还别人的恩情，不辜负别人的情义，就成了日本人做人最大的尊严。为了便于报恩和感恩，日本干脆集中搞出一年两次的全民互动送礼：7月份的“中元”和年底的“御岁暮”。与西方人感恩于“万能之主”不同，日本人则是对往昔和社会上欠着恩情债的人感恩。
但问题是，日式人情还有这样的纠结：如A送3000日元的礼品给B，B仅用1500日元来还礼，A就会生出不快。但如果B送上了价值10000日元的礼物，A也会生出被人嘲笑与蔑视的感觉。
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看来，礼还少了是种耻，礼还多了也是一种耻。为什么会有耻的感觉呢？这又与“恩”有关，日本人将人情看作是恩。如果在报恩的手段与机会中生出了不均等，日本人就会认为是大事情了。他就会重新思考与这个人的“恩”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寻找补救的措施，或者干脆断绝与这个“忘恩负恩”的人联系。但这个断绝也不能一下子断绝，必须慢慢的，让对方没有太大感觉地断绝。接下来，如果碰上了该送礼物的节日，还得要送。但是礼物的价值必须缩水，从原来的3000日元降至2000日元甚至1000日元。而收受礼物的对方，当收到已经缩水的礼品，心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知道“恩”出问题了。如果他想挽救，就必须返还加倍的礼物，如果不想挽救，就对等地寄出礼物。至此，二人的关系就断裂。再碰上送礼的节日，也不会再赠答互酬了。
问题的戏剧性在于：日本人一方面热衷于报恩感恩，一方面又深知恩所带来的麻烦。因此毫无缘由地受到生疏者的恩，对日本人来说是最讨厌的事。由此故，日本人对大街上发生的天灾人祸一般不予理睬。这并不是冷淡麻木所至，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警察之外，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情之债。明治以前日本就有一条著名的法令：“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因明确的职责而出面相助，会遭人怀疑是不是想从中捞点什么好处。所以，你对日本人越好，送的东西越多，他反而越不自在越反感，因为这会增加他的人情债，从而触动他敏感的自尊心;反过来，你对日本人冷漠和不在乎，他反而越舒服。因此，在日本，态度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被视为“好”青年;在修行中，越是粗暴的老师，就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这也是日本人既送礼也回礼但就是生不出开后门的中国式的人情债模式的一个原因。
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悖论：一边是恩重如山，情义无价;一边是躲避恩惠，逃离情义。但报恩感恩的文化体质，能自主地提升体制内的忠诚度，能润滑人际关系，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方面，日本人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和狡黠。
（作者20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曾在大学任教，研究哲学。后在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担任客座研究员，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的研究，已出版多部专著《另类日本史》《另类日本天皇史》《另类日本文化史》《大皇宫》《山樱花与岛国魂：日本人情绪省思》等。）
日式孤独——广阔而痛切的混合？
哲学上的孤独是指圆满通透的生命体验，它并不是寂寞发慌的，而是有着实质性的重量。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所说，孤独是如果你不想平庸地度过一生，那就从人群中逃离吧。
但是在日式孤独中，这些元素似乎都难以寻觅。日本有专门的深夜食堂，那是为孤独者准备的栖身地。这里，一个人喝酒不用奇怪，一个人抽烟不用奇怪，一个人瞌睡不用奇怪，一个人喃喃自语不用奇怪，一个人不归也不用奇怪。这里，用最简单最明了最省心的方式，让夜半的食客坦坦荡荡地坐下慢慢吃。正如日本的回转寿司在召唤食客的同时也在召唤孤独者。这里不用担心来自他人的异样目光，不用担心来自他人的如此发问：一个人？因为回转寿司最初就是为孤独者设定的：不用交谈，不用喝酒，甚至不用点菜。也就是说你不用开口说一个字，就可以完成品尝寿司的仪式。
当然还有日本的拉面店，基本都是用自动投币机事先购买食券的方式。这种机器当然也只有被日本人发明出来并被日本人所使用。因为这个机型本身，就是孤独者思维的结果。另外还有在图书馆蹭空间更是蹭空调的男性孤独者，他们非常安静地坐在图书馆的一隅，装模作样地用一两本书作掩护，但眼睛是闭上的，嘴角是微张的，原来他们已经瞌睡上了。
既不工作也不上学、6个月以上闭门不出且不与人交流的人，最近日本政府给他们起了个名叫“隐蔽族”。据调查，在日本仅15岁到39岁之间，就有55万隐蔽族。当然还不包括40岁以上、50岁以上、六七十岁甚至80岁以上的人群。后者才是更庞大的隐蔽族、孤独大军。于是，我们看到AKB48少女组合的走红。孤独者们将自己的影子，颇费心机地与这些女孩重叠，这些女孩则成为孤独者们感情投资和虚拟恋爱的对象。所以这些少女组合也只有在日本才可以走红可以持久。
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也喜欢写日式孤独。他笔下的孤独，是广阔而痛切的混合，与月亮的反面一样，属于无声无息的孤独。或者，就是永不滴落的波尔多葡萄酒酒渍的孤独。在小说《没有女人的男人》的《木野》篇里，那个中年男人总是坐在吧台前最靠里的位子上，大约三十分钟把啤酒喝完，然后加喝威士忌，兑同样量的水，再加冰块;然后看书;然后站起来;然后掏出皮夹用现金结账。村上用“闷葫芦男人”形容他。在《电视人》的《飞机》篇里，村上写女孩拒绝求欢的眼神：“看上去仿佛黎明时分浮在远方天际的银白色的月，随着一声报晓鸟鸣而颤抖的瘪平瘪平的富有暗示意味的月。”村上想用这种眼神表明这位女孩的孤独已经无法救赎。因为连救赎孤独最极端的方式——上床，都已经失效了。
而在《海边的卡夫卡》行将结束的最后几段里，村上写卡夫卡虽然践行了父亲对他的预言，从四国返回东京，但无法摆脱的孤独依旧存在。车过名古屋的时候，下雨了。“下在森林中的雨，下在海面上的雨，下在高速公路上的雨，下在图书馆上的雨，下在世界边缘的雨。”用下雨隐喻孤独，用雨无处不下，象征孤独的普遍性和持续性，从而凸出了生命即孤独的“村上式孤独”。
日式微笑——撕碎的灵魂在抽泣？
有一种微笑叫日式微笑，这是常挂在日本女性脸上的微笑。这种微笑当然有春天般温暖的功效，否则它不会被人记住而感怀不已;这种微笑当然也有樱花满园开的春色，否则它不会令人感动而印象深刻。但是，这种微笑更多的是意味深长，否则它不会使人迷恋而情生万般。
在日本人内心深处，微笑不一定伴随着喜悦。她们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而且必须微笑。她们感激时微笑，温柔时微笑，失意时微笑，恼怒时微笑，烦乱时微笑，羞愧时微笑，被训斥时微笑，被暴言时也微笑。非日本人常常不理解这种笑。其实，这种微笑已经成为在悠久岁月中基于对命运的理解而凝缩成的精致的礼仪之一。就像稻谷离不开太阳的照耀一样，日本人的心绪和人际调节也离不开这神秘的微笑。
当然，日本人这种微笑还有一种更为深刻的力量。在遭遇到人性最悲苦、最脆弱、最黑暗的时期，通常她们以微笑来通过最严酷的试炼。亲人刚去世，或自己面临死亡之际，她们会以红红的眼眶或泪湿的脸颊，笑着迎接慰问者的到来。电视镜头前经常看到的是日本女人将丈夫的遗骨抱在胸前的同时面带微笑。在遭遇突然的天灾，日本人也是用微笑相迎一切。神户大地震，一位母亲在自家的废墟里发现了儿女的遗物，嘴角边拉开的竟是一丝笑容。
在日本最古老的法隆寺里，救世观音像总洋溢着最古老的微笑。宗教家们解释，这是为表达对死者的依恋之情、呼唤一种生命重归的咒术般的微笑。由此推论，日本人面对死亡时的微笑，实则是对悲伤或愤怒的均衡补偿，是受伤的心扭绞出的瞬间的外部神经的表现。这就像一位母亲诗人，总是想像她死去的儿子是到外面捕蜻蜓去了，微笑着写下俳句，来安慰自己破碎悲伤的心：今天不知追了多远/真令我吃惊/我的小猎人去捕捉蜻蜓去了。但读不懂这层微笑的人，会认为日本人对死亡冷淡、麻木，或是人性缺失、不仁。
在超市购物，日本收银员总是在你将要转身离开的时候，合掌于胸前，身体微微前倾，脸带微笑，轻轻地道声：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仿佛是与你道别，更仿佛是期盼与你再见面，哪怕你只买了一瓶80日元的伊藤园的绿茶，这个动作这个微笑也不会省略，更不会因敷衍而走形。要说温馨，这就是温馨。有人会说，这是她们的机械动作，是她们的无心之笑。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想，原来在至上的服务中还有这个细节可以把玩。
对于日本人嘴角总是带着一丝微笑，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装”。但问题是这个“装”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成了一种情不自禁，成了一种知性。因此日本人生出了“smile”要比“laugh”来得优雅来得文明的观念。 日式人情——受恩与蒙恩的文化体质？
日式人情是个怎样的人情呢？其实，日本人总是活在互欠的人情网之中。日本人从银行里借钱，总是先还利息，而不急于还本金。利息生了再生，没完没了。几年下来，还息的钱倒超过了本金。但日本人还是不急不慢地按月还利息。即使有钱了，也不急于还本金。这是中国人怎么也看不懂的做法。按中国人的想法，借的钱应连本带息一起逐步地还，才是聪明的做法。
日本人的基本思路是，向银行借款，我蒙受了你的恩，因此我要慢慢地双倍地还你的情才是。而作为蒙恩的银行方面则认为，你向银行借款，使银行钱生钱，为报答你的恩，本金暂可慢慢还。一个慢慢借，一个慢慢还，使受恩和蒙恩（债务人和债权人）永远处于无法了断的人情网之中。
在日本，料理店上菜的时候，或在商店买东西收款的时候，日本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すみません”（对不起）。这里的“对不起”绝不是说菜还没有上完，或账还没有结清的意思。而是说我受了你的恩惠，但我现在暂时无法回报你，很对不起。所以，偿还别人的恩情，不辜负别人的情义，就成了日本人做人最大的尊严。为了便于报恩和感恩，日本干脆集中搞出一年两次的全民互动送礼：7月份的“中元”和年底的“御岁暮”。与西方人感恩于“万能之主”不同，日本人则是对往昔和社会上欠着恩情债的人感恩。
但问题是，日式人情还有这样的纠结：如A送3000日元的礼品给B，B仅用1500日元来还礼，A就会生出不快。但如果B送上了价值10000日元的礼物，A也会生出被人嘲笑与蔑视的感觉。
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看来，礼还少了是种耻，礼还多了也是一种耻。为什么会有耻的感觉呢？这又与“恩”有关，日本人将人情看作是恩。如果在报恩的手段与机会中生出了不均等，日本人就会认为是大事情了。他就会重新思考与这个人的“恩”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寻找补救的措施，或者干脆断绝与这个“忘恩负恩”的人联系。但这个断绝也不能一下子断绝，必须慢慢的，让对方没有太大感觉地断绝。接下来，如果碰上了该送礼物的节日，还得要送。但是礼物的价值必须缩水，从原来的3000日元降至2000日元甚至1000日元。而收受礼物的对方，当收到已经缩水的礼品，心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知道“恩”出问题了。如果他想挽救，就必须返还加倍的礼物，如果不想挽救，就对等地寄出礼物。至此，二人的关系就断裂。再碰上送礼的节日，也不会再赠答互酬了。
问题的戏剧性在于：日本人一方面热衷于报恩感恩，一方面又深知恩所带来的麻烦。因此毫无缘由地受到生疏者的恩，对日本人来说是最讨厌的事。由此故，日本人对大街上发生的天灾人祸一般不予理睬。这并不是冷淡麻木所至，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警察之外，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情之债。明治以前日本就有一条著名的法令：“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因明确的职责而出面相助，会遭人怀疑是不是想从中捞点什么好处。所以，你对日本人越好，送的东西越多，他反而越不自在越反感，因为这会增加他的人情债，从而触动他敏感的自尊心;反过来，你对日本人冷漠和不在乎，他反而越舒服。因此，在日本，态度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被视为“好”青年;在修行中，越是粗暴的老师，就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这也是日本人既送礼也回礼但就是生不出开后门的中国式的人情债模式的一个原因。
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悖论：一边是恩重如山，情义无价;一边是躲避恩惠，逃离情义。但报恩感恩的文化体质，能自主地提升体制内的忠诚度，能润滑人际关系，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方面，日本人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和狡黠。
（作者20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曾在大学任教，研究哲学。后在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担任客座研究员，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的研究，已出版多部专著《另类日本史》《另类日本天皇史》《另类日本文化史》《大皇宫》《山樱花与岛国魂：日本人情绪省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