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庞大的经济规模与非市场经济思维之间的矛盾。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比如旅游旺季服务业价格会水涨船高,而广州为了迎接亚运会居然宣布地铁免费,狼狈收场尽在意料之中。
　　
　　 近日,央视著名主持人陈伟鸿发出一条微博:“韩寒实在油菜,比如他改编出的一个固定句式: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厦门网友的即兴之作是:“中国现阶段的次要矛盾是市场上不断飞涨的物价与人民群众日益缩水的工资之间的矛盾。”看来,真正“油菜”的还是人民群众。
　　 这条韩寒的“固定句式”并不见得高明,不过是用来发泄不满情绪的文字游戏。首先,人民群众的智商不是日益增长起来的,他们的眼睛自古以来就是雪亮的。其次,不论好官员、坏官员都是从人民群众中产生的,正如一位上海网民所说的,“官员也是从人民做起的呀”。
　　 不过,我们的确应当思考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今年商界纷争之多令人目不暇给,从唐骏“可复制的成功”到陈、黄“逐鹿国美”,从奶粉“早熟门”到“3Q大战”。耐人寻味的是,舆论每次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仅对阵双方泾渭分明,还有自诩为“不偏激”的庞大阵营“和稀泥”。普通人凭直觉就可以预见,今后类似的纷争会层出不穷。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缺乏共识,真理只有在共识的基础上才越辩越明,中国船员与索马里海盗辩不出所以然的,普通民众与中字头垄断企业又能辩出什么?
　　 有人认为这是法制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结果、净化市场环境的治本之策是法治,希望以严刑峻法来根除丑恶现象。其实,法律是社会公认准则的“现世报”。比如绝大多数人认可“欠债还钱”,不能让欠钱不还的人逍遥到来世,所以要用法律去惩戒。如果将道德比做细密的尼龙网,法律则是依附其上的钢丝网。从社会发展角度讲,法律永远滞后于道德,并且一定要留有“漏洞”!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加强法制建设固然重要,但不是万能的。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破坏、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缺失,也不是仅靠法制就能解决的。最根本的解决方案是:补习“市场经济基本伦理”这门“必修课”。
　　 不维护企业、不尊重老板利益的打工者,难道成为老板会尊重员工利益?目无法纪的“屁民”,走上领导岗位就会突然生出对法律的敬畏?可见,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庞大的经济规模与非市场经济思维之间的矛盾。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比如别的国家和地区到旅游旺季或有重大活动,服务业价格会水涨船高,而广州为了迎接亚运会居然宣布地铁免费,狼狈收场尽在意料之中。再比如,某种商品供应紧张就用限价的办法去打击供给,从商品房到蔬菜、方便面莫不如此。
　　 纵观中国历史,对一个政权而言前三代(历时约70到100年)是个“坎儿”。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6建立了大汉王朝,直到经历文景之治(前179～前140年)才真正坐稳江山。于公元618年建立的唐朝,经历贞观之治(公元627年～650年)上层出现动荡,社会秩序却日趋安定,到公元701年武则天结束统治,李姓的江山才得以稳固。清王朝建立于公元1664年,康雍乾(公元1662年～1796年)一百三十多年的盛世奠定了统治的基础。而秦、五代十国则成为短命王朝。
　　 成功政权的头100年可依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让百姓活下来(庶民),第二阶段让百姓富裕起来(富民),第三阶段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准(教民)。现在的中国已来到了第三阶段的入口处,提高的办法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全体国人,不分高低贵贱,严格遵守公平竞争、公正交易的原则,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养成规则意识、诚信意识。百姓是很容易被“教育”的,《群书治要》里记载了孔子的一个比喻:“君王像容器,民众像水。容器方则水方,容器圆则水亦圆。”
　　 想想上世纪80年代,长途贩运者还被视为“要钱不要命”的罪犯,不得不昼伏夜行,直到1997年才取消“投机倒把”这个罪名。不到20年,人们的观念已经完全变过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国企要率先垂范,任何说教都是无效的。涨价像拉稀、降价像便秘的那两家“中字头”石油公司就是最好的反面教员。■
　　
　　[编辑 陈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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