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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住在英国布里斯托尔，是当地一家海运公司的职员，2004年，她与当地安保部门官员结婚并在两年后得子。
她的生活和身边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要比部分人更加甜蜜而美好。但路易斯的另一个身份却又注定让她与众不同——40年前，她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试管婴儿”的身份呱呱坠地。
试管婴儿的40年：曾被看作是“超越核武的威胁”
“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很特殊，一直到10岁，我还被自己的出生方式困扰。不过现在，我看到有那么多通过同样方式出生的婴儿，我已经能正确看待自己。”还有三个月就要迈入不惑之年的路易斯，对自己的特殊身份早已释然。
路易斯的父母约翰·布朗（John Brown）和莱斯莉·布朗（Leslie Brown）是英国的一对不孕夫妇，1977年，9年努力未果的夫妇二人正式向剑桥大学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Robert Edward）和妇科医生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求助。
这两位科学家在实验室用约翰的精子使莱斯莉的卵细胞成功受精，并将受精卵植入莱斯莉的子宫，并让后者在1978年7月25日成功通过剖腹产诞下一女，即路易斯。
当时，体重约2.61公斤的路易斯带着“世界首例试管婴儿”的光环，立刻成为了全球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
芝加哥大学知名生物学家和伦理学家里昂·卡斯（Leon R. Kass）在对这项当时看来极具革命性的技术进行研究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小女孩的存在，必将使人对人类的人性、性别关系、存在意义以及自身与先祖、后代之间的关系产生质疑。”一家英国当地杂志《新星》的编辑则直言：“对人类而言，体外受精技术是原子弹发明以来的最大威胁。”
但有意思的是，据最新的研究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500万试管婴儿借助体外受精技术诞生。
与人类自身繁衍生息方式相关的变革往往都能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并最终形成颇具争议的社会议题。比如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所带来的思想和观念分歧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回响：保守派和宗教人士认为“性”必须在一个固定的基本价值轨道运作，包括坚持婚姻永恒不变，反对堕胎、避孕、未婚同居和婚前性行为等等；自由派则认为选择堕胎、避孕、同居和婚前性行为纯属个人自由及私人领域，外界无权干预。
因此，在讨论这类议题时，我们常常陷入一种对技术的焦虑和鸡同鸭讲的局面。
当爹又当妈！个体皮肤即可培育生殖细胞
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新技术涌现还将不断制造类似的焦虑。
通过一项名为“体外配子发育（IVG）”的融合技术，科学家近两年一直都在研究如何使用人体脸颊、手臂等部位的皮肤细胞进行人工配子并借助实验室环境培育出人造精子细胞和卵细胞。
体外配子发育技术的理论研究已经进行了20年。但这项技术迎来“春天”还是在2006年——来自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山中伸弥成功借助成年老鼠的细胞编码出了“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简称iPS细胞）”，这种iPS细胞可以被培育成不同种类的细胞，生殖细胞自然包括在内。
一年后，他又接着证明了iPS诱导技术应用于人类细胞的可行性并成功找到了一种转化人类体细胞的方法。这种方法理论上甚至让那些极易采集的上皮细胞和血细胞都能被转化为iPS细胞。这些细胞在经过重新编程后就能转化为生殖细胞。
而在这项突破之前，生育医学界的科学家使用的干细胞仅能从冷冻人类胚胎中采集，不仅资源相对受限，技术本身也备受争议。
经过数十年的理论研究，体外配子发育技术在2016年又迎来一次小高潮。当时，由日本学者林克彦（Katsuhiko Hayashi）带领的日本研究人员利用这项技术把成年雌鼠的皮肤细胞培育成了存活的卵细胞，然后把受精卵植入了雌鼠，生出了健康的小鼠。
同年，一篇发表在《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的论文对这项技术的理论意义和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文中，布朗大学医学科学教授艾利·阿达西（Eli Adashi）一针见血地指出：
“公众对医学技术的理解显然没有跟上技术进步的速度。”
在不远的将来，科学家们一定能在实验室培养皿中制造出人类精子和卵子，这项技术能为治疗不孕不育带来希望，但也会带来诸如“设计婴儿”这类巨大的伦理问题。因此阿达西教授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未雨绸缪，在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后提出相应的技术管理措施。
技术融合的未来，不孕不育或走向终结
体外配子发育技术在人类身上实现完全成功的应用还面临着几项关键的技术壁垒。
比如如何将具有两条X染色体的女性细胞培育成为具有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的精子细胞，或者相反，如何将XY男性细胞转变为XX女性卵细胞。
十年前甚至有人定论：利用女性细胞制造精子将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但彼时的人们并未料到基因编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CRISPR-Cas9基因编辑工具出现。这项技术不仅可以解决上面的细胞培育问题，甚至还可以在体外配子发育的过程中通过修复、增加或移除特定基因的方式来对胚胎细胞进行“优化”。
也就是说，在这些技术的融合之下，出生婴儿“父母”的性别将不再重要。医院甚至都可以为单个客户制造数十个卵子或胚胎，让他们从中挑选“理想”胚胎；同时，这些利用单个人的细胞生成胚胎细胞的方式也势必会制造出一批数量不小的“单亲婴儿”，这些“单亲婴儿”的成长经历和社会境遇显然只会比40年前出生的“试管婴儿”更加艰难。
于研究者而言，这两项技术的结合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这样的技术融合不仅会改变不孕不育症患者、国外合法同性恋群体或单身人士的生活，整个人类社会都将因此迎来颠覆性的变化。
在公众眼里，这样的技术和技术发展速度一方面就像是科幻小说情节，另一方面又让他们倍感焦虑：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設计婴儿”这件事？“完美胚胎”的出现又将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
面对社会各界的疑虑，哈佛医学院院长乔治·戴利（George Daley）这样评价：
“我们无法规避所有风险。未知总是存在的，所有创新性疗法，均无法去除所有可能的风险。而对未知且无法量化的风险的恐惧，不应成为我们去探索能令人类获益的疗法的阻碍。我们应当前进，接纳这些风险。”
她的生活和身边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要比部分人更加甜蜜而美好。但路易斯的另一个身份却又注定让她与众不同——40年前，她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试管婴儿”的身份呱呱坠地。
试管婴儿的40年：曾被看作是“超越核武的威胁”
“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很特殊，一直到10岁，我还被自己的出生方式困扰。不过现在，我看到有那么多通过同样方式出生的婴儿，我已经能正确看待自己。”还有三个月就要迈入不惑之年的路易斯，对自己的特殊身份早已释然。
路易斯的父母约翰·布朗（John Brown）和莱斯莉·布朗（Leslie Brown）是英国的一对不孕夫妇，1977年，9年努力未果的夫妇二人正式向剑桥大学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Robert Edward）和妇科医生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求助。
这两位科学家在实验室用约翰的精子使莱斯莉的卵细胞成功受精，并将受精卵植入莱斯莉的子宫，并让后者在1978年7月25日成功通过剖腹产诞下一女，即路易斯。
当时，体重约2.61公斤的路易斯带着“世界首例试管婴儿”的光环，立刻成为了全球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
芝加哥大学知名生物学家和伦理学家里昂·卡斯（Leon R. Kass）在对这项当时看来极具革命性的技术进行研究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小女孩的存在，必将使人对人类的人性、性别关系、存在意义以及自身与先祖、后代之间的关系产生质疑。”一家英国当地杂志《新星》的编辑则直言：“对人类而言，体外受精技术是原子弹发明以来的最大威胁。”
但有意思的是，据最新的研究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500万试管婴儿借助体外受精技术诞生。
与人类自身繁衍生息方式相关的变革往往都能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并最终形成颇具争议的社会议题。比如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所带来的思想和观念分歧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回响：保守派和宗教人士认为“性”必须在一个固定的基本价值轨道运作，包括坚持婚姻永恒不变，反对堕胎、避孕、未婚同居和婚前性行为等等；自由派则认为选择堕胎、避孕、同居和婚前性行为纯属个人自由及私人领域，外界无权干预。
因此，在讨论这类议题时，我们常常陷入一种对技术的焦虑和鸡同鸭讲的局面。
当爹又当妈！个体皮肤即可培育生殖细胞
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新技术涌现还将不断制造类似的焦虑。
通过一项名为“体外配子发育（IVG）”的融合技术，科学家近两年一直都在研究如何使用人体脸颊、手臂等部位的皮肤细胞进行人工配子并借助实验室环境培育出人造精子细胞和卵细胞。
体外配子发育技术的理论研究已经进行了20年。但这项技术迎来“春天”还是在2006年——来自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山中伸弥成功借助成年老鼠的细胞编码出了“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简称iPS细胞）”，这种iPS细胞可以被培育成不同种类的细胞，生殖细胞自然包括在内。
一年后，他又接着证明了iPS诱导技术应用于人类细胞的可行性并成功找到了一种转化人类体细胞的方法。这种方法理论上甚至让那些极易采集的上皮细胞和血细胞都能被转化为iPS细胞。这些细胞在经过重新编程后就能转化为生殖细胞。
而在这项突破之前，生育医学界的科学家使用的干细胞仅能从冷冻人类胚胎中采集，不仅资源相对受限，技术本身也备受争议。
经过数十年的理论研究，体外配子发育技术在2016年又迎来一次小高潮。当时，由日本学者林克彦（Katsuhiko Hayashi）带领的日本研究人员利用这项技术把成年雌鼠的皮肤细胞培育成了存活的卵细胞，然后把受精卵植入了雌鼠，生出了健康的小鼠。
同年，一篇发表在《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的论文对这项技术的理论意义和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文中，布朗大学医学科学教授艾利·阿达西（Eli Adashi）一针见血地指出：
“公众对医学技术的理解显然没有跟上技术进步的速度。”
在不远的将来，科学家们一定能在实验室培养皿中制造出人类精子和卵子，这项技术能为治疗不孕不育带来希望，但也会带来诸如“设计婴儿”这类巨大的伦理问题。因此阿达西教授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未雨绸缪，在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后提出相应的技术管理措施。
技术融合的未来，不孕不育或走向终结
体外配子发育技术在人类身上实现完全成功的应用还面临着几项关键的技术壁垒。
比如如何将具有两条X染色体的女性细胞培育成为具有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的精子细胞，或者相反，如何将XY男性细胞转变为XX女性卵细胞。
十年前甚至有人定论：利用女性细胞制造精子将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但彼时的人们并未料到基因编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CRISPR-Cas9基因编辑工具出现。这项技术不仅可以解决上面的细胞培育问题，甚至还可以在体外配子发育的过程中通过修复、增加或移除特定基因的方式来对胚胎细胞进行“优化”。
也就是说，在这些技术的融合之下，出生婴儿“父母”的性别将不再重要。医院甚至都可以为单个客户制造数十个卵子或胚胎，让他们从中挑选“理想”胚胎；同时，这些利用单个人的细胞生成胚胎细胞的方式也势必会制造出一批数量不小的“单亲婴儿”，这些“单亲婴儿”的成长经历和社会境遇显然只会比40年前出生的“试管婴儿”更加艰难。
于研究者而言，这两项技术的结合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这样的技术融合不仅会改变不孕不育症患者、国外合法同性恋群体或单身人士的生活，整个人类社会都将因此迎来颠覆性的变化。
在公众眼里，这样的技术和技术发展速度一方面就像是科幻小说情节，另一方面又让他们倍感焦虑：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設计婴儿”这件事？“完美胚胎”的出现又将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
面对社会各界的疑虑，哈佛医学院院长乔治·戴利（George Daley）这样评价：
“我们无法规避所有风险。未知总是存在的，所有创新性疗法，均无法去除所有可能的风险。而对未知且无法量化的风险的恐惧，不应成为我们去探索能令人类获益的疗法的阻碍。我们应当前进，接纳这些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