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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调整是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追求增长速度，而是要切实做一些实际工作
中国规格最高的年度经济决策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于2015年12月召开。这场会议不仅“定调”了2015年的经济工作，阐述了2016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具体部署下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还对“十三五”如何开局作出了战略部署。
一方面，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依然保持乐观，认为中国经济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有好”，另一方面，此次会议认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
2015 年11 月3 日，世界上一次性建设里程最长的兰州至乌鲁木齐高速铁路上，兰新高铁动车组列车在新疆哈密特大桥上行驶
为何称“稳中有进、稳中有好”
此次会议称，中国经济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有好”。
与历史上的一些大国经济下行相比，这一轮中国经济虽然下行压力较大，但低迷中有新的增长，新的动力，这与其他国家或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下行周期有本质差别。
“稳”体现在中国的增长速度依然在一个合理区间。2015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9%，领先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一发展速度尽管较几年前有所放缓，但这是在10万亿美元的高基数之上得来的，含金量更高。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是名副其实的‘稳定之锚’。”
“进”则体现在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各方面环境的改革。
“不仅仅是简单的口号，更重要是从微观、宏观、数据层面所展现出的运行状态和发展前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标志性数据颇能说明问题。比如，服务业继续“领跑”。2015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1.4%，比2014年同期高出2.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超出七八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已经占据我们国民经济半壁江山，意味着中国整个经济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刘元春认为。
另外，虽然传统制造业显得相对低迷，但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增长非常快，新的增长点、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正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2015年前三季度，高新技术的总体增加值增速达到12%左右，占比已经突破8%，这为下一轮的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1年后重提“闯关”
每年最后一个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和未来宏观政策走向最权威的风向标。
但这一次，却是近20年来召开时间最晚的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4天的会期也是近年的“纪录”。
此外，颇具意味的是，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重提“闯关”一词。
尽管“稳中有进、稳中有好”，但挑战依然存在。
最明显的就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不平衡逆转对中国经济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冲击前所未有。
2007年前，中国贸易增速保持在30%左右。“2015年前11个月，我们的出口下降2.5%，进口下降15.7%。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全球贸易和全球投资大幅度下降，这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冲击。”刘元春说。
更重要的是，衡量外需的贸易顺差也出现明显收缩。2006、2007年左右，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为10.7%，但近两年已经回落到3%左右，最低的时候1.8%。落幅超过6个百分点。
“中国制造业相当一部分需求在海外，海外需求出现明显收缩后，我们就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不仅是总量上的问题，更凸显结构上的缺陷。”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应展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种冲击下，很多传统的体制性扭曲逐渐显露，在要素市场、投资领域、金融领域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这些扭曲，直接导致了很多传统的运行机制被堵塞。”刘元春说。
一方面，大量的“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出现，另一方面，流动性无法向实体经济渗透，而在一些投机性领域里打转，从而出现金融风险，这就是内部扭曲的显化。
因此，随着上一轮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递减，原有模式和运行机制面临挑战。而在2015年，即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这一挑战前所未有地迫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际上，结构性改革我们这几年都在推行。但对比过去几年会发现，以需求管理为导向性的一系列政策在稳增长方面效率越来越低。”刘元春说，“因为很多需求端的政策无法向实体经济渗透，传统管理渠道被堵塞，所以必须从供给端来切入。”
“供给侧改革”也是近期的高频词汇。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的诸多“药方”之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一大亮点，也显示出决策层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新思路。
与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相比，供给侧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胡家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这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振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依靠‘三驾马车’使得中国经济总量扩张显著，却不能将中国经济推向更高的发展水平。此次会议提出明年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其中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库存、降低企业成本这三招都抓住了供给侧结构改革关键点。” 但是供给侧改革注定不容易。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三大歼灭战，就是存量改革。存量的调整，就需要调整利益结构，要有大量的改革来配合，这都是要啃硬骨头，闯关口，涉险滩的改革。”刘元春说。
“前几年我们也作了很多增量性调整，但后来发现，光进行增量性的调整，来为存量进行疏导，作用有限。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高成本问题以及潜在的风险问题，这都是存量问题。”刘元春说，“因此，供给端结构性改革实际上跟这几年的改革逻辑和发展逻辑是相匹配的。”
应展宇说：“在当前结构性调整的关键阶段，中央也要审慎考虑，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肯定会产生利益冲突。在推动改革深入的同时，怎么维持社会稳定运行，不仅需要中央和政府层面很大的决心和毅力，更需要在全社会形成改革共识，形成良性的改革氛围。”
五大任务精准发力
从此次会议提出的具体改革任务，也可看中央对于结构性改革的决心。
曹凤岐认为，现在总的政策回应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这个方向性的要求，“还是非常精准到位的”。
在具体举措上，不同于往年分为宏观、产业、区域、三农、民生等领域，而是直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些无疑都直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结构性调整是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追求增长速度，而是要切实做一些实际工作。”曹凤岐认为。
例如，会议认为，如何化解国内现存的大量过剩产能成为2016年经济工作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而化解产能过剩，要更多从供给侧着手，促进产业升级，淘汰僵尸企业。根据中央要求，要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
目前，中国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随着汽车和住房两大领域增长率的下降，传统工业里的煤炭、钢铁、水泥等过剩产能必须予以削减，市场需求的巨大变化逼迫产能必须与之相适应。
“不过，去产能必须是一个有序、有步骤的过程，并需要同时扶植新兴产业，以强化经济增长动力。这不仅是明年的短期工作目标，更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规划。”曹凤岐说。
除此之外，其他几大任务，亦同样需要供给侧改革的推进。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去楼市库存亦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尽快解决金融供给结构与融资需求不匹配问题，在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的基础上，促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提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融资便利度，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去产能、企业减负、房地产去库存及防范金融风险四大领域的‘歼灭战’形成了统一口径，明年经济工作的展开基本都是围绕上述四大领域。现在政策已经全部出来，问题和措施都摆到了台面上，重要的是各部委和各省如何切实落实。”胡家勇分析。
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改革过程中，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
“在具体落实上要更加注重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曹凤岐分析，“去产能，企业是主体，政府是主导，市场要起到引导作用。实际上，‘去产能’的话题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曾提出，然而，旧的产能去掉，新的产能又在过剩。为什么？根源就在于没有充分发挥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亦是改革应有之义。
“会议提出，微观政策要激发企业活力与消费潜力，营造商品自由流通，破除市场壁垒。如果这些举措能落在实处，将会对激发企业活力具有深远意义。”胡家勇认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社保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等措施几乎包含了企业经营的全要素，这也是解决当前实体经济营收困局的切实行动。”
“如果能把化解产能和企业减负这两个歼灭战打好，将有利于止住工业品价格下跌的势头，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预期和信心。”胡家勇说，“只要改革能够深入，市场创新能够激发起来，未来的经济增长就可以预期。”
中国规格最高的年度经济决策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于2015年12月召开。这场会议不仅“定调”了2015年的经济工作，阐述了2016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具体部署下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还对“十三五”如何开局作出了战略部署。
一方面，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依然保持乐观，认为中国经济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有好”，另一方面，此次会议认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
为何称“稳中有进、稳中有好”
此次会议称，中国经济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有好”。
与历史上的一些大国经济下行相比，这一轮中国经济虽然下行压力较大，但低迷中有新的增长，新的动力，这与其他国家或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下行周期有本质差别。
“稳”体现在中国的增长速度依然在一个合理区间。2015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9%，领先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一发展速度尽管较几年前有所放缓，但这是在10万亿美元的高基数之上得来的，含金量更高。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是名副其实的‘稳定之锚’。”
“进”则体现在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各方面环境的改革。
“不仅仅是简单的口号，更重要是从微观、宏观、数据层面所展现出的运行状态和发展前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标志性数据颇能说明问题。比如，服务业继续“领跑”。2015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1.4%，比2014年同期高出2.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超出七八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已经占据我们国民经济半壁江山，意味着中国整个经济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刘元春认为。
另外，虽然传统制造业显得相对低迷，但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增长非常快，新的增长点、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正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2015年前三季度，高新技术的总体增加值增速达到12%左右，占比已经突破8%，这为下一轮的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1年后重提“闯关”
每年最后一个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和未来宏观政策走向最权威的风向标。
但这一次，却是近20年来召开时间最晚的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4天的会期也是近年的“纪录”。
此外，颇具意味的是，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重提“闯关”一词。
尽管“稳中有进、稳中有好”，但挑战依然存在。
最明显的就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不平衡逆转对中国经济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冲击前所未有。
2007年前，中国贸易增速保持在30%左右。“2015年前11个月，我们的出口下降2.5%，进口下降15.7%。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全球贸易和全球投资大幅度下降，这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冲击。”刘元春说。
更重要的是，衡量外需的贸易顺差也出现明显收缩。2006、2007年左右，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为10.7%，但近两年已经回落到3%左右，最低的时候1.8%。落幅超过6个百分点。
“中国制造业相当一部分需求在海外，海外需求出现明显收缩后，我们就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不仅是总量上的问题，更凸显结构上的缺陷。”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应展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种冲击下，很多传统的体制性扭曲逐渐显露，在要素市场、投资领域、金融领域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这些扭曲，直接导致了很多传统的运行机制被堵塞。”刘元春说。
一方面，大量的“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出现，另一方面，流动性无法向实体经济渗透，而在一些投机性领域里打转，从而出现金融风险，这就是内部扭曲的显化。
因此，随着上一轮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递减，原有模式和运行机制面临挑战。而在2015年，即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这一挑战前所未有地迫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际上，结构性改革我们这几年都在推行。但对比过去几年会发现，以需求管理为导向性的一系列政策在稳增长方面效率越来越低。”刘元春说，“因为很多需求端的政策无法向实体经济渗透，传统管理渠道被堵塞，所以必须从供给端来切入。”
“供给侧改革”也是近期的高频词汇。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的诸多“药方”之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一大亮点，也显示出决策层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新思路。
与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相比，供给侧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胡家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这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振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依靠‘三驾马车’使得中国经济总量扩张显著，却不能将中国经济推向更高的发展水平。此次会议提出明年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其中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库存、降低企业成本这三招都抓住了供给侧结构改革关键点。” 但是供给侧改革注定不容易。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三大歼灭战，就是存量改革。存量的调整，就需要调整利益结构，要有大量的改革来配合，这都是要啃硬骨头，闯关口，涉险滩的改革。”刘元春说。
“前几年我们也作了很多增量性调整，但后来发现，光进行增量性的调整，来为存量进行疏导，作用有限。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高成本问题以及潜在的风险问题，这都是存量问题。”刘元春说，“因此，供给端结构性改革实际上跟这几年的改革逻辑和发展逻辑是相匹配的。”
应展宇说：“在当前结构性调整的关键阶段，中央也要审慎考虑，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肯定会产生利益冲突。在推动改革深入的同时，怎么维持社会稳定运行，不仅需要中央和政府层面很大的决心和毅力，更需要在全社会形成改革共识，形成良性的改革氛围。”
五大任务精准发力
从此次会议提出的具体改革任务，也可看中央对于结构性改革的决心。
曹凤岐认为，现在总的政策回应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这个方向性的要求，“还是非常精准到位的”。
在具体举措上，不同于往年分为宏观、产业、区域、三农、民生等领域，而是直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些无疑都直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结构性调整是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追求增长速度，而是要切实做一些实际工作。”曹凤岐认为。
例如，会议认为，如何化解国内现存的大量过剩产能成为2016年经济工作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而化解产能过剩，要更多从供给侧着手，促进产业升级，淘汰僵尸企业。根据中央要求，要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
目前，中国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随着汽车和住房两大领域增长率的下降，传统工业里的煤炭、钢铁、水泥等过剩产能必须予以削减，市场需求的巨大变化逼迫产能必须与之相适应。
“不过，去产能必须是一个有序、有步骤的过程，并需要同时扶植新兴产业，以强化经济增长动力。这不仅是明年的短期工作目标，更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规划。”曹凤岐说。
除此之外，其他几大任务，亦同样需要供给侧改革的推进。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去楼市库存亦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尽快解决金融供给结构与融资需求不匹配问题，在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的基础上，促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提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融资便利度，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去产能、企业减负、房地产去库存及防范金融风险四大领域的‘歼灭战’形成了统一口径，明年经济工作的展开基本都是围绕上述四大领域。现在政策已经全部出来，问题和措施都摆到了台面上，重要的是各部委和各省如何切实落实。”胡家勇分析。
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改革过程中，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
“在具体落实上要更加注重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曹凤岐分析，“去产能，企业是主体，政府是主导，市场要起到引导作用。实际上，‘去产能’的话题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曾提出，然而，旧的产能去掉，新的产能又在过剩。为什么？根源就在于没有充分发挥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亦是改革应有之义。
“会议提出，微观政策要激发企业活力与消费潜力，营造商品自由流通，破除市场壁垒。如果这些举措能落在实处，将会对激发企业活力具有深远意义。”胡家勇认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社保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等措施几乎包含了企业经营的全要素，这也是解决当前实体经济营收困局的切实行动。”
“如果能把化解产能和企业减负这两个歼灭战打好，将有利于止住工业品价格下跌的势头，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预期和信心。”胡家勇说，“只要改革能够深入，市场创新能够激发起来，未来的经济增长就可以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