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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电脑三维和真人合成的影片《可可的魔伞》，我跟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说，我回学校来放我的新片子吧。老师说：“好啊。但是你要有思想准备，我们的学生是会恶心你的片子，会骂人的。”我说：“那就算了，我不来了。”老师说：“你怕什么，你管你放，他们说他们的。现在的学生可狂了。”我心说，再狂跟我没有关系，我对这份狂妄没有兴趣。2004年夏天的时候，我接到NYU（纽约大学）Stalle教授发来的邮件，问我是否愿意回NYU放我的片子。看到邀请，我太高兴了，我知道那里的学生会喜欢我的片子，于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直到2005年的2月1日我才飞回纽约，这是“9.11”以后第一次回纽约，我有点紧张，因为很多老朋友已经搬离那个城市，不知道纽约会变成什么样子？想到这个城市的时候，现在是多了一份伤心。往学校赶的时候，纽约的大雪刚刚停下来，在百老汇西八街的地铁站上，匆匆忙忙蜂拥而下一大批NYU的学生，似乎又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景象，我顿时被那些充满着生气的年轻人感染了，簇拥在他们的人流中，脚步也加快了。走进大楼的时候，只看见四处贴着关于我片子的大海报，NYU对于我依然是那么温暖，那么周到和热情，就连小小的电梯里，我都看见了海报。学校为了让美国学生更加理解中国和中国电影，特为把伦敦大学教中国电影的Chris Benlly教授也请来，为我做专题介绍。NYU还为我做了特别的网页。但是……对这些我都记不清了，因为直到最后放映的时候，忙着联系了半年，也没有把《假装没感觉》从上海运到美国。学校赶紧从美国发行商那里拿到了我在美国发行的两部片子，《上海纪事》和我的日本纪录片《满山红柿》。
电影院挤得满满的，Chris告诉大家，他认识我快20年了，底下的學生都大叫起来，我想大概比他们中间很多人的年纪都大吧。Chris是我第一部影片《我和我的同学们》的对白翻译。结束的时候，学生们不停地提问，我说着自己的经历和拍片时候的灾难，可是在这种场合，这些话题都成了大家最开心的笑料。学生再也不放过我，就在那里不停地问啊问的，我就在那里和他们一起胡说八道着，大笑着。一直到电影院的老板催促我们结束的时候，大家才和我一起离开那里。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感受最深的，感受最深的是我的那些教授。看见我的时候，他们远远地张开了双臂，然后紧紧地拥抱着我，告诉我他们是多么喜欢我的电影。每次纽约在放我的片子的时候，他们都会去看。可惜他们没有看到《假装没感觉》，只在海报上知道，片子在意大利电影节得了很多奖。
我们一起在法国餐馆里喝着红葡萄酒；在日本餐馆里吃午饭；在Pari院长的办公室里和教授们一起大放厥词，我们放肆的笑声，让Pari校长插不上话，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重新回来了。我们除了谈电影就是谈文学谈政治，一谈就忘记了收场的时间。我们的教授还在那里大骂布什。纽约，尤其是纽约的这些大学，那是民主党的大本营，所以布什第一次任职的时候，学校的大巴载着老教授去华盛顿示威游行，抗议他的任职。那次我在纽约，Herman教授还问我，是否要和他们一起去。我摇了摇头，但是晚上我老老实实地在那里看新闻。天，下着大雨，所有的示威者和警察发生了抗争，但是示威者就是在那里坚持着，不弃不舍。真担心Herman，不知道在这么大的雨里，他会不会挨打，在这样寒冷的冬天里游行，他会不会生病？他毕竟已经76岁了。
Amie教授还是老样子，迎面走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刚买的咖啡，他问我：“要喝咖啡吗？”“要！”他不是把自己的咖啡交给我，而是另外找出一个纸杯子，把手上的咖啡倒出一半给我。这就是我们NYU的教授，总是和别人不一样。当年，和Engle教授一起出去看戛纳电影节得奖影片《黑夜的舞者》，大家觉得实在难看，一个一个在中途溜掉了，只有教授一个人坚持到最后。第二天是周末，教授竟然给我们去看片子的每个学生打电话，告诉我们结局，告诉我们他的看法，告诉我们怎么学会看不喜欢看的片子……
喜欢NYU，还是因为喜欢那里的氛围，喜欢那里的教授，喜欢他们治学的严谨。他们和国内教电影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不教理念，不谈意识形态的东西，也没有任何限制。老师一直在跟大家说，记住，拍学生短片不是因为它短，是因为你心里有冲动，你有自己的感受，当然它的长度是短的。每次在谈每一个学生的剧本或作品的时候，老师第一句话就是问你：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那里没有框框，没有概念，没有主题先行，所有的一切一切，就是你的、你个人的、独特的体验！那里尊重每个个体的价值，然后体现这个价值。怎么体现？就是在技术上，一点一点教你，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控制。我常常感谢NYU，我的电影技术几乎都是在那里学到的。学得很仔细，甚至怎么举话筒，打灯后如何收电线，到写剧本、故事大纲的格式，甚至于如何剪底片，都是在那里从头开始学起的……
说到NYU的时候，真的有点如数家珍的感觉，还有一份深深的怀念。当我重新回到上海家里，重新打开电子邮箱，只见那里又是满满的来自NYU的邮件，大家都在衷心地祝愿我在新的一年里拍出好片子。想到纽约，想到NYU，想到我们那些教授，心里总是满满的……
直到2005年的2月1日我才飞回纽约，这是“9.11”以后第一次回纽约，我有点紧张，因为很多老朋友已经搬离那个城市，不知道纽约会变成什么样子？想到这个城市的时候，现在是多了一份伤心。往学校赶的时候，纽约的大雪刚刚停下来，在百老汇西八街的地铁站上，匆匆忙忙蜂拥而下一大批NYU的学生，似乎又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景象，我顿时被那些充满着生气的年轻人感染了，簇拥在他们的人流中，脚步也加快了。走进大楼的时候，只看见四处贴着关于我片子的大海报，NYU对于我依然是那么温暖，那么周到和热情，就连小小的电梯里，我都看见了海报。学校为了让美国学生更加理解中国和中国电影，特为把伦敦大学教中国电影的Chris Benlly教授也请来，为我做专题介绍。NYU还为我做了特别的网页。但是……对这些我都记不清了，因为直到最后放映的时候，忙着联系了半年，也没有把《假装没感觉》从上海运到美国。学校赶紧从美国发行商那里拿到了我在美国发行的两部片子，《上海纪事》和我的日本纪录片《满山红柿》。
电影院挤得满满的，Chris告诉大家，他认识我快20年了，底下的學生都大叫起来，我想大概比他们中间很多人的年纪都大吧。Chris是我第一部影片《我和我的同学们》的对白翻译。结束的时候，学生们不停地提问，我说着自己的经历和拍片时候的灾难，可是在这种场合，这些话题都成了大家最开心的笑料。学生再也不放过我，就在那里不停地问啊问的，我就在那里和他们一起胡说八道着，大笑着。一直到电影院的老板催促我们结束的时候，大家才和我一起离开那里。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感受最深的，感受最深的是我的那些教授。看见我的时候，他们远远地张开了双臂，然后紧紧地拥抱着我，告诉我他们是多么喜欢我的电影。每次纽约在放我的片子的时候，他们都会去看。可惜他们没有看到《假装没感觉》，只在海报上知道，片子在意大利电影节得了很多奖。
我们一起在法国餐馆里喝着红葡萄酒；在日本餐馆里吃午饭；在Pari院长的办公室里和教授们一起大放厥词，我们放肆的笑声，让Pari校长插不上话，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重新回来了。我们除了谈电影就是谈文学谈政治，一谈就忘记了收场的时间。我们的教授还在那里大骂布什。纽约，尤其是纽约的这些大学，那是民主党的大本营，所以布什第一次任职的时候，学校的大巴载着老教授去华盛顿示威游行，抗议他的任职。那次我在纽约，Herman教授还问我，是否要和他们一起去。我摇了摇头，但是晚上我老老实实地在那里看新闻。天，下着大雨，所有的示威者和警察发生了抗争，但是示威者就是在那里坚持着，不弃不舍。真担心Herman，不知道在这么大的雨里，他会不会挨打，在这样寒冷的冬天里游行，他会不会生病？他毕竟已经76岁了。
Amie教授还是老样子，迎面走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刚买的咖啡，他问我：“要喝咖啡吗？”“要！”他不是把自己的咖啡交给我，而是另外找出一个纸杯子，把手上的咖啡倒出一半给我。这就是我们NYU的教授，总是和别人不一样。当年，和Engle教授一起出去看戛纳电影节得奖影片《黑夜的舞者》，大家觉得实在难看，一个一个在中途溜掉了，只有教授一个人坚持到最后。第二天是周末，教授竟然给我们去看片子的每个学生打电话，告诉我们结局，告诉我们他的看法，告诉我们怎么学会看不喜欢看的片子……
喜欢NYU，还是因为喜欢那里的氛围，喜欢那里的教授，喜欢他们治学的严谨。他们和国内教电影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不教理念，不谈意识形态的东西，也没有任何限制。老师一直在跟大家说，记住，拍学生短片不是因为它短，是因为你心里有冲动，你有自己的感受，当然它的长度是短的。每次在谈每一个学生的剧本或作品的时候，老师第一句话就是问你：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那里没有框框，没有概念，没有主题先行，所有的一切一切，就是你的、你个人的、独特的体验！那里尊重每个个体的价值，然后体现这个价值。怎么体现？就是在技术上，一点一点教你，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控制。我常常感谢NYU，我的电影技术几乎都是在那里学到的。学得很仔细，甚至怎么举话筒，打灯后如何收电线，到写剧本、故事大纲的格式，甚至于如何剪底片，都是在那里从头开始学起的……
说到NYU的时候，真的有点如数家珍的感觉，还有一份深深的怀念。当我重新回到上海家里，重新打开电子邮箱，只见那里又是满满的来自NYU的邮件，大家都在衷心地祝愿我在新的一年里拍出好片子。想到纽约，想到NYU，想到我们那些教授，心里总是满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