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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民主理论家，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反映了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中，达尔对流行的“麦迪逊式民主”和“平民主义民主”作了详细考察。他指出，“麦迪逊式”的民主理论“旨在成功地在多数人的权力和少数人的权力之间，以及所有成年公民的政治平等和限制其主权的需要之间，达成某种妥协。”而平民主义的基本规则是“多数原则”，但“多数原则”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达尔认为，“平民主义民主理论不是一个经验的体系，它包含的只是若干伦理预设间的逻辑关系。关于现实世界，它没告诉我们任何东西。”
“多重少数人的统治”与“以社会制约权力”是达尔多元民主理论的核心内容。各类社会组织作为政治参与者分散了社会权力，政治的过程也就成为各个独立的社会组织之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这样，就不存在麦迪逊式民主所担心的暴政问题，并有利于整个多元民主秩序的维护延续。
一、多元民主的困境及其解决
1 关于固化不平等。达尔指出，组织的多元主义与不平等相伴始终，但最重要的是，多元民主自身没有减少不平等的冲动。在一些多元民主社会中，组织间通过相互妥协来达成一致，结果“对控制、地位、收入、财富和其他资源进行重新再分配的重大结构改革不可能实现”。
另外，达尔还提出：政治平等的主体应该是个人还是组织?他把政治不平等看作多元民主的主要弊端，并认为这一弊端的主要根源是现代的所有制形式和不平等的企业控制形式。为此，他希望建立一种广泛的合作型的所有制和企业控制制度，把民主原则扩展到公司和一般经济生活中去。
2 关于“扭曲公民意识”。组织多元主义与利益多元性紧密相连，组织通过强调其自身利益的独特性及与外界的冲突，会在其成员中培养一种狭隘的“组织本位”观念，甚至形成一种持续的政治文化。
在这种观念、文化的引领下，会形成一种“扭曲的公民意识”。对此，达尔认为可以考虑两种办法：一是通过加强对普遍利益的信仰来促进高尚的公民美德，二是通过促进对自我利益的合理理解来加强文明的利己主义。
3 关于“歪曲公共议程”。达尔首先举了美国政治实际运作中的例子来对什么是“歪曲公共议程”作出说明。如1974年以前国会的预算过程，国会从未有过总预算的议程，而是以高度分散和分权的方式来分别考虑收入和支出。这就是组织多元主义的后果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院外各种利益集团，国会中各特别委员会，行政分支中各具体部门，获得了最多的短期利益。在达尔看来，歪曲公共议事日程并导致民众对公共议事日程丧失控制的主要因素，是不受控制的大公司的力量。因此，使大公司民主化(也即使经济民主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4 关于让渡最终控制的讨论。达尔指出，最终控制的完美而理想的主体是公民全体，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多头政体中，多元主义的组织往往不受民选代表的控制，而且本来代表的控制权往往被让渡给一些利益集团。从而使一些经济事务的关键决策处于立法机关的控制之外。
在谈到补救措施的时候，达尔再次转向了经济体制以及当今经济体制的突出代表——大公司。他认为，在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公司企业应当私有并由企业主控制；但是，大公司作出的决策往往对许多并不控制这些决策的人们造成影响，这两者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张力。
二、多元民主困境的评价及启示
首先，达尔对多元民主的批评围绕着“自治与控制”展开，重心则放在对它固化不平等的批评上。政治不平等是一个普遍现象，多元民主要求社会有一系列独立的组织集团，但这些组织集团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对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在多元社会中，妥协是必要的，但各组织集团问的相互妥协也容易造成社会结构的固化，从而使变革受到强大的阻碍。达尔多元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便是以社会制约权力，但从他的这些批评来看，我们发现，社会制约也远非完美，一个多元社会里很可能缺乏变革的动力。
其次，达尔对多元民主的批评，很大程度上以经济为落脚点。无论是不平等，还是歪曲公共议程及让渡最终控制，达尔都始终关注收入分配的公平、经济体制中的民主控制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大公司乃至垄断企业的出现不可避免，而大公司内部管理结构的不民主也为达尔所批评，他极力主张在经济领域实施民主。一些西化论者高举政治民主的大旗，但是谁会在为工作、收入发愁时抱着极大的热情去争取“天赋”的权利呢?所以，我们要倡导经济领域的民主管理。
最后，达尔对多元组织可能扭曲公民意识的批评也值得我们深思。多元民主中成员个体对组织利益依附，易导致狭隘的效忠和服从。而扭曲的公民意识则有加剧冲突和分裂、减少共识的危险。
综上，达尔对多元民主的批评对中国进一步的民主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也要看到达尔所提到的“国别差异”。民主的模式有许多种，中国应借鉴吸收各种模式的长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
参考文献
[1][美]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M]，顾昕、朱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多重少数人的统治”与“以社会制约权力”是达尔多元民主理论的核心内容。各类社会组织作为政治参与者分散了社会权力，政治的过程也就成为各个独立的社会组织之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这样，就不存在麦迪逊式民主所担心的暴政问题，并有利于整个多元民主秩序的维护延续。
一、多元民主的困境及其解决
1 关于固化不平等。达尔指出，组织的多元主义与不平等相伴始终，但最重要的是，多元民主自身没有减少不平等的冲动。在一些多元民主社会中，组织间通过相互妥协来达成一致，结果“对控制、地位、收入、财富和其他资源进行重新再分配的重大结构改革不可能实现”。
另外，达尔还提出：政治平等的主体应该是个人还是组织?他把政治不平等看作多元民主的主要弊端，并认为这一弊端的主要根源是现代的所有制形式和不平等的企业控制形式。为此，他希望建立一种广泛的合作型的所有制和企业控制制度，把民主原则扩展到公司和一般经济生活中去。
2 关于“扭曲公民意识”。组织多元主义与利益多元性紧密相连，组织通过强调其自身利益的独特性及与外界的冲突，会在其成员中培养一种狭隘的“组织本位”观念，甚至形成一种持续的政治文化。
在这种观念、文化的引领下，会形成一种“扭曲的公民意识”。对此，达尔认为可以考虑两种办法：一是通过加强对普遍利益的信仰来促进高尚的公民美德，二是通过促进对自我利益的合理理解来加强文明的利己主义。
3 关于“歪曲公共议程”。达尔首先举了美国政治实际运作中的例子来对什么是“歪曲公共议程”作出说明。如1974年以前国会的预算过程，国会从未有过总预算的议程，而是以高度分散和分权的方式来分别考虑收入和支出。这就是组织多元主义的后果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院外各种利益集团，国会中各特别委员会，行政分支中各具体部门，获得了最多的短期利益。在达尔看来，歪曲公共议事日程并导致民众对公共议事日程丧失控制的主要因素，是不受控制的大公司的力量。因此，使大公司民主化(也即使经济民主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4 关于让渡最终控制的讨论。达尔指出，最终控制的完美而理想的主体是公民全体，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多头政体中，多元主义的组织往往不受民选代表的控制，而且本来代表的控制权往往被让渡给一些利益集团。从而使一些经济事务的关键决策处于立法机关的控制之外。
在谈到补救措施的时候，达尔再次转向了经济体制以及当今经济体制的突出代表——大公司。他认为，在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公司企业应当私有并由企业主控制；但是，大公司作出的决策往往对许多并不控制这些决策的人们造成影响，这两者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张力。
二、多元民主困境的评价及启示
首先，达尔对多元民主的批评围绕着“自治与控制”展开，重心则放在对它固化不平等的批评上。政治不平等是一个普遍现象，多元民主要求社会有一系列独立的组织集团，但这些组织集团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对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在多元社会中，妥协是必要的，但各组织集团问的相互妥协也容易造成社会结构的固化，从而使变革受到强大的阻碍。达尔多元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便是以社会制约权力，但从他的这些批评来看，我们发现，社会制约也远非完美，一个多元社会里很可能缺乏变革的动力。
其次，达尔对多元民主的批评，很大程度上以经济为落脚点。无论是不平等，还是歪曲公共议程及让渡最终控制，达尔都始终关注收入分配的公平、经济体制中的民主控制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大公司乃至垄断企业的出现不可避免，而大公司内部管理结构的不民主也为达尔所批评，他极力主张在经济领域实施民主。一些西化论者高举政治民主的大旗，但是谁会在为工作、收入发愁时抱着极大的热情去争取“天赋”的权利呢?所以，我们要倡导经济领域的民主管理。
最后，达尔对多元组织可能扭曲公民意识的批评也值得我们深思。多元民主中成员个体对组织利益依附，易导致狭隘的效忠和服从。而扭曲的公民意识则有加剧冲突和分裂、减少共识的危险。
综上，达尔对多元民主的批评对中国进一步的民主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也要看到达尔所提到的“国别差异”。民主的模式有许多种，中国应借鉴吸收各种模式的长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
参考文献
[1][美]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M]，顾昕、朱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