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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亘古时代，候鸟从未改变过古老的旅行规则：跨越重洋，循环往复，一鼓作气。
候鸟的万里迁徙，如同史诗般令人瞠目。以红腹滨鹬为例，每年四月，这种鸟儿从南半球起飞。在万里行程之前，它们会铆足了劲，先吃成“大胖子”，还会将一些暂不需要的生殖器官如子宫等萎缩，之后不停歇、不睡觉、不进食，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一线连续飞行6000公里，历时7天抵达渤海湾后，只剩下约不到一半的体重。候鸟的迁徙几乎是在飞越生命线，正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所说：天上飞的最小的鸟儿，也是你的五官无法感知的巨大世界。
在“东亚—澳大利西亚（EAAF）”，有一条候鸟迁徙线。这是全球八大候鸟迁徙线之一，也是穿过中国境内三条中的一条。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官员介绍，这条史诗般的生命线长达13000公里，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阿拉斯加，途经22个国家，穿过中国的东部沿海省份，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每年逾5000万只水鸟都将通过这唯一的迁徙线，完成年复一年的生命延续。
中国东部滨海湿地是这条生命线的重要一环，然而，东南沿海的高度开发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沿线的5000万只水鸟，包括28个全球濒危物种，已经岌岌可危。
近些年来，由于滨海湿地不断被啃噬，候鸟的迁徙面临着迷失的困局。10年前，中国天然滨海湿地已消失了50%以上。研究显示：亚洲水鸟50%的种群数量在剧减。
“中国渤海湾的不良生态状况让大量候鸟种群减少，这种现象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全球迁徙网络西北澳观察站的站长克里斯·哈塞尔（Chris Hassell）说。
“所有依赖湿地系统的鸟类数量都在下降，而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开发。”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著名鸟类学家托马斯·皮尔斯玛（Theunis Piersma）教授在谈到中国湿地与候鸟的关系时说道，“这些与我同名的鸟（指红腹滨鹬），在我的有生之年可能要比我先走一步。我非常希望各地政府能像在经济和教育上所做巨大的努力一样保护湿地和水鸟。”
迷途的候鸟
温州湾滩涂是EAAF线上重要的候鸟越冬地。2012年9月2日，一封致温州市领导的公开信唤醒了人们对候鸟的关注。这是中国首个环保NGO“黑嘴鸥保护协会”会长刘德天半年前写的一封信，眼看着已从辽宁盘锦启程的黑嘴鸥将到达越冬地——温州湾，不得已，他在微博里开始公开呼吁。“令我担心的是，围垦意味着生态环境改变、原有滩涂生态功能丧失，在此越冬的黑嘴鸥将一去不返”，信不足千字，却句句忧心。
2012年春，刘德天到温州湾寻觅黑嘴鸥踪迹，“从涨潮盼到落潮再到涨潮”，居然“一只都没有见到”。他失望地回到盘锦，写下一首诗：“昨日去温州，归来犯忧愁。滩涂百万顷，不见一只鸥”。
这种“世界上最稀有的鸥禽”曾消失了整整一个世纪，在20世纪末才被重新发现。它已被录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编写的《濒危物种动物红皮书》中。在辽宁盘锦，刘德天悉心守护这种侯鸟已二十多年。好不容易当地黑嘴鸥数量从1990年的1200只增至8600余只，但令其揪心的是，黑嘴鸥南下越冬，已难觅落脚地。
这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在一二月间的冬季调查结论相同。
“悠闲无尘迹，天地一沙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温州湾这片广袤的湿地曾是数十种珍贵候鸟的越冬地、中转站。1998年，温州曾被确定为全球最大的黑嘴鸥越冬地，彼时数量3000只，占全球越冬种群数量60%以上，如今几近绝迹。
我国滨海湿地汇聚了全国水鸟种类总数的80%以上。2008年，全国鸟类环志（指搜集鸟类迁徙路线，繁殖，分类数据的研究方法）工作初步调查的数据证实，从我国过境迁徙的候鸟种类和数量约占世界20%至25%左右。
濒危的水鸟则更加危险。2007年，国际鸟盟统计极危鸟类勺嘴鹬的数目可能少于200对，且以每年25%数量递减。上海野鸟会会员李静介绍，江苏如东是勺嘴鹬最重要的停歇地，他们在如东调查时，数目最多时仅有103只，是目前已知的最大迁徙种群。国际鸟盟亚洲部主任陈成彦也曾撰文：“勺嘴鹬濒危最重要的原因是迁徙的越冬滩涂的破坏”。
“那时还是一片光滩，走二十几步便可看到那些嘴如汤匙的小鸟。”回忆起四年前第一次观鸟的情境，李静还历历在目。如今，她徒步走一个多小时，站在被铲平后的土地上才能看见水线，周围满是化工厂房，起风时风沙大作，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沙尘暴里观鸟，心痛又奇怪”。
消逝的湿地
湿地破坏，将直接导致水鸟的
灭亡。
“如果滩涂继续消失，它们飞几千公里来到这里，可什么吃的都没有，再继续飞，继续找，还是没得吃，就死掉了。”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博士杨洪燕担忧。
刘德天还记得2007年冬天，他去往温州胜利塘，看到滩涂上满是工业用的大皮管，海岸边的别墅正在破土动工。2007年温州围垦统计年报显示，全市完成围垦面积21.63万亩。最新的消息是，我国最大的一项单体围垦项目“温州瓯飞工程”已获国家海洋局批复，围垦面积将达49万亩，相当于“再造一个温州”。
而温州湾只是候鸟生命线上许多被破坏湿地的缩影。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中国大片的滩涂逐年被转变成盐池、水产养殖池、农田、休闲娱乐区和工业区。
“我国湿地丧失的现状非常严重。”全国鸟类环志中心江红星博士忧心忡忡地说。2003年全国首次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天然滨海湿地消失了50%以上。而从1990年至2008年，我国围填海总面积增至1338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新增285平方公里。
过去三年，杨洪燕的心情起伏得尤为剧烈。她研究红腹滨鹬已近十年。近三年，她的观测区因湿地围垦缩小了1/3，区内这种鸟猛增约4倍，这意味着，“周围湿地都被破坏了”。
“这样大量聚集的风险非常大，种群集中度高，万一出现类似禽流感的疾病会危害到整个种群。”江红星解释。
恶果已有先例。韩国新万锦是在EAAF这条候鸟生命线上极为重要的中停地，却因1991年开始动工的围海工程成为“巨大的环保丑闻”。在公众抗争历时15年后最终建成，长达33公里的海堤工程上，围垦滩涂面积多达400平方公里。原有的大滨鹬10万只，围垦后不到一万只。如不及时遏制，中国东部滨海湿地将步其后尘。
亟待立法保护
各地观鸟者和环保组织已成为中国水鸟保护的重要力量。据WWF官员介绍，WWF中国与国家林业局共同组织了三次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提出了“建立一条像耕地红线一样的湿地红线”。
李静也是“勺嘴鹬在中国”保育团成员，一直在推动勺嘴鹬栖息地建立保护区。“该地多项指标已达到国际重要湿地标准，却未获建任何保护区。”
但种种努力一直没能缓解候鸟生命线的劫难。鸟类会有“栖息地忠诚度”，一旦栖息地被完全破坏，整个种群会消失殆尽。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马志军副教授解释说。
恶果悄然出现。2012年6月，据湿地公约第11次缔约方大会上《水鸟种群估计》报告显示，全球有38%的水鸟种群数量在下降。而亚洲则是各大洲中最糟的，50%的种群在下降。
保护鸟类，最重要的是保护那些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的栖息地。然而，当涉及开发和利益时，各方的矛盾开始凸显。
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可依，“工作起来困难重重。”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一位处长道出症结——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湿地保护法。他想起去洞庭湖执法时碰壁的情景：一块湿地因在保护区外，根本不知道“该按什么法来保护”。
一名数次参与地方内部讨论的人士透露，“前几年，上海市想推动成立湿地保护法规。但海洋、航运、市政、林业等部门都拿出自己的调研报告”。各方各执一词，立法搁浅。
法律缺位并不是湿地破坏的全部原因。国际环保组织湿地国际的高级技术官员吕咏感叹，“最大困难不是缺钱，而是地方官员缺意识”。
今年的秋色又染黄了树叶，所剩无几的候鸟依然排好队型，等待着再次南飞，去寻找一个温暖的家。然而，寻寻觅觅，这一路高楼林立的城市群，家又在何方？“悠闲无尘迹，天地一沙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等待它们的不知将是怎样的宿命。
候鸟的万里迁徙，如同史诗般令人瞠目。以红腹滨鹬为例，每年四月，这种鸟儿从南半球起飞。在万里行程之前，它们会铆足了劲，先吃成“大胖子”，还会将一些暂不需要的生殖器官如子宫等萎缩，之后不停歇、不睡觉、不进食，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一线连续飞行6000公里，历时7天抵达渤海湾后，只剩下约不到一半的体重。候鸟的迁徙几乎是在飞越生命线，正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所说：天上飞的最小的鸟儿，也是你的五官无法感知的巨大世界。
在“东亚—澳大利西亚（EAAF）”，有一条候鸟迁徙线。这是全球八大候鸟迁徙线之一，也是穿过中国境内三条中的一条。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官员介绍，这条史诗般的生命线长达13000公里，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阿拉斯加，途经22个国家，穿过中国的东部沿海省份，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每年逾5000万只水鸟都将通过这唯一的迁徙线，完成年复一年的生命延续。
中国东部滨海湿地是这条生命线的重要一环，然而，东南沿海的高度开发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沿线的5000万只水鸟，包括28个全球濒危物种，已经岌岌可危。
近些年来，由于滨海湿地不断被啃噬，候鸟的迁徙面临着迷失的困局。10年前，中国天然滨海湿地已消失了50%以上。研究显示：亚洲水鸟50%的种群数量在剧减。
“中国渤海湾的不良生态状况让大量候鸟种群减少，这种现象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全球迁徙网络西北澳观察站的站长克里斯·哈塞尔（Chris Hassell）说。
“所有依赖湿地系统的鸟类数量都在下降，而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开发。”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著名鸟类学家托马斯·皮尔斯玛（Theunis Piersma）教授在谈到中国湿地与候鸟的关系时说道，“这些与我同名的鸟（指红腹滨鹬），在我的有生之年可能要比我先走一步。我非常希望各地政府能像在经济和教育上所做巨大的努力一样保护湿地和水鸟。”
迷途的候鸟
温州湾滩涂是EAAF线上重要的候鸟越冬地。2012年9月2日，一封致温州市领导的公开信唤醒了人们对候鸟的关注。这是中国首个环保NGO“黑嘴鸥保护协会”会长刘德天半年前写的一封信，眼看着已从辽宁盘锦启程的黑嘴鸥将到达越冬地——温州湾，不得已，他在微博里开始公开呼吁。“令我担心的是，围垦意味着生态环境改变、原有滩涂生态功能丧失，在此越冬的黑嘴鸥将一去不返”，信不足千字，却句句忧心。
2012年春，刘德天到温州湾寻觅黑嘴鸥踪迹，“从涨潮盼到落潮再到涨潮”，居然“一只都没有见到”。他失望地回到盘锦，写下一首诗：“昨日去温州，归来犯忧愁。滩涂百万顷，不见一只鸥”。
这种“世界上最稀有的鸥禽”曾消失了整整一个世纪，在20世纪末才被重新发现。它已被录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编写的《濒危物种动物红皮书》中。在辽宁盘锦，刘德天悉心守护这种侯鸟已二十多年。好不容易当地黑嘴鸥数量从1990年的1200只增至8600余只，但令其揪心的是，黑嘴鸥南下越冬，已难觅落脚地。
这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在一二月间的冬季调查结论相同。
“悠闲无尘迹，天地一沙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温州湾这片广袤的湿地曾是数十种珍贵候鸟的越冬地、中转站。1998年，温州曾被确定为全球最大的黑嘴鸥越冬地，彼时数量3000只，占全球越冬种群数量60%以上，如今几近绝迹。
我国滨海湿地汇聚了全国水鸟种类总数的80%以上。2008年，全国鸟类环志（指搜集鸟类迁徙路线，繁殖，分类数据的研究方法）工作初步调查的数据证实，从我国过境迁徙的候鸟种类和数量约占世界20%至25%左右。
濒危的水鸟则更加危险。2007年，国际鸟盟统计极危鸟类勺嘴鹬的数目可能少于200对，且以每年25%数量递减。上海野鸟会会员李静介绍，江苏如东是勺嘴鹬最重要的停歇地，他们在如东调查时，数目最多时仅有103只，是目前已知的最大迁徙种群。国际鸟盟亚洲部主任陈成彦也曾撰文：“勺嘴鹬濒危最重要的原因是迁徙的越冬滩涂的破坏”。
“那时还是一片光滩，走二十几步便可看到那些嘴如汤匙的小鸟。”回忆起四年前第一次观鸟的情境，李静还历历在目。如今，她徒步走一个多小时，站在被铲平后的土地上才能看见水线，周围满是化工厂房，起风时风沙大作，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沙尘暴里观鸟，心痛又奇怪”。
消逝的湿地
湿地破坏，将直接导致水鸟的
灭亡。
“如果滩涂继续消失，它们飞几千公里来到这里，可什么吃的都没有，再继续飞，继续找，还是没得吃，就死掉了。”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博士杨洪燕担忧。
刘德天还记得2007年冬天，他去往温州胜利塘，看到滩涂上满是工业用的大皮管，海岸边的别墅正在破土动工。2007年温州围垦统计年报显示，全市完成围垦面积21.63万亩。最新的消息是，我国最大的一项单体围垦项目“温州瓯飞工程”已获国家海洋局批复，围垦面积将达49万亩，相当于“再造一个温州”。
而温州湾只是候鸟生命线上许多被破坏湿地的缩影。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中国大片的滩涂逐年被转变成盐池、水产养殖池、农田、休闲娱乐区和工业区。
“我国湿地丧失的现状非常严重。”全国鸟类环志中心江红星博士忧心忡忡地说。2003年全国首次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天然滨海湿地消失了50%以上。而从1990年至2008年，我国围填海总面积增至1338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新增285平方公里。
过去三年，杨洪燕的心情起伏得尤为剧烈。她研究红腹滨鹬已近十年。近三年，她的观测区因湿地围垦缩小了1/3，区内这种鸟猛增约4倍，这意味着，“周围湿地都被破坏了”。
“这样大量聚集的风险非常大，种群集中度高，万一出现类似禽流感的疾病会危害到整个种群。”江红星解释。
恶果已有先例。韩国新万锦是在EAAF这条候鸟生命线上极为重要的中停地，却因1991年开始动工的围海工程成为“巨大的环保丑闻”。在公众抗争历时15年后最终建成，长达33公里的海堤工程上，围垦滩涂面积多达400平方公里。原有的大滨鹬10万只，围垦后不到一万只。如不及时遏制，中国东部滨海湿地将步其后尘。
亟待立法保护
各地观鸟者和环保组织已成为中国水鸟保护的重要力量。据WWF官员介绍，WWF中国与国家林业局共同组织了三次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提出了“建立一条像耕地红线一样的湿地红线”。
李静也是“勺嘴鹬在中国”保育团成员，一直在推动勺嘴鹬栖息地建立保护区。“该地多项指标已达到国际重要湿地标准，却未获建任何保护区。”
但种种努力一直没能缓解候鸟生命线的劫难。鸟类会有“栖息地忠诚度”，一旦栖息地被完全破坏，整个种群会消失殆尽。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马志军副教授解释说。
恶果悄然出现。2012年6月，据湿地公约第11次缔约方大会上《水鸟种群估计》报告显示，全球有38%的水鸟种群数量在下降。而亚洲则是各大洲中最糟的，50%的种群在下降。
保护鸟类，最重要的是保护那些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的栖息地。然而，当涉及开发和利益时，各方的矛盾开始凸显。
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可依，“工作起来困难重重。”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一位处长道出症结——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湿地保护法。他想起去洞庭湖执法时碰壁的情景：一块湿地因在保护区外，根本不知道“该按什么法来保护”。
一名数次参与地方内部讨论的人士透露，“前几年，上海市想推动成立湿地保护法规。但海洋、航运、市政、林业等部门都拿出自己的调研报告”。各方各执一词，立法搁浅。
法律缺位并不是湿地破坏的全部原因。国际环保组织湿地国际的高级技术官员吕咏感叹，“最大困难不是缺钱，而是地方官员缺意识”。
今年的秋色又染黄了树叶，所剩无几的候鸟依然排好队型，等待着再次南飞，去寻找一个温暖的家。然而，寻寻觅觅，这一路高楼林立的城市群，家又在何方？“悠闲无尘迹，天地一沙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等待它们的不知将是怎样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