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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温州农村的父亲，16岁就跟着亲戚们外出打拼。
他头脑活，能吃苦，赚到钱后，在老家开厂，在杭州买房，也娶到村里最漂亮的姑娘。然而，在我13岁那年，父亲被骗，企业负债累累，债主整天上门，甚至威胁要绑架我们。变卖家产还债之后，我家到杭州的城乡接合部租了一间小公寓。父亲一个人打三份工，按时支付我和弟弟念中学的学费。
在家人们眼中，父亲是一个永不会被困难压垮的汉子。所以，当父亲在几年之后传奇般东山再起，开厂买房时，我觉得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2013年开始，老家的工厂资金链出现问题。父亲的多项投资失败。他不得不卖掉一些房子和商铺，用民间借贷、透支信用卡等方式“拆了东墙补西墙”。好在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份高薪的体面工作，弟弟也大学毕业，能够打理生意上的事情。
2014年，父亲刚好60岁。按理说，他花甲之年该看透名利、颐养天年，然而，父亲或因不甘老去而更迫切想证明自己，或因太多的焦虑而急功近利，他在一年中接连做出几项赌徒般的投资，赔得血本无归。
得知父亲卖掉原本给自己做婚房的公寓，又负债几十万元之后，弟弟爆发了。他冲到父母家，高声责备父亲不跟家人商量，埋怨他想钱想疯了……两个男人剑拔弩张地吵起来，母亲被气得心脏病发作。
我匆忙赶到医院时，见父亲正坐在楼道的椅子上。他埋着头，揪着自己的头发。我陪坐在父亲身边，他的叹息极其沉重。
父亲忽然说：“前阵子，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因为公司倒闭、负债累累而想跳樓。家人们站在楼下，苦苦哀求他不要跳。他在纵身跃下之前，大声喊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我对不起你们！’第二句是‘这里太冷了，你们快回去吃饭吧！’”
我讶异地看着父亲，从他游离的眼神中，我判断他一定有过类似的自杀念头。看到我眼中的惶恐，他冲我苦笑：“要跳楼，我在1998年就跳了。别担心，我只是怜悯那个小老板，他那么爱家人，那么在乎他们冷不冷、饿不饿，但是，他竟没勇气为他们活下去。”
父亲说到这里时哽咽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父亲哭。
我拉着他的手，一字一顿地说：“爸，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欠的债，咱们慢慢还。”
母亲出院后，我家发生了“政变”。
弟弟跟已经怀孕的未婚妻一起表态：愿意先租房结婚，用女方的嫁妆钱帮父亲还债。但是，要父亲将老家的工厂、杭州的门店和所有的债券、股票转到弟弟名下，父亲再不过问家里的财务。弟弟会帮他缴纳养老金，每月给他们老两口生活费，每年年底再给他一大笔“年终奖”……父亲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无言的失落感写满额头。谁都知道，这意味着父亲被迫进入“退休模式”。这个一辈子骄傲的大男人，该如何俯身迁就、放下尊严，才能过正常人看来含饴弄孙的日子呢？
之后，父亲兼职做专车司机，还做代驾。一夜的代驾结束，他回家倒头就睡。接连好几个月，父亲都不休息，用拼命工作的方式稀释着自己的失落感。
好几次，我劝他说：“爸，你开车一个月赚多少？我给你。你在家陪妈看看电视行吗？”父亲被我唠叨烦了，就火起来：“连你也当我是废物吗？不能养家的男人，活着还不如一只狗！你知道吗，我要自己还债！用自己的劳动！你弟弟也需要我帮衬，谁知道哪天他会不会犯比我更严重的错误！”
2015年，股市跌宕起伏。弟弟理财有方，在熊市来临之前就将父亲买的股票通通抛光。看到儿子比自己更能干，父亲打心眼儿里为他高兴，表面上却丝毫不显露。
父子俩的关系冷淡僵化，时不时还会发生口角。不过，侄子的呱呱坠地与我的婚姻大事，都让父亲得到安慰。
操办婚事时，老公悄悄将礼金打到父亲的卡里。父亲高兴地开车载我到处买东西。在高档的百货商场里，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他总充满霸气地说：“喜欢就买！”
那场景，让我仿佛回到少女时代。哪怕家里债台高筑，晚饭是薄粥小菜，父亲也在我生日时带我到百货商场买了一条昂贵的裙子，我也因那条裙子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尊贵的公主。父亲用他不分昼夜的勤劳，保证我们在家庭遇到变故时，也从未感到薄凉……婚礼后，父亲将老公打给他的礼金全部退回。
父亲给我发了一条微信，链接网上很流行的诗句：“他们仍旧是父亲，再残破的手掌也要抚摸儿女，再脆弱的胸膛也要庇护家人……”
2016年，我被单位派到台北工作。
临行前，我去看父亲。他一边用手机浏览“浙商”微信圈，一边给孙子唱儿歌：“小老鼠，上灯台，上得去，下不来……”
手机里，父亲看到在制造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中，他的老伙计们，有人在黯淡的光景中挣扎，有人跟他一样还算体面地隐退，有人或病或死音信全无，当然，更多的人在摆小摊、卖煎饼、开专车、做微店，总想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父亲用颤抖的声音，一遍遍地唱：“小老鼠，上灯台，上得去，下不来……”我的眼眶红了。
是的，在日复一日的慷慨给予中，父亲成了那只能上不能下的老鼠，有些滑稽、苍凉，有些让人猝不及防的狼狈与落寞。
到台北之后，当地同事告诉我：“不要小看街头任何一个计程车司机，很多人曾是大老板，被1997年、1998年的经济危机吞没一切之后，才改行做司机。”
果然，我在与计程车司机的交谈中，发现他们见识很广。一个司机指着某条路的门面说：“这是我在1997年卖掉的物业。”
我问：“既然你这么有资历，为何不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呢？”
他笑笑说：“我年纪一把，欠债一堆，又自由惯了，还是这样开车最好，只是偶遇以前的熟人时会尴尬……”
看着计程车司机的背影，我又想到自己远在杭州的父亲。此时此刻，他也许正开着专车，行驶在大街小巷吧。
其实，在这世间，有很多像我父亲这样失败的创业者。他们努力打拼了一辈子，只是希望给家人绵密的幸福，让他们一直温暖，不会随着经济大环境时冷时热。
这些如珠一般散落在生活里的爱，会被光阴的丝线一点点串起来，在岁月中不断被打磨，越来越光芒四射。
潘光贤摘自《城市金融报》
他头脑活，能吃苦，赚到钱后，在老家开厂，在杭州买房，也娶到村里最漂亮的姑娘。然而，在我13岁那年，父亲被骗，企业负债累累，债主整天上门，甚至威胁要绑架我们。变卖家产还债之后，我家到杭州的城乡接合部租了一间小公寓。父亲一个人打三份工，按时支付我和弟弟念中学的学费。
在家人们眼中，父亲是一个永不会被困难压垮的汉子。所以，当父亲在几年之后传奇般东山再起，开厂买房时，我觉得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2013年开始，老家的工厂资金链出现问题。父亲的多项投资失败。他不得不卖掉一些房子和商铺，用民间借贷、透支信用卡等方式“拆了东墙补西墙”。好在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份高薪的体面工作，弟弟也大学毕业，能够打理生意上的事情。
2014年，父亲刚好60岁。按理说，他花甲之年该看透名利、颐养天年，然而，父亲或因不甘老去而更迫切想证明自己，或因太多的焦虑而急功近利，他在一年中接连做出几项赌徒般的投资，赔得血本无归。
得知父亲卖掉原本给自己做婚房的公寓，又负债几十万元之后，弟弟爆发了。他冲到父母家，高声责备父亲不跟家人商量，埋怨他想钱想疯了……两个男人剑拔弩张地吵起来，母亲被气得心脏病发作。
我匆忙赶到医院时，见父亲正坐在楼道的椅子上。他埋着头，揪着自己的头发。我陪坐在父亲身边，他的叹息极其沉重。
父亲忽然说：“前阵子，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因为公司倒闭、负债累累而想跳樓。家人们站在楼下，苦苦哀求他不要跳。他在纵身跃下之前，大声喊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我对不起你们！’第二句是‘这里太冷了，你们快回去吃饭吧！’”
我讶异地看着父亲，从他游离的眼神中，我判断他一定有过类似的自杀念头。看到我眼中的惶恐，他冲我苦笑：“要跳楼，我在1998年就跳了。别担心，我只是怜悯那个小老板，他那么爱家人，那么在乎他们冷不冷、饿不饿，但是，他竟没勇气为他们活下去。”
父亲说到这里时哽咽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父亲哭。
我拉着他的手，一字一顿地说：“爸，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欠的债，咱们慢慢还。”
母亲出院后，我家发生了“政变”。
弟弟跟已经怀孕的未婚妻一起表态：愿意先租房结婚，用女方的嫁妆钱帮父亲还债。但是，要父亲将老家的工厂、杭州的门店和所有的债券、股票转到弟弟名下，父亲再不过问家里的财务。弟弟会帮他缴纳养老金，每月给他们老两口生活费，每年年底再给他一大笔“年终奖”……父亲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无言的失落感写满额头。谁都知道，这意味着父亲被迫进入“退休模式”。这个一辈子骄傲的大男人，该如何俯身迁就、放下尊严，才能过正常人看来含饴弄孙的日子呢？
之后，父亲兼职做专车司机，还做代驾。一夜的代驾结束，他回家倒头就睡。接连好几个月，父亲都不休息，用拼命工作的方式稀释着自己的失落感。
好几次，我劝他说：“爸，你开车一个月赚多少？我给你。你在家陪妈看看电视行吗？”父亲被我唠叨烦了，就火起来：“连你也当我是废物吗？不能养家的男人，活着还不如一只狗！你知道吗，我要自己还债！用自己的劳动！你弟弟也需要我帮衬，谁知道哪天他会不会犯比我更严重的错误！”
2015年，股市跌宕起伏。弟弟理财有方，在熊市来临之前就将父亲买的股票通通抛光。看到儿子比自己更能干，父亲打心眼儿里为他高兴，表面上却丝毫不显露。
父子俩的关系冷淡僵化，时不时还会发生口角。不过，侄子的呱呱坠地与我的婚姻大事，都让父亲得到安慰。
操办婚事时，老公悄悄将礼金打到父亲的卡里。父亲高兴地开车载我到处买东西。在高档的百货商场里，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他总充满霸气地说：“喜欢就买！”
那场景，让我仿佛回到少女时代。哪怕家里债台高筑，晚饭是薄粥小菜，父亲也在我生日时带我到百货商场买了一条昂贵的裙子，我也因那条裙子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尊贵的公主。父亲用他不分昼夜的勤劳，保证我们在家庭遇到变故时，也从未感到薄凉……婚礼后，父亲将老公打给他的礼金全部退回。
父亲给我发了一条微信，链接网上很流行的诗句：“他们仍旧是父亲，再残破的手掌也要抚摸儿女，再脆弱的胸膛也要庇护家人……”
2016年，我被单位派到台北工作。
临行前，我去看父亲。他一边用手机浏览“浙商”微信圈，一边给孙子唱儿歌：“小老鼠，上灯台，上得去，下不来……”
手机里，父亲看到在制造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中，他的老伙计们，有人在黯淡的光景中挣扎，有人跟他一样还算体面地隐退，有人或病或死音信全无，当然，更多的人在摆小摊、卖煎饼、开专车、做微店，总想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父亲用颤抖的声音，一遍遍地唱：“小老鼠，上灯台，上得去，下不来……”我的眼眶红了。
是的，在日复一日的慷慨给予中，父亲成了那只能上不能下的老鼠，有些滑稽、苍凉，有些让人猝不及防的狼狈与落寞。
到台北之后，当地同事告诉我：“不要小看街头任何一个计程车司机，很多人曾是大老板，被1997年、1998年的经济危机吞没一切之后，才改行做司机。”
果然，我在与计程车司机的交谈中，发现他们见识很广。一个司机指着某条路的门面说：“这是我在1997年卖掉的物业。”
我问：“既然你这么有资历，为何不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呢？”
他笑笑说：“我年纪一把，欠债一堆，又自由惯了，还是这样开车最好，只是偶遇以前的熟人时会尴尬……”
看着计程车司机的背影，我又想到自己远在杭州的父亲。此时此刻，他也许正开着专车，行驶在大街小巷吧。
其实，在这世间，有很多像我父亲这样失败的创业者。他们努力打拼了一辈子，只是希望给家人绵密的幸福，让他们一直温暖，不会随着经济大环境时冷时热。
这些如珠一般散落在生活里的爱，会被光阴的丝线一点点串起来，在岁月中不断被打磨，越来越光芒四射。
潘光贤摘自《城市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