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流泪的动机如何，情感真假，官员流泪本身也代表一种进步
　　
　　从现实中比较多的官员流泪情形来看，主要是悲伤和悔恨两种。悲伤多数是为他人、为群众，而悔恨通常是缘于自身。如果可以忽略情感因素的话，就可以把官员流泪不同类型划分为上述三种类型，即：真情为群众，真情为自己，假意为群众。
　　不同类型的官员流泪效果全然不同。真情为群众，自然能够打动群众，使官员变得有血有肉，拉近政府和人民的距离，会起到行政命令、行政计划、行政行为所起不到的鼓动作用；真情为自己虽然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但也可以教育他人。很多忏悔贪官的眼泪就起到这样的作用，他可以警示后来者；而最不能被容忍的则是假意为群众，其社会负面效应很大，甚至不能为道德底线所接受。
　　在各种官员流泪现象中，尤其受到人们关注的主要是两种：一是真情为群众，一是假意为群众。二者的目标指向虽然都是为群众，但一真一假却使结果及效果相去万里。前者使官员形象可亲可敬、富有感染力，拉近官员和群众之间的距离，受到群众的颂扬；后者则丑化官员的形象，拉大官员和群众间的距离，受到舆论的申讨和挞伐。
　　任何人都既有情感又有理性的一面，官员也不例外。同时，不管流泪的动机如何，情感真假，官员流泪本身也代表一种进步。作为官员，其价值或情感的指向应当是公共利益，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并不是什么高标准，而是官员公共伦理的基本要求。因此，官员可以有情感的表达和宣泄，但首先就要求其情感的指向应当是人民利益，而非个人利益；其次，这种情感一定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后者则属于更为基本的道德标准。违反基本道德标准的虚假情感会使官员的情感效果严重扭曲。
　　为什么近些年来人们对官员流泪如此关注呢？我个人以为可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个原因是新的中央领导倡导并身体力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这些主张和榜样之下，越来越多的官员真心亲民、爱民，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由此感动了人民群众，吸引了群众的“眼球”。这种亲民、爱民的新文化也必然会弱化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影响，弱化官僚主义，使官员不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者的代名词。在大地震袭击之后，成千上万的群众在承受着巨大的伤痛，流泪的群众难以胜数。只要感同身受，官员中应当也有很多人因伤痛而流泪，化泪水为责任、为力量，投入到抗震救灾工作中。以总理为代表的许多官员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们的流泪是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真实写照。在每一起矿难事故中，遭受矿难的所有家庭都一定忧心如焚，未能幸免于难的家庭也一定哀号恸天。相关官员如果感同身受，也一定会流泪并多一些治理矿难事故的责任。
　　另一个原因可能还要归功于那些假意为群众的流泪官员。他们的表演突破了公共伦理和社会基本道德的底线，触发了群众心底的愤怒，由此也许更加拉高了人们的关注度。希望对于官员的流泪不论是正面的赞许还是反面的挞伐，都能达到一个情感和理性良性互动的局面，不断提升官员的形象。（作者为清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