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家说刘庆邦的《一剪梅》（《天涯》2014年第3期）是一部表现乡村婚姻现实的力作，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此小说压根儿就没有围绕婚姻的合理与合法问题展开论述，更多的是讲述名叫楚品梅的这一女子如何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此小说前半部分叙述楚品梅一直被折腾着，后大半部分才说她过上了比较安稳的生活，且活得非常真实、非常认真，具备了较为独立的较为全面的人格，堪称“这一个”。当然“这一个”不能与经典传世人物形象相比。
　　 楚品梅在文本中露面时，还是乡村船工名正言顺的妻子，只因船工不顾家，她才毅然决然地离婚，与乡村医生姘居。医生治死人入狱，“她不必跟人家打离婚，只把诊所的药品卖掉一些，拍拍屁股就走了。”她要外出闯世界。经人介绍，她又与砖老板“生活”了一段时间。当她意识到与砖老板相处不是那么一回事之后，又来到一个比较落后的乡村与鳏夫宋喜良相守。
　　 楚品梅与前三个男人“生活”，没有共同话语，没有感情，更没有爱情可言，有的只是余华式的“活着”。当她与宋喜良在一起时，才过上了真正的适合自己的生活，找到了做人的感觉，甚至找到了做人的尊严。当然，关于做人尊严问题，只是“还未能展开的发展倾向”，正如卢卡奇所言：“伟大的现实主义所描写的不是一种直接可见的事物，而是客观上更加重要的持续的现实倾向，即人物与现实的各种关系，丰富的多样性中那些持久的东西。”
　　 楚品梅活得比较“自我”，她不像宋喜良老婆那样对生活绝望——喝农药致死，也不是毫无情趣地生活。她不仅爱干净，把宋喜良调教成一个讲究卫生的人，而且引导宋喜良过上了幸（“性”）福生活，她还知道如何练气功健身。换言之，楚品梅活出了个性，活在了当下，不只是生存式地“活着”，而是活得比较清醒，懂得了如何有滋有味地生活，活得舒心，活得快乐。
　　 初读时，我以为楚品梅只是作为一个启蒙者存在于文本中，并把她比喻成一股新鲜的空气，因为她的到来唤醒了这个封闭的乡村，改变了诸多落后、迷信的观念。如宋喜良的娘说：“麦子是从咱们这儿的土地里长出来的，吃到肚子里是暖性。大米是从水里长出来的，吃到肚子里是凉性。你把凉性东西吃多了，积攒下来，就会得寒症。”好在宋喜良在楚品梅的启蒙下，头脑开窍了，没有听娘的话。
　　 窃以为，这篇日常生活化叙事重在展示楚品梅这个女人积极、阳光、向上的生活态度，传递给读者温暖和希望。此女人的确与众不同，她不像四川来的那个女人与丈夫对骂，也不像江西来的那个女人那样拼命地打儿子，她对宋喜良的儿子不错，更高明之处在于她能征服宋喜良，让他听自己的。如做爱时，她快活地叫着，宋喜良让她小声一点，她却说：“我干吗小声，老子就是要大声叫，谁想听见谁听见。” “老子”一出，楚品梅这一率性而活的形象跃然纸上，与夫权、族权、神权、政权压迫下的祥林嫂形象大相径庭。“老子”的称谓就是下意识自我的流露，也是巨大生命意识的彰显。
　　 那么，楚品梅这个女人是如何征服宋喜良呢？我以为她凭借的是勤劳与智慧。关于勤劳，在她教导宋喜良讲卫生、劝他把小麦变卖等细节中可窥出。至于智慧，也有多处，如“宋喜良在镇上买的鱼，交给留根，让留根说，是留根给我摸的鱼。他们爷儿俩合起伙来糊弄我，我没有当场揭穿他，就算给他留面子了。”此前，她不用这些鱼做鱼汤也是智慧之举，她是在维护宋喜良的尊严。由此可见，懂得维护男人尊严的女人也是活得有尊严的。
　　 然而，小说末尾来了一个突转——楚品梅最终又回来了。宋喜良的大哥当初反对他收留她，说她终究会飞走，其母也这么说：“村里有人把楚品梅比成苹果，说本地不产苹果，苹果都是外地进来的。宋喜良吃到了苹果就可以了，应该知足。如果还想着让苹果在本地扎根，并开花结果，那就想多了。”楚品梅的返回让那些饶舌者、多虑者目瞪口呆，读者悬着的一颗心也可放下了。
　　 综上所述，刘庆邦在《一剪梅》中恰到好处地讲述了楚品梅这个“中国女人”有智慧、有尊严地活着的故事，于是我说这个“中国故事”讲得不错。
　　 张友文，文学评论家。全国公安文化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现供职于湖北警官学院;已出版四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盘点公安文学》和《回望公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