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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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域环境治理过程中包含着国家与科层政府、国家与民众两组关系。从实践看，两组治理关系的内部运行均面临着法律实施的功能困境。从制度逻辑上分析两组关系中三类主体的行为动因，可以发现，流域环境治理出现功能困境之症结表现在：国家逻辑上“合而不统”的职权配置窠臼，科层逻辑上地方能动型环境监管的困窘，以及公众逻辑上制度缺位导致的参与异化。因此，亟须在流域环境治理目标设定中明晰各层级流域监管机构的法律定位，建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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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整体系统观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规制研究”（19ZDA162）； 国家留学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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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域环境治理过程中包含着国家与科层政府、国家与民众两组关系。从实践看，两组治理关系的内部运行均面临着法律实施的功能困境。从制度逻辑上分析两组关系中三类主体的行为动因，可以发现，流域环境治理出现功能困境之症结表现在：国家逻辑上“合而不统”的职权配置窠臼，科层逻辑上地方能动型环境监管的困窘，以及公众逻辑上制度缺位导致的参与异化。因此，亟须在流域环境治理目标设定中明晰各层级流域监管机构的法律定位，建立健全常态化的横向问责机制、生态补偿制度，以及规范化的实质参与，以此实现更有效的流域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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