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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生于1912年，今年是他诞辰95周年。他呕心沥血，竭忠尽智，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共产主义美好的理想奋斗了一生，我非常地崇敬他，怀念他。
胡乔木是我的叔叔，这里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谈点感受和体会。
一、着魔地忙碌
叔叔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忙，正像他的诗《希望》中描写的一样：“啊我的生命，它多么仓促!博动的心脏，着魔地忙碌。”
叔叔的忙，是一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没有休止的忙。他忙着看报，看文件，看书；他忙着伏案疾书，写社论，写评论，写新闻报道；他忙着起草中央文件，替毛泽东起草电报，起草指示，替中央领导写讲话稿，参与中央决议和重要文献的起草。他一生都是这样永无休止的忙。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的深夜，在中南海静谷院，叔叔的办公室里不断传出电话铃声。夜深人静，那铃声显得格外响亮，把我吵醒了。往常，叔叔经常睡得很晚，但那个夜晚却不同于往常，电话特别多，进进出出的人也很多，我感觉出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那一夜，我也没有睡得安稳。
第二天，我从婶婶那里得知发生了“紫石英号”事件。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在解放军渡江时被击伤俘获。它在1949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利用击沉中国客轮、转移我军注意力的办法，乘机逃出了长江口岸，脱离了我军的控制。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要叔叔立即就此事写一篇新闻稿，写好后送他审阅，次日见报。此文标题为《袁仲贤将军为英舰紫石英号逃跑事发表谈话》，以新华社新闻名义发表。袁仲贤将军当时任镇江前线司令员。
毛泽东说：“你应该注意睡眠”
那天叔叔忙了一整夜，可第二天上午他又赶去参加政协筹备会，研究起草《共同纲领》的事。《共同纲领》是一部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它由周恩来负责，叔叔是主要的执笔者。由于全国政协要在当年9月召开，时间非常紧迫，而起草的工作量又非常巨大。
叔叔写文章的习惯是先构思，打腹稿。构思时他会翻阅大量资料。他的记忆力极好，能把看过的资料都记在脑子里，待动笔写时，桌面上便收拾得清清爽爽，没有一份资料，只有稿纸和笔。他在写作时，全神贯注，短文章一气呵成；长文章分几块，每块也是一口气写完。文章成稿后，再润色几遍。写文章时，他最怕别人打乱他的思绪。
叔叔在静谷院共有四间房。其中西厢房三间，叔叔、婶婶住一间，他的两个孩子住一间，剩余的最大的一间房当做办公。会客和饭厅。北房顶西头有一问，比我大两岁的表哥，即叔叔的外甥和我住。家中不起火做饭，从食堂打饭回来吃。 在起草《共同纲领》期间，为了避免干扰，婶婶将家中原先堆放杂物的半间房改成一个“封闭”的办公室。屋子里放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那时正当三伏天，小屋里很热，工作人员用几块大冰堆在木盆里来降温。只这几样东西，就把整个屋子塞得满满的。
在小屋里工作期间，叔叔不同家人一起吃饭，饭由专人送进去。小屋内没有安装电话，有电话来，由婶婶接，没有十分必要的事情就不必告诉叔叔。叔叔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小屋子里废寝忘食地工作了十多天，终于如期拿出了可供政协筹委会《共同纲领》起草小组讨论的草案初稿。
后来，读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我才知道，《共同纲领》讨论修改次数非常之多，大的改动就有三次，叔叔参与了这三次起草和修改。第一次起草和修改是1948年9月，在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主持下，题目定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二次起草和修改，起草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许德珩，题目定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第三次起草和修改是在1949年9月，题目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第三次起草和修改阶段，时任政协筹委会主任的毛泽东直接参加了修改工作。叔叔夜以继日地工作，其他工作人员也随时配合，大家睡眠时间都很少。9月3日，毛泽东写给叔叔的便条特意嘱咐：“你应该注意睡眠。”这虽然是很难做到的事，但它表明叔叔工作的繁忙程度已使毛泽东怜惜不安。
最终被全国政协代表大会通过的《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蓝图。
婶婶的放松计划全落空
叔叔的工作几乎全是既劳心又费神。婶婶担心他的工作太紧张，会病倒，总是想方设法让他放松一些，争取每日保证三餐并能按时吃，晚饭后在中南海的海边走一圈，尽可能地让他多睡点觉。
然而，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和党中央交给他的事总是源源不断。他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并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原来的任务一项没有减，新的任务还在不断地增加。1950年至1955年，毛泽东又点名要他主持中宣部的日常工作，被任命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来又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婶婶的“放松计划”势必很难落实。在1950年以后的五年中，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叔叔曾两次病倒。第一次病倒是在1951年1月，叔叔患了胃溃疡穿孔，手术后住了2个多月医院；第二次病倒是在1954年3月，患中性视网膜炎，曾去苏联治疗，经过6个月的医治才逐渐康复。
1955年7月，我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临行前去看望爷爷和叔叔、婶婶。婶婶说：“叔叔正忙，你在这儿吃晚饭吧!吃饭时才可以见到他。”那天吃饭时，叔叔的心情比较好，饭桌上说了不少话。晚饭后，当我告别时，叔叔说：“我正要去海边散步，我们一起走吧!”他没有直接向海边走，而是和我一起漫步，一直走到中南海西大门。虽然一句嘱咐的话也没有说，但是叔叔对我的关怀和期望尽在不言中。告别时，我握住他的手说：“希望叔叔一定要保重身体。您的工作太忙了，大家都为您的身体健康担心。”那时，我身高已有一米八五，但在叔叔的眼里，我永远是一个孩子。他看着我笑了笑说：“我身体健康，唯体质稍差。脑子好用，睡眠质量也好，随时可以入睡，精力充沛。转告你父亲，叫你们全家都放心。”我目送叔叔，望着他离开西门，直向中海海边走去。
“主席要我长期休养”
六年后的1961年，叔叔第三次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从此，失眠的病痛一直折磨着他的后半生。
1961年8月，叔叔、婶婶来到哈尔滨，我去省委花园村宾馆看望他们。见到叔叔消瘦孱弱的身体，我的鼻子都酸了。他慢声细气地说：“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原来吃安眠药还有作用，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人不断地消瘦，体重已不足百斤。”叔叔停了停，接着说：“主席要我长期休养，要我迁地疗养，随气候转移，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现在正是夏天，我和你婶婶商议先从东北开始，随着气候变凉，逐步向南移动。” 叔叔的病，让婶婶十分着急，她充满着怜爱和惋惜的心情对我说：“最初，你叔叔的神经衰弱症并不严重，当时要抓紧治疗，绝不会发展到现在这般严重程度。他除了日常分管的工作外，交办的事情，一件接一件，连续不断。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1960年9月、10月和11月三次去苏联谈判，1961年1月去农村调查，1962年起草《农业六十条》……不论主席、中央交给他多少工作，他都一一地接下来。他的意志特别坚强，忍耐力超出常人的想像。他默默地忍受着失眠的痛苦，硬撑着，坚持把一件件工作完成好。他经常要吃两种药：工作时吃兴奋剂，休息时吃安眠药。有时，忙完一天工作，已经夜深了，吃了安眠药刚刚睡下，突然来电话又叫他去。他精神恍惚，走路都困难。”那时，叔叔已搬到中南海的颐园，他住在北屋。婶婶接着说：“屋门口的七八个台阶他都走不下来，只好又吃兴奋剂。就是这样，他仍然不分昼夜地伏案工作……”说着说着，婶婶的眼眶湿润了。 ’
我非常同情叔叔的病痛，便留下多陪陪他，常用别的轻松话题岔开他仍然在想的工作上的事，让他转移思想，放松精神，哪怕能让他安稳地睡上一会儿也好啊!
在养病期间，叔叔每天安排半天户外活动，参观工厂、农村或游山玩水。除了哈尔滨，我还陪他们去了大庆、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长春。直到开学，我才离开叔叔、婶婶，返回学校。
“‘废话’，我不喜欢”
1965年，因为父亲调到西安工作，我回家路过北京时住在叔叔家里。叔叔的失眠已有好转，但要彻底痊愈很难，他还是常常受到失眠的折磨。一天晚饭时，我在饭桌上讲了下午参观美术展览的观感，十分赞赏油画的丰富表现力，一最后说：“版画、国画、水彩画、油画等等，我最喜欢的是油画。”见叔叔的精神还好，我就问叔叔：“您喜欢什么画?”叔叔回答：“我喜欢好画。”他的儿子胡石英说：“废话!”叔叔认真地说：“‘废话’，我不喜欢。”
话音一落，引来满桌笑声。见到很少笑的叔叔也笑了，大家笑得更高兴了。叔叔的幽默常常透着学者的雅致。胡石英在家里，大家都叫他的小名幸福。叔叔与幸福对话，常常妙语双关，引发全家欢笑。这是全家最快乐的时刻。
幸福聪明，很有些才气，他的书法、泥塑无师自通。在叔叔80寿辰时，他给叔叔塑了一座涂金的头像，神形逼真，惟妙惟肖。叔叔围着塑像端详了半天，这是他寿辰期间收到的最珍惜的礼物。
书房中的3万多册书被视为“珍宝”
1974年，我从哈尔滨调回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有两三年的时间住在叔叔家里。叔叔家东面南北向有一排四间房，北面两间是堂妹胡木英住，婶婶安排我住在南面那间，房间很大，南、东两面都有大窗户，采光通风很好。但因临近院墙，墙外紧靠5路公共汽车车站，公共汽车刹车时发出的尖叫声和发动机起动时发出的轰鸣声，凌晨、午夜更显得闹人，我常常在早晨5点多就被吵醒，晚上近12点还吵得不能入睡。那时，我常常在计算机上调试程序，工作直到后半夜才回来，有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很重要。
叔叔的书房，有近400平方米，藏书有3万多册，除了大量新书外，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在多年养病期间，从广州、上海、杭州等南方城市的许多旧书店中，多次亲自一本本的挑选出来后成箱成箱地运回北京来的，一次有十来箱之多。书房中三四十个两米半高的白色带玻璃门的书柜，排列的整整齐齐。这里没有一部珍本，几万册全是普通图书，但却被叔叔视为“珍宝”。图书按叔叔的分类方法排列，每本书放在什么位置，他清清楚楚，随手就可取出所要的书。书房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常坐在书房的书桌上伏案看书，也常站在书柜前翻阅，有时一站就是半个小时。
书房采光通风很好，住在里面很安静，看书又很方便。经婶婶同意，我住到了书库的西南角。
有一次因调试程序，回到家已经凌晨3点多钟了，叔叔屋里还亮着灯。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屋，见他斜躺在木板上，手里拿着经常看的那本宋词睡着了。家人专门为他设制了一块木板，斜靠在床头上，便于他躺在床上看书，即使不能入睡，也可以放松，得到一定的休息。我唯恐惊醒他，悄悄地把书从他胸口拿开，轻轻地把灯关闭，慢慢地把门掩上。透过缝隙，看着叔叔平静地睡着，我才离开。
二、往事如烟更如火
叔叔留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对毛泽东主席的尊重、敬仰和深厚的感情。正如他在《七律·有所思》第二首中所写：“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判爱憎!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
1961年以前，叔叔一直忙得很，没有时间和我谈话，更不会向我透露一点“内情”。唯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软禁，也就是他自称为“冷藏”起来以后，才有了更多的看书、看报和锻炼身体的时间，和我的谈话也才多起来。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他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和我谈话的内容大多是对毛主席的回忆。
叔叔锻炼身体的方式只有散步，早晨一小时，晚上_小时。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1992年他病倒前的最后时刻。
转战陕北时的那个倚马千言
晚上一小时的散步，我常陪伴他。我们边走边谈。很多不熟悉他的人都认为叔叔不爱说话，其实不然。他只是不爱聊家常，不爱说废话。我们散步时，他经常款款而谈，在谈到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更是兴奋得滔滔不绝：
留在陕北的党中央，只有几百人，组成一个独立的小分队。当小分队被敌人追击时，有人担心主席的安全，总是要东渡黄河……当叔叔讲到主席一听到东渡黄河就生气，他气愤地说这是中央开会决定了的，他力排众议，最终用一个延安换得全中国，书写了绚丽辉煌的中国革命历史中极其精彩的一页时；
当叔叔讲到陕北土地贫瘠，地广人稀，有时找不到几座大窑洞，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和他五个人挤在两间半相通的窑洞里，周恩来、陆定一和他住在中间窑洞，三人睡在一个炕上的那个紧张艰苦的岁月时；
当叔叔讲到留在陕北的毛主席如何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和广播电台指导舆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的声音，对解放区和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而对国民党反动派则是沉重的打击。当叔叔讲到自己每天行军，还要阅读电报，写新闻稿、写评论和社论……那个倚马千言，跟随毛主席去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如烟如火的年代时；
当叔叔讲到留在陕北的党中央，那支几百人的小分队，面对十几万国民党大军的围剿，有时隐蔽在沟底，听得到两边塬上的敌人从头顶走过的声音，小分队就这样惊险地从敌人缝隙中穿来穿去，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围攻堵截时；
当叔叔讲到陕北、山东、中原、豫西各战场捷报频传，全国胜利在望，豪情满怀时； 叔叔深深地沉浸在激情的回忆中，停顿了好一会儿又说：“主席转战陕北，不过黄河的决心是经过长时期的深思熟虑，直到撤出延安，在清涧枣林沟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才最后定下来。大家担心主席的安全不是没有道理的，西北野战军只有6个旅，2.6万人，敌军26万人，1比10，敌我力量太悬殊。主席反复思考地也是转战陕北的这个仗怎么个打法。主席的英明在于不是依靠西北野战军的直接保护，成为包袱。而是隐藏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广布的丘陵沟壑之中，是塬梁峁、沟川保护了小分队。小分队和西北野战军常常是远离，甚至一东一西，一来让彭德怀无保护中央安全的后顾之忧，可以放开手脚专心消灭敌人，也使胡宗南被迫分兵两路，犯了兵家之忌，制造出更多的战机，让彭德怀在运动中伏击敌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典范。”
毛泽东思想中的“思想”二字是名词
叔叔对林彪搞个人迷信很反感。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长期革命形成的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听毛主席的话’这种群众性的通俗语言，一般地讲讲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听毛主席的话’说成‘句句是真理’，把它与毛泽东思想等同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叔叔说：“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思想中的‘思想’二字，不是动词，而是个名词，它的含义更像‘学说’这两个字。任何大师的学说都不包括他的错误，或者说不包括他在探索真理过程中已经被认识到的错误。”
叔叔说：“毛泽东思想”中也包括了其他领导人的思想。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朱老总的话。在毛主席《论持久战》一书中，明确提出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句话是彭德怀在洛川会议上提出后加上的。因此，毛泽东思想不仅集中了毛主席自己的智慧，也凝结了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
叔叔还说：在革命时期，毛主席非常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团结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很重视党的民主建设。一些重要决定都是集体做出的，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完善。在革命胜利以后，骄傲的情绪逐渐滋长，情况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不容易听取不同的意见了。到1959年，彭德怀向他进言，批评“大跃进”、浮夸风，这封内容完全正确、用词很委婉的信，毛主席一点也听不进去，还将彭德怀等几个同志的问题说成是“反党集团”。庐山会议抓“反党集团”，不仅再次推翻了中共八大关于当前国内的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还把阶级斗争直接延伸到共产党内，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铺平了道路。
“谁是主席”的问题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毛主席说“谁是主席”的问题，我一直想问问叔叔是怎么一回事。听婶婶说：“你叔叔书生气很足，认死理，经常和主席争执，有时闹得主席很不高兴，愤然地说：到底你是主席，还是我是主席。”一次，我大胆地问叔叔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叔叔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文章需要反复地修改。一个重要文件的起草要经过一读稿，二读稿，三读稿，甚至十几稿的修改。修改中常常出现争论。我起草的文件较多，在中央领导人中，毛主席修改得最多，我和他的争论也最多。”
叔叔说：“毛主席在修改文章上花费了很大力气，许多文章经主席一改，大为增色。我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受益匪浅。我为什么在有些问题上可以提出些意见供中央采纳，这与我和主席个人在工作上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叔叔说：“毛主席有些修改我并不同意。对于一些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我会多次陈述我的道理。然而，这些问题往往也是主席认为关键的，他也会坚持他的意见。所以，我们有时会辩论得很激烈，个别时会讲些气话。一般来说，主席能听进不同的意见，我感觉：他对我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持支持态度的。”
叔叔还说：毛主席长期用我，是因为我草拟的文稿的思想观点大多数情况下能被他认可。主席信任我，是因为我比较正直、讲真话。如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我是赞同的。江青介入后，把学术批判变为政治斗争，我和主席的看法出现了分歧。抓“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是不赞成的，认为证据不实。以钢为纲，大炼钢铁，搞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而主席却对此说：“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主席对经济形势的论断，我表示疑问。这些分歧，我都如实向主席报告了。
叔叔曾说：“我不是说处理敌我矛盾不复杂，而是相比之下，处理党内矛盾远比处理敌我矛盾复杂得多。”
由于叔叔身兼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中央政治局的秘书，主管思想理论这一特别复杂的战线，处在他这个位置上，许多事很难办，其间的“冷暖”别人不能完全体察到。我感觉叔叔不像有些人写的那样，在“顶”毛主席，也不像另一些人写的那样，对主席言听计从或者唯唯诺诺。他在有关形势、方针、政策和策略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对有些问题他觉得不能苟同时，敢于向主席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同主席争论。我估计这也是主席爱用他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最后他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去办。他对主席是这样，对其他人亦是这样。他的组织观念非常强。
诗词是毛主席和叔叔的共同爱好
诗词是毛主席和叔叔的共同爱好。1958年·7月，毛主席写信给叔叔，抄送新作《七律·送瘟神》，并征求叔叔的意见，叔叔提了两条建议：一是“坐地日行三万里”改为“坐地日行八万里”；二是“巡天遥渡一千河”改为“巡天夜渡一千河”。第一条建议主席欣然接受；第二条建议未被采纳，而将原句改为“巡天遥看一千河”。
1959年9月，毛主席将新作《七律》两首，再次抄送叔叔，请叔叔帮助他送请郭沫若审改，信中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向叔叔吐露了他心中的感慨。
1964年12月，毛主席收到叔叔习作的诗词(已先经郭沫若、赵朴初两同志修改过)，兴致很高，终日把玩推敲。叔叔说：“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如此的偏爱。”被主席修改的胡乔木《词十六首》，1965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和《红旗》上同时发表。
虽然叔叔长期读了很多的词，许多词他可倒背如流，一直到晚年，仍然爱不释手，但从未写过词，他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文学体裁，从不提倡年轻人学习写词。他后来写词完全是受毛主席的影响。叔叔说：“久病之后，再开始写东西时总有些头昏脑胀；”为了锻炼和恢复他的写作能力，曾在1963年6月写了两篇杂文，用“白水”署名投给《人民日报》副刊。1964年下半年，就全心投入旧诗词的写作。叔叔此时是个养病之人，一个散班“翰林学士”，“专看闲书，不看正书”，写杂文，或写词，全凭一时的兴致所至。他在1964年10月至11月写了12首，12月写了1首，1965年1月至5月写了26首，共写了42首，在收入叔 叔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时删去了2首。可见他对写词曾痴迷过几个月时问。再写词是十几年后的事了。
我记得有一本书中写道：胡乔木的“诗词热”，是由于江青当面斥责胡乔木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而于1965年6月戛然而止的。事实并不是这样，叔叔写词停在前，而江青的批评是在一年以后，在1966年7月。
儿女亲情的赞歌
叔叔原本只写新诗，在延安时期，如他在《青年颂》诗中所言：“我们的呐喊震撼山谷，我们战斗着不知道疲倦，我们的力量翻转地球，把今天的世界变作明天。”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作了新诗5首，4首谱了曲，《安吴青训班班歌》、《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由冼星海谱曲；《青年颂》、《青春曲》由李涣之谱曲。
叔叔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细腻的人，我感觉他具有诗人的本色。
在叔叔80岁后不到一个月，因癌症扩散引起腿部骨折住进了301医院，婶婶整日伴随着他，一日婶婶回家，叔叔见不着，思念之下，道出四句诗来：“白头翁念白头婆，一日不见如三秋。五十余年共风雨，少别数日费消磨。”最终于1992年8月写成了绝笔之作《赠谷羽》(婶婶名为谷羽)，这是一首儿女亲情的赞歌，最后八句，尤以最后四句，最为脍炙人口：“伏枥亦作并驾图，缠身衰病心有余。抚躬一事堪自慰，唱随偕老相护扶。人言五十是金婚，黄金纵贵难比伦。夕阳更甚朝阳好，傍君不觉已黄昏。”
叔叔是个非常执着的人，对信仰是这样，对爱情也是这样。叔叔和婶婶于1938年7月结婚，相亲相爱，同甘共苦度过了一生。
叔叔不只喜欢写新诗，而且对新诗形式颇有研究。他说：诗集中除一首自由体和一首十四行体以外，其余都试图应用和提倡一种简易的新格律。 叔叔对新格律诗的研究特别认真，对当时迥然不同的主导的诗风，叔叔说：他的诗愈不“入时”也愈觉自珍，“而我仍然抱残守缺，不能邯郸学步。”
叔叔“以诗会友”，除毛主席之外，还有郭沫若、赵朴初、他的学长和朋友钱钟书，还有卞之琳。他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就是请钱钟书题的签。
主席的诗词有强烈的时代特点有催人奋发向上的引发力
在毛主席逝世10周年之际，叔叔主持编辑了新版《毛泽东诗词选》。
叔叔非常赞赏毛主席的诗词，每每在翻阅主席诗词时都思绪万千，激动得难以平复。他认为：主席诗词有强烈的时代特点。主席在诗词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革命受挫的沉郁，对斗争胜利的喜悦。
毛主席的革命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受到大自然的陶冶，加上他与生俱来的浪漫主义的情怀，和领袖高瞻远瞩的视野，使他具有别人无法可比的豪迈气概和开阔胸襟，形成其清新俊逸的创作风格，表现出大自然的豪放与恢宏。
叔叔还说：“主席的诗能给我们以美的享受，陶冶我们的心灵情操，激起我们热爱祖国的情感，有一种催人奋发向上的引发力”。
叔叔曾将毛主席的诗词《七律·长征》用毛笔书写，送给人生坎坷的幸福，在端庄工整、笔力道劲的墨迹中饱含了父亲的期盼：望孩子受到毛主席诗词的熏陶，学习红军不怕艰险，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
叔叔深知，毛主席非常看重自己的诗词。在编辑新版《毛泽东诗词选》时，叔叔特别注重质量，精心选择那些足以表现出主席作为伟大诗人的上乘作品。还有，为了让后人读起来不受注释的束缚，留有更广阔的想像空间，增强诗词的生命力，叔叔严格遵循主席关于“诗词注释要精简”的观点，不少注释是他亲自撰写和改定的。
新编《毛主席诗词选》的出版，是叔叔为毛主席诗词的传扬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更表达了叔叔对主席的怀念。(待续)
责任编辑 刘荣刚
胡乔木是我的叔叔，这里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谈点感受和体会。
一、着魔地忙碌
叔叔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忙，正像他的诗《希望》中描写的一样：“啊我的生命，它多么仓促!博动的心脏，着魔地忙碌。”
叔叔的忙，是一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没有休止的忙。他忙着看报，看文件，看书；他忙着伏案疾书，写社论，写评论，写新闻报道；他忙着起草中央文件，替毛泽东起草电报，起草指示，替中央领导写讲话稿，参与中央决议和重要文献的起草。他一生都是这样永无休止的忙。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的深夜，在中南海静谷院，叔叔的办公室里不断传出电话铃声。夜深人静，那铃声显得格外响亮，把我吵醒了。往常，叔叔经常睡得很晚，但那个夜晚却不同于往常，电话特别多，进进出出的人也很多，我感觉出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那一夜，我也没有睡得安稳。
第二天，我从婶婶那里得知发生了“紫石英号”事件。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在解放军渡江时被击伤俘获。它在1949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利用击沉中国客轮、转移我军注意力的办法，乘机逃出了长江口岸，脱离了我军的控制。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要叔叔立即就此事写一篇新闻稿，写好后送他审阅，次日见报。此文标题为《袁仲贤将军为英舰紫石英号逃跑事发表谈话》，以新华社新闻名义发表。袁仲贤将军当时任镇江前线司令员。
毛泽东说：“你应该注意睡眠”
那天叔叔忙了一整夜，可第二天上午他又赶去参加政协筹备会，研究起草《共同纲领》的事。《共同纲领》是一部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它由周恩来负责，叔叔是主要的执笔者。由于全国政协要在当年9月召开，时间非常紧迫，而起草的工作量又非常巨大。
叔叔写文章的习惯是先构思，打腹稿。构思时他会翻阅大量资料。他的记忆力极好，能把看过的资料都记在脑子里，待动笔写时，桌面上便收拾得清清爽爽，没有一份资料，只有稿纸和笔。他在写作时，全神贯注，短文章一气呵成；长文章分几块，每块也是一口气写完。文章成稿后，再润色几遍。写文章时，他最怕别人打乱他的思绪。
叔叔在静谷院共有四间房。其中西厢房三间，叔叔、婶婶住一间，他的两个孩子住一间，剩余的最大的一间房当做办公。会客和饭厅。北房顶西头有一问，比我大两岁的表哥，即叔叔的外甥和我住。家中不起火做饭，从食堂打饭回来吃。 在起草《共同纲领》期间，为了避免干扰，婶婶将家中原先堆放杂物的半间房改成一个“封闭”的办公室。屋子里放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那时正当三伏天，小屋里很热，工作人员用几块大冰堆在木盆里来降温。只这几样东西，就把整个屋子塞得满满的。
在小屋里工作期间，叔叔不同家人一起吃饭，饭由专人送进去。小屋内没有安装电话，有电话来，由婶婶接，没有十分必要的事情就不必告诉叔叔。叔叔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小屋子里废寝忘食地工作了十多天，终于如期拿出了可供政协筹委会《共同纲领》起草小组讨论的草案初稿。
后来，读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我才知道，《共同纲领》讨论修改次数非常之多，大的改动就有三次，叔叔参与了这三次起草和修改。第一次起草和修改是1948年9月，在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主持下，题目定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二次起草和修改，起草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许德珩，题目定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第三次起草和修改是在1949年9月，题目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第三次起草和修改阶段，时任政协筹委会主任的毛泽东直接参加了修改工作。叔叔夜以继日地工作，其他工作人员也随时配合，大家睡眠时间都很少。9月3日，毛泽东写给叔叔的便条特意嘱咐：“你应该注意睡眠。”这虽然是很难做到的事，但它表明叔叔工作的繁忙程度已使毛泽东怜惜不安。
最终被全国政协代表大会通过的《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蓝图。
婶婶的放松计划全落空
叔叔的工作几乎全是既劳心又费神。婶婶担心他的工作太紧张，会病倒，总是想方设法让他放松一些，争取每日保证三餐并能按时吃，晚饭后在中南海的海边走一圈，尽可能地让他多睡点觉。
然而，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和党中央交给他的事总是源源不断。他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并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原来的任务一项没有减，新的任务还在不断地增加。1950年至1955年，毛泽东又点名要他主持中宣部的日常工作，被任命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来又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婶婶的“放松计划”势必很难落实。在1950年以后的五年中，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叔叔曾两次病倒。第一次病倒是在1951年1月，叔叔患了胃溃疡穿孔，手术后住了2个多月医院；第二次病倒是在1954年3月，患中性视网膜炎，曾去苏联治疗，经过6个月的医治才逐渐康复。
1955年7月，我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临行前去看望爷爷和叔叔、婶婶。婶婶说：“叔叔正忙，你在这儿吃晚饭吧!吃饭时才可以见到他。”那天吃饭时，叔叔的心情比较好，饭桌上说了不少话。晚饭后，当我告别时，叔叔说：“我正要去海边散步，我们一起走吧!”他没有直接向海边走，而是和我一起漫步，一直走到中南海西大门。虽然一句嘱咐的话也没有说，但是叔叔对我的关怀和期望尽在不言中。告别时，我握住他的手说：“希望叔叔一定要保重身体。您的工作太忙了，大家都为您的身体健康担心。”那时，我身高已有一米八五，但在叔叔的眼里，我永远是一个孩子。他看着我笑了笑说：“我身体健康，唯体质稍差。脑子好用，睡眠质量也好，随时可以入睡，精力充沛。转告你父亲，叫你们全家都放心。”我目送叔叔，望着他离开西门，直向中海海边走去。
“主席要我长期休养”
六年后的1961年，叔叔第三次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从此，失眠的病痛一直折磨着他的后半生。
1961年8月，叔叔、婶婶来到哈尔滨，我去省委花园村宾馆看望他们。见到叔叔消瘦孱弱的身体，我的鼻子都酸了。他慢声细气地说：“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原来吃安眠药还有作用，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人不断地消瘦，体重已不足百斤。”叔叔停了停，接着说：“主席要我长期休养，要我迁地疗养，随气候转移，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现在正是夏天，我和你婶婶商议先从东北开始，随着气候变凉，逐步向南移动。” 叔叔的病，让婶婶十分着急，她充满着怜爱和惋惜的心情对我说：“最初，你叔叔的神经衰弱症并不严重，当时要抓紧治疗，绝不会发展到现在这般严重程度。他除了日常分管的工作外，交办的事情，一件接一件，连续不断。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1960年9月、10月和11月三次去苏联谈判，1961年1月去农村调查，1962年起草《农业六十条》……不论主席、中央交给他多少工作，他都一一地接下来。他的意志特别坚强，忍耐力超出常人的想像。他默默地忍受着失眠的痛苦，硬撑着，坚持把一件件工作完成好。他经常要吃两种药：工作时吃兴奋剂，休息时吃安眠药。有时，忙完一天工作，已经夜深了，吃了安眠药刚刚睡下，突然来电话又叫他去。他精神恍惚，走路都困难。”那时，叔叔已搬到中南海的颐园，他住在北屋。婶婶接着说：“屋门口的七八个台阶他都走不下来，只好又吃兴奋剂。就是这样，他仍然不分昼夜地伏案工作……”说着说着，婶婶的眼眶湿润了。 ’
我非常同情叔叔的病痛，便留下多陪陪他，常用别的轻松话题岔开他仍然在想的工作上的事，让他转移思想，放松精神，哪怕能让他安稳地睡上一会儿也好啊!
在养病期间，叔叔每天安排半天户外活动，参观工厂、农村或游山玩水。除了哈尔滨，我还陪他们去了大庆、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长春。直到开学，我才离开叔叔、婶婶，返回学校。
“‘废话’，我不喜欢”
1965年，因为父亲调到西安工作，我回家路过北京时住在叔叔家里。叔叔的失眠已有好转，但要彻底痊愈很难，他还是常常受到失眠的折磨。一天晚饭时，我在饭桌上讲了下午参观美术展览的观感，十分赞赏油画的丰富表现力，一最后说：“版画、国画、水彩画、油画等等，我最喜欢的是油画。”见叔叔的精神还好，我就问叔叔：“您喜欢什么画?”叔叔回答：“我喜欢好画。”他的儿子胡石英说：“废话!”叔叔认真地说：“‘废话’，我不喜欢。”
话音一落，引来满桌笑声。见到很少笑的叔叔也笑了，大家笑得更高兴了。叔叔的幽默常常透着学者的雅致。胡石英在家里，大家都叫他的小名幸福。叔叔与幸福对话，常常妙语双关，引发全家欢笑。这是全家最快乐的时刻。
幸福聪明，很有些才气，他的书法、泥塑无师自通。在叔叔80寿辰时，他给叔叔塑了一座涂金的头像，神形逼真，惟妙惟肖。叔叔围着塑像端详了半天，这是他寿辰期间收到的最珍惜的礼物。
书房中的3万多册书被视为“珍宝”
1974年，我从哈尔滨调回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有两三年的时间住在叔叔家里。叔叔家东面南北向有一排四间房，北面两间是堂妹胡木英住，婶婶安排我住在南面那间，房间很大，南、东两面都有大窗户，采光通风很好。但因临近院墙，墙外紧靠5路公共汽车车站，公共汽车刹车时发出的尖叫声和发动机起动时发出的轰鸣声，凌晨、午夜更显得闹人，我常常在早晨5点多就被吵醒，晚上近12点还吵得不能入睡。那时，我常常在计算机上调试程序，工作直到后半夜才回来，有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很重要。
叔叔的书房，有近400平方米，藏书有3万多册，除了大量新书外，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在多年养病期间，从广州、上海、杭州等南方城市的许多旧书店中，多次亲自一本本的挑选出来后成箱成箱地运回北京来的，一次有十来箱之多。书房中三四十个两米半高的白色带玻璃门的书柜，排列的整整齐齐。这里没有一部珍本，几万册全是普通图书，但却被叔叔视为“珍宝”。图书按叔叔的分类方法排列，每本书放在什么位置，他清清楚楚，随手就可取出所要的书。书房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常坐在书房的书桌上伏案看书，也常站在书柜前翻阅，有时一站就是半个小时。
书房采光通风很好，住在里面很安静，看书又很方便。经婶婶同意，我住到了书库的西南角。
有一次因调试程序，回到家已经凌晨3点多钟了，叔叔屋里还亮着灯。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屋，见他斜躺在木板上，手里拿着经常看的那本宋词睡着了。家人专门为他设制了一块木板，斜靠在床头上，便于他躺在床上看书，即使不能入睡，也可以放松，得到一定的休息。我唯恐惊醒他，悄悄地把书从他胸口拿开，轻轻地把灯关闭，慢慢地把门掩上。透过缝隙，看着叔叔平静地睡着，我才离开。
二、往事如烟更如火
叔叔留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对毛泽东主席的尊重、敬仰和深厚的感情。正如他在《七律·有所思》第二首中所写：“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判爱憎!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
1961年以前，叔叔一直忙得很，没有时间和我谈话，更不会向我透露一点“内情”。唯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软禁，也就是他自称为“冷藏”起来以后，才有了更多的看书、看报和锻炼身体的时间，和我的谈话也才多起来。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他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和我谈话的内容大多是对毛主席的回忆。
叔叔锻炼身体的方式只有散步，早晨一小时，晚上_小时。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1992年他病倒前的最后时刻。
转战陕北时的那个倚马千言
晚上一小时的散步，我常陪伴他。我们边走边谈。很多不熟悉他的人都认为叔叔不爱说话，其实不然。他只是不爱聊家常，不爱说废话。我们散步时，他经常款款而谈，在谈到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更是兴奋得滔滔不绝：
留在陕北的党中央，只有几百人，组成一个独立的小分队。当小分队被敌人追击时，有人担心主席的安全，总是要东渡黄河……当叔叔讲到主席一听到东渡黄河就生气，他气愤地说这是中央开会决定了的，他力排众议，最终用一个延安换得全中国，书写了绚丽辉煌的中国革命历史中极其精彩的一页时；
当叔叔讲到陕北土地贫瘠，地广人稀，有时找不到几座大窑洞，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和他五个人挤在两间半相通的窑洞里，周恩来、陆定一和他住在中间窑洞，三人睡在一个炕上的那个紧张艰苦的岁月时；
当叔叔讲到留在陕北的毛主席如何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和广播电台指导舆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的声音，对解放区和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而对国民党反动派则是沉重的打击。当叔叔讲到自己每天行军，还要阅读电报，写新闻稿、写评论和社论……那个倚马千言，跟随毛主席去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如烟如火的年代时；
当叔叔讲到留在陕北的党中央，那支几百人的小分队，面对十几万国民党大军的围剿，有时隐蔽在沟底，听得到两边塬上的敌人从头顶走过的声音，小分队就这样惊险地从敌人缝隙中穿来穿去，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围攻堵截时；
当叔叔讲到陕北、山东、中原、豫西各战场捷报频传，全国胜利在望，豪情满怀时； 叔叔深深地沉浸在激情的回忆中，停顿了好一会儿又说：“主席转战陕北，不过黄河的决心是经过长时期的深思熟虑，直到撤出延安，在清涧枣林沟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才最后定下来。大家担心主席的安全不是没有道理的，西北野战军只有6个旅，2.6万人，敌军26万人，1比10，敌我力量太悬殊。主席反复思考地也是转战陕北的这个仗怎么个打法。主席的英明在于不是依靠西北野战军的直接保护，成为包袱。而是隐藏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广布的丘陵沟壑之中，是塬梁峁、沟川保护了小分队。小分队和西北野战军常常是远离，甚至一东一西，一来让彭德怀无保护中央安全的后顾之忧，可以放开手脚专心消灭敌人，也使胡宗南被迫分兵两路，犯了兵家之忌，制造出更多的战机，让彭德怀在运动中伏击敌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典范。”
毛泽东思想中的“思想”二字是名词
叔叔对林彪搞个人迷信很反感。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长期革命形成的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听毛主席的话’这种群众性的通俗语言，一般地讲讲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听毛主席的话’说成‘句句是真理’，把它与毛泽东思想等同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叔叔说：“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思想中的‘思想’二字，不是动词，而是个名词，它的含义更像‘学说’这两个字。任何大师的学说都不包括他的错误，或者说不包括他在探索真理过程中已经被认识到的错误。”
叔叔说：“毛泽东思想”中也包括了其他领导人的思想。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朱老总的话。在毛主席《论持久战》一书中，明确提出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句话是彭德怀在洛川会议上提出后加上的。因此，毛泽东思想不仅集中了毛主席自己的智慧，也凝结了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
叔叔还说：在革命时期，毛主席非常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团结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很重视党的民主建设。一些重要决定都是集体做出的，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完善。在革命胜利以后，骄傲的情绪逐渐滋长，情况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不容易听取不同的意见了。到1959年，彭德怀向他进言，批评“大跃进”、浮夸风，这封内容完全正确、用词很委婉的信，毛主席一点也听不进去，还将彭德怀等几个同志的问题说成是“反党集团”。庐山会议抓“反党集团”，不仅再次推翻了中共八大关于当前国内的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还把阶级斗争直接延伸到共产党内，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铺平了道路。
“谁是主席”的问题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毛主席说“谁是主席”的问题，我一直想问问叔叔是怎么一回事。听婶婶说：“你叔叔书生气很足，认死理，经常和主席争执，有时闹得主席很不高兴，愤然地说：到底你是主席，还是我是主席。”一次，我大胆地问叔叔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叔叔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文章需要反复地修改。一个重要文件的起草要经过一读稿，二读稿，三读稿，甚至十几稿的修改。修改中常常出现争论。我起草的文件较多，在中央领导人中，毛主席修改得最多，我和他的争论也最多。”
叔叔说：“毛主席在修改文章上花费了很大力气，许多文章经主席一改，大为增色。我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受益匪浅。我为什么在有些问题上可以提出些意见供中央采纳，这与我和主席个人在工作上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叔叔说：“毛主席有些修改我并不同意。对于一些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我会多次陈述我的道理。然而，这些问题往往也是主席认为关键的，他也会坚持他的意见。所以，我们有时会辩论得很激烈，个别时会讲些气话。一般来说，主席能听进不同的意见，我感觉：他对我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持支持态度的。”
叔叔还说：毛主席长期用我，是因为我草拟的文稿的思想观点大多数情况下能被他认可。主席信任我，是因为我比较正直、讲真话。如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我是赞同的。江青介入后，把学术批判变为政治斗争，我和主席的看法出现了分歧。抓“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是不赞成的，认为证据不实。以钢为纲，大炼钢铁，搞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而主席却对此说：“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主席对经济形势的论断，我表示疑问。这些分歧，我都如实向主席报告了。
叔叔曾说：“我不是说处理敌我矛盾不复杂，而是相比之下，处理党内矛盾远比处理敌我矛盾复杂得多。”
由于叔叔身兼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中央政治局的秘书，主管思想理论这一特别复杂的战线，处在他这个位置上，许多事很难办，其间的“冷暖”别人不能完全体察到。我感觉叔叔不像有些人写的那样，在“顶”毛主席，也不像另一些人写的那样，对主席言听计从或者唯唯诺诺。他在有关形势、方针、政策和策略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对有些问题他觉得不能苟同时，敢于向主席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同主席争论。我估计这也是主席爱用他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最后他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去办。他对主席是这样，对其他人亦是这样。他的组织观念非常强。
诗词是毛主席和叔叔的共同爱好
诗词是毛主席和叔叔的共同爱好。1958年·7月，毛主席写信给叔叔，抄送新作《七律·送瘟神》，并征求叔叔的意见，叔叔提了两条建议：一是“坐地日行三万里”改为“坐地日行八万里”；二是“巡天遥渡一千河”改为“巡天夜渡一千河”。第一条建议主席欣然接受；第二条建议未被采纳，而将原句改为“巡天遥看一千河”。
1959年9月，毛主席将新作《七律》两首，再次抄送叔叔，请叔叔帮助他送请郭沫若审改，信中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向叔叔吐露了他心中的感慨。
1964年12月，毛主席收到叔叔习作的诗词(已先经郭沫若、赵朴初两同志修改过)，兴致很高，终日把玩推敲。叔叔说：“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如此的偏爱。”被主席修改的胡乔木《词十六首》，1965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和《红旗》上同时发表。
虽然叔叔长期读了很多的词，许多词他可倒背如流，一直到晚年，仍然爱不释手，但从未写过词，他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文学体裁，从不提倡年轻人学习写词。他后来写词完全是受毛主席的影响。叔叔说：“久病之后，再开始写东西时总有些头昏脑胀；”为了锻炼和恢复他的写作能力，曾在1963年6月写了两篇杂文，用“白水”署名投给《人民日报》副刊。1964年下半年，就全心投入旧诗词的写作。叔叔此时是个养病之人，一个散班“翰林学士”，“专看闲书，不看正书”，写杂文，或写词，全凭一时的兴致所至。他在1964年10月至11月写了12首，12月写了1首，1965年1月至5月写了26首，共写了42首，在收入叔 叔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时删去了2首。可见他对写词曾痴迷过几个月时问。再写词是十几年后的事了。
我记得有一本书中写道：胡乔木的“诗词热”，是由于江青当面斥责胡乔木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而于1965年6月戛然而止的。事实并不是这样，叔叔写词停在前，而江青的批评是在一年以后，在1966年7月。
儿女亲情的赞歌
叔叔原本只写新诗，在延安时期，如他在《青年颂》诗中所言：“我们的呐喊震撼山谷，我们战斗着不知道疲倦，我们的力量翻转地球，把今天的世界变作明天。”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作了新诗5首，4首谱了曲，《安吴青训班班歌》、《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由冼星海谱曲；《青年颂》、《青春曲》由李涣之谱曲。
叔叔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细腻的人，我感觉他具有诗人的本色。
在叔叔80岁后不到一个月，因癌症扩散引起腿部骨折住进了301医院，婶婶整日伴随着他，一日婶婶回家，叔叔见不着，思念之下，道出四句诗来：“白头翁念白头婆，一日不见如三秋。五十余年共风雨，少别数日费消磨。”最终于1992年8月写成了绝笔之作《赠谷羽》(婶婶名为谷羽)，这是一首儿女亲情的赞歌，最后八句，尤以最后四句，最为脍炙人口：“伏枥亦作并驾图，缠身衰病心有余。抚躬一事堪自慰，唱随偕老相护扶。人言五十是金婚，黄金纵贵难比伦。夕阳更甚朝阳好，傍君不觉已黄昏。”
叔叔是个非常执着的人，对信仰是这样，对爱情也是这样。叔叔和婶婶于1938年7月结婚，相亲相爱，同甘共苦度过了一生。
叔叔不只喜欢写新诗，而且对新诗形式颇有研究。他说：诗集中除一首自由体和一首十四行体以外，其余都试图应用和提倡一种简易的新格律。 叔叔对新格律诗的研究特别认真，对当时迥然不同的主导的诗风，叔叔说：他的诗愈不“入时”也愈觉自珍，“而我仍然抱残守缺，不能邯郸学步。”
叔叔“以诗会友”，除毛主席之外，还有郭沫若、赵朴初、他的学长和朋友钱钟书，还有卞之琳。他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就是请钱钟书题的签。
主席的诗词有强烈的时代特点有催人奋发向上的引发力
在毛主席逝世10周年之际，叔叔主持编辑了新版《毛泽东诗词选》。
叔叔非常赞赏毛主席的诗词，每每在翻阅主席诗词时都思绪万千，激动得难以平复。他认为：主席诗词有强烈的时代特点。主席在诗词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革命受挫的沉郁，对斗争胜利的喜悦。
毛主席的革命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受到大自然的陶冶，加上他与生俱来的浪漫主义的情怀，和领袖高瞻远瞩的视野，使他具有别人无法可比的豪迈气概和开阔胸襟，形成其清新俊逸的创作风格，表现出大自然的豪放与恢宏。
叔叔还说：“主席的诗能给我们以美的享受，陶冶我们的心灵情操，激起我们热爱祖国的情感，有一种催人奋发向上的引发力”。
叔叔曾将毛主席的诗词《七律·长征》用毛笔书写，送给人生坎坷的幸福，在端庄工整、笔力道劲的墨迹中饱含了父亲的期盼：望孩子受到毛主席诗词的熏陶，学习红军不怕艰险，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
叔叔深知，毛主席非常看重自己的诗词。在编辑新版《毛泽东诗词选》时，叔叔特别注重质量，精心选择那些足以表现出主席作为伟大诗人的上乘作品。还有，为了让后人读起来不受注释的束缚，留有更广阔的想像空间，增强诗词的生命力，叔叔严格遵循主席关于“诗词注释要精简”的观点，不少注释是他亲自撰写和改定的。
新编《毛主席诗词选》的出版，是叔叔为毛主席诗词的传扬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更表达了叔叔对主席的怀念。(待续)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