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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并非每个时代都能幸运地留下一些痕迹；但毫无疑问，真正伟大的时代必定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迹。就像那场兴起于18世纪中期，曾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工业革命”——几个世纪之后，正当人们感慨与之相关的一切大多已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却发现，仍然有一些厚重的符号固执地存留了下来，成为那个时代的珍贵线索和记忆。
比如，位于中国西部的四川和重庆。
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这里曾经历了比别处更多、更深刻的变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也烙下了比别处更多、更鲜明的“工业时代”印迹——如仍在正常运行着的嘉阳小火车，已经搬迁的重庆钢铁厂老厂旧址，以及彻底废弃了的重庆建设机床厂旧址……
嘉阳小火车
全世界唯一还在正常运营的蒸汽机车
作为工业革命兴起的标志，蒸汽机曾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而“工业革命”时代也因此被称作“蒸汽时代”。它除了被用于纺织、采矿、冶炼等领域之外，蒸汽火车的发明更是将蒸汽机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从1825年第一辆蒸汽火车问世至今，在已经过去的180多年历史里，随着科技的进步，更方便、更快捷的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早已取代了蒸汽机车，成为了新的历史主角。
到目前为止，据说，全世界唯一还在正常运营的蒸汽机车便是四川的嘉阳小火车。
这是一列运行在四川南部犍为县境内，轨道距离仅762毫米，比国家标准列车的轨距窄了将近一半的“老爷火车”。在“高铁时代”的今天，它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是一个另类：嘉阳小火车以蒸汽机作为原动力，由蒸汽锅炉、蒸汽机、车架、车厢、制动装置以及贮存燃料和水的煤水车等组成。自铁路1959年建成通车至今，53年来，嘉阳小火车一直穿梭在芭石铁路（芭蕉沟至石溪镇）上，风雨无阻。
事实上，嘉阳蒸汽小火车最初是中英合资的煤矿“嘉阳煤矿”的煤炭运输工具；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考虑到人们的乘车需求，煤车后面才开始加挂客车车厢；到了1978年，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小火车开始分开客货专列，并规定客运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此后，到了90年代，货运逐渐减少，客运成了小火车的主要用途。
因为受地理条件限制，芭沟镇和石溪镇的一些村子过去一直没有通公路，于是，小火车便成了沿线两万余名百姓、嘉阳煤矿数千职工和家属的唯一交通工具。而嘉阳小火车也早已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年以来，小火车不仅作为生活工具，还成为了人们的生产工具，种子、化肥和饲料坐着小火车进来，猪、牛、羊和粮食坐着小火车出去，就连老百姓盖房子用的砖和瓦也是用小火车运输。
当记者抵达嘉阳小火车的起点站石溪火车站时，随着一阵“呜——呜——”的巨大汽笛声和“哐当——哐当——”的车轮声，正好遇到一列冒着黑烟，飘着煤灰，吐着白雾的铁皮火车摇晃着身子进站了。
这列小火车的车厢短的只有6米长，最长的也不超过10米，车厢之间互不相通。狭小的车厢内只有两排对座的木制长凳，每节车厢一般可以坐20个人左右，像个小中巴。过年过节，来来往往的人多了，一节车厢有时要挤上50~100人。车厢内没有照明，车窗也是老式的开放式车窗，没有玻璃。
嘉阳蒸汽小火车至今仍保留着全手工操作的原始方式——手动驾驶、人工加煤、人工扳道、人工刹车、手摇电话、口哨，以及红绿旗配合指挥火车停行……而且，由于蒸汽小火车没有双车头，不能180度掉头，所以火车掉头更换车厢所采用的仍是当年詹天佑发明的“人”字形掉头方法。
记者发现，在每节车厢的车门旁边都有一个刹车。打听后才知道，原来每一个嘉阳小火车的售票员除了卖票、维持秩序之外，在所有的下坡路段还要协助司机刹车，以防止车速过快。
乘务员还介绍说，嘉阳小火车每天正班发车4趟（7:00、10:30、14:00、17:30），每趟往返来回约两个半小时。小火车的起点站是石溪镇，终点站在芭蕉沟。这条芭石铁路全长19.84公里，共设有9个小站。
乘着小火车穿梭在蜿蜒曲折的芭石铁路上，沿途不仅能欣赏到旖旎的田园风光、数不清的隧洞和沟渠；还能看到成片成片恐龙时代幸存下来的桫椤林等美景。正如当地人所说， 那“哐当——哐当——”的车轮声，仿佛真是带领人们穿越了时光隧道，返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或者18世纪的英国。因此与其说那呼啸而过的，是一列怀旧的老式小火车，还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庞大背影……
重庆钢铁厂旧址：
从武汉到重庆，120年的风云记忆
2011年9月22日上午，随着最后一根钢材的出炉，位于大渡口的重庆钢铁集团（以下简称重钢）老厂区内的一台燃烧了73年的钢炉，终于熄灭了火苗。这意味着，拥有120年传奇历史的老重钢，画上了它在重庆主城区的完美句号——接下来，重钢将迁往数十公里外的长寿区，开始它新的征程。
与嘉阳小火车一样，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古董”，重钢也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几个世纪的沧桑与荣光。重钢的前身是大名鼎鼎的汉阳铁厂，它是清末洋务运动时期，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汉阳铁厂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现代钢铁厂，而且在当时它还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因而又被称作“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然而，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汉阳铁厂注定只能在时代的缝隙里艰难挣扎，迎接它动荡而曲折的命运。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日军进逼武汉，汉阳铁厂的处境也变得岌岌可危。为了保存民族工业的血脉，第二年2月，蒋介石作出批示，让汉阳铁厂火速迁离武汉。
于是，全体汉阳铁厂的工作人员冒着日机的轰炸，随炸随修，日夜不停地拆卸需要搬走的机器设备。就是在这时，汉阳铁厂与重庆结下了不解之缘——经过考查，最终决定将汉阳铁厂落户于今天的重庆大渡口区。据人们回忆，这次搬迁简直可称作“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其规模之大，纵观中国历史也鲜有他例。
据说，为了完成西迁任务，当时先后共征集了2艘炮舰、11艘海轮、27艘江轮、4艘铁驳船、17艘拖轮、218只大木驳船、7000只小柏木船。设备物资由武汉运到宜昌后，还必须换乘能走三峡的大马力轮船转载运输。
在运输极为困难的川江航段中，为了躲开轰炸，避开险滩，人们还不得不通过在三斗坪、庙河、巴东、巫山、奉节、万县、涪陵、九龙坡等处设立转运站，然后才将物资运送到大渡口。整个搬迁过程，持续了1年零6个月，除被空袭炸毁的2745吨物资外，其余均安全运抵。途中，共有23名工人被炸死，58人受伤。
抵达重庆后的汉阳铁厂，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钢铁工业精英，钢铁产量也一度占到抗战大后方钢铁总量的90%。此时的汉阳铁厂，除了提供钢材供各兵工厂制造武器外，还试制、制造过飞机炸弹、迫击炮弹、德式磁质地雷等武器，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从汉阳铁厂，到撤退时的钢迁会（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再到1949年的兵工署第二十九兵工厂……几经更名，它终于以新的身份——重庆钢铁厂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如果说艰难的时世阻碍了老重钢的步伐，那么不得不说，也正是这坎坷多艰的时代成就了它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老重钢责无旁贷地接过了历史交给它的使命。由它自行设计、生产的重轨支撑了成渝铁路、内昆铁路、天成铁路、兰新铁路等国内十几条铁路，以及武汉长江大桥、重庆发电厂等多项重大建设。而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兴起，在经历了无数的挣扎与起起伏伏之后，重钢又重新崛起在了重庆这座山水之城。
此时的重钢就像是一个钢铁工业王国，它的厂房里夜以继日燃着通红的炉火，而不绝于耳的轧钢声中无数个工人来了又去……
如今，当记者循着历史的足迹走进已经废弃的老重钢厂区，眼前那些积着厚重煤灰和斑斑锈迹的废弃锅炉、钢板、铁轨……触摸着随处可见的刻在废弃设备上的“武钢1973”、“东方红”等字样，从武汉到重庆，老重钢背后120年的风云记忆扑面而来。
这岂止是一座搬迁的钢铁厂，又岂止是一个令人缅怀的身影！当我们回望中国近代历史，我们看到，老重钢所背负着的更是一个民族关于钢铁工业，关于富强自立的伟大梦想和希冀……
重庆建设机床厂：
神秘地下兵工厂的前世今生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老工业城市，在重庆的近现代工业史上，除了重钢之外，还有一些重大角色一直以“隐身”的方式存在着。它们就是作为国家机密的——军事工业。如今，随着一些抗战兵工厂的废弃和开放，人们终于得以撩开历史的面纱，去触摸那段注定不同寻常的隐秘往事。
“富国强兵”作为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无论是在清末的洋务运动中，还是在之后的所有时代中都不断被人提及。如果说在洋务运动中，“强兵”之梦还显得有些虚无缥缈的话，那么可以说，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这个“强兵”之梦终于走向了它的正途。
当时，由于日军的大举入侵，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迫于局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几乎与汉阳铁厂西迁同时，国民政府军政部也先后3次将所属军工厂、军事学校、研究所等33个单位向西部云、贵、川进行大迁移。有资料统计，在这些西迁的军工厂、军事学校、研究所中，有17个兵工厂和军事单位都落户在了重庆。
这些秘密的“移民”扎根重庆后，来不及喘息就马不停蹄地投入了紧张的生产中去。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兵工署所属厂的兵器产量为：迫击炮1.37万门，机关枪9.61万挺，步枪57.16万支，手枪0.35万支，掷弹筒4.09万个，后装炮炮弹160.87万发，迫击炮弹609万发，各种枪弹102733万发，掷榴弹、枪榴弹805.49万发，手榴弹2207.35万枚，飞机炸弹520枚，黑色火药840吨，无烟火药42.1吨，炸药274.1吨，防毒面具50.9万副，滤毒罐5.12万个，以及信号枪、信号弹、炸药包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重庆兵工基地生产的。
当往事随风而逝，当年的许多“秘密移民”已经销声匿迹，只有少数浮出历史地平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位于重庆九龙坡的重庆建设机床厂，就是为数不多的已经对外开放的抗战兵工厂之一。
重庆建设机床厂“抗战生产洞旧址”， 也即当年的湖北汉阳兵工厂迁建厂，为原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第一工厂（汉阳兵工厂）的地下生产车间。整个生产洞均开凿于长江边鹅公岩张家溪岩壁内。记者大致目测了一下，该抗战兵工厂共有9个制造车间，107个生产隧洞，总计面积21001平方米。
走进这个洞群，记者发现：曾经机器轰鸣、喧嚣不已的制造车间已经彻底安静下来，只剩下各个时期、各式各样的生产机器，以及车床上留残的机油、锈迹……这时候，一台铸有“大德国柏林蜀赫厂造，大清国四川机械局”铭牌的卧铣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根据资料记载，清末四川总督曾派员出洋考察制造军械，并在德国订购了一批制造小口径毛瑟快枪及子弹、火药的机器——这台卧铣应该就是当年清政府采购的设备之一。
站在这座巨型的废弃兵工厂内，想象着无数的武器曾在这里诞生，并在抗战期间支撑了整个正面战场，而新中国建立后，它又迅速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变：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累计生产摩托车1000多万辆、车用空调压缩机近100万台……一切的一切都令人感慨不已。
如今，尽管那些与工业时代相关的记忆早已成为碎片，尽管时代不断向前，记忆也在不断模糊衰减，但我们仍然相信，每一次的深情回望，都会成为对那个伟大时代的深刻致敬。
比如，位于中国西部的四川和重庆。
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这里曾经历了比别处更多、更深刻的变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也烙下了比别处更多、更鲜明的“工业时代”印迹——如仍在正常运行着的嘉阳小火车，已经搬迁的重庆钢铁厂老厂旧址，以及彻底废弃了的重庆建设机床厂旧址……
嘉阳小火车
全世界唯一还在正常运营的蒸汽机车
作为工业革命兴起的标志，蒸汽机曾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而“工业革命”时代也因此被称作“蒸汽时代”。它除了被用于纺织、采矿、冶炼等领域之外，蒸汽火车的发明更是将蒸汽机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从1825年第一辆蒸汽火车问世至今，在已经过去的180多年历史里，随着科技的进步，更方便、更快捷的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早已取代了蒸汽机车，成为了新的历史主角。
到目前为止，据说，全世界唯一还在正常运营的蒸汽机车便是四川的嘉阳小火车。
这是一列运行在四川南部犍为县境内，轨道距离仅762毫米，比国家标准列车的轨距窄了将近一半的“老爷火车”。在“高铁时代”的今天，它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是一个另类：嘉阳小火车以蒸汽机作为原动力，由蒸汽锅炉、蒸汽机、车架、车厢、制动装置以及贮存燃料和水的煤水车等组成。自铁路1959年建成通车至今，53年来，嘉阳小火车一直穿梭在芭石铁路（芭蕉沟至石溪镇）上，风雨无阻。
事实上，嘉阳蒸汽小火车最初是中英合资的煤矿“嘉阳煤矿”的煤炭运输工具；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考虑到人们的乘车需求，煤车后面才开始加挂客车车厢；到了1978年，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小火车开始分开客货专列，并规定客运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此后，到了90年代，货运逐渐减少，客运成了小火车的主要用途。
因为受地理条件限制，芭沟镇和石溪镇的一些村子过去一直没有通公路，于是，小火车便成了沿线两万余名百姓、嘉阳煤矿数千职工和家属的唯一交通工具。而嘉阳小火车也早已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年以来，小火车不仅作为生活工具，还成为了人们的生产工具，种子、化肥和饲料坐着小火车进来，猪、牛、羊和粮食坐着小火车出去，就连老百姓盖房子用的砖和瓦也是用小火车运输。
当记者抵达嘉阳小火车的起点站石溪火车站时，随着一阵“呜——呜——”的巨大汽笛声和“哐当——哐当——”的车轮声，正好遇到一列冒着黑烟，飘着煤灰，吐着白雾的铁皮火车摇晃着身子进站了。
这列小火车的车厢短的只有6米长，最长的也不超过10米，车厢之间互不相通。狭小的车厢内只有两排对座的木制长凳，每节车厢一般可以坐20个人左右，像个小中巴。过年过节，来来往往的人多了，一节车厢有时要挤上50~100人。车厢内没有照明，车窗也是老式的开放式车窗，没有玻璃。
嘉阳蒸汽小火车至今仍保留着全手工操作的原始方式——手动驾驶、人工加煤、人工扳道、人工刹车、手摇电话、口哨，以及红绿旗配合指挥火车停行……而且，由于蒸汽小火车没有双车头，不能180度掉头，所以火车掉头更换车厢所采用的仍是当年詹天佑发明的“人”字形掉头方法。
记者发现，在每节车厢的车门旁边都有一个刹车。打听后才知道，原来每一个嘉阳小火车的售票员除了卖票、维持秩序之外，在所有的下坡路段还要协助司机刹车，以防止车速过快。
乘务员还介绍说，嘉阳小火车每天正班发车4趟（7:00、10:30、14:00、17:30），每趟往返来回约两个半小时。小火车的起点站是石溪镇，终点站在芭蕉沟。这条芭石铁路全长19.84公里，共设有9个小站。
乘着小火车穿梭在蜿蜒曲折的芭石铁路上，沿途不仅能欣赏到旖旎的田园风光、数不清的隧洞和沟渠；还能看到成片成片恐龙时代幸存下来的桫椤林等美景。正如当地人所说， 那“哐当——哐当——”的车轮声，仿佛真是带领人们穿越了时光隧道，返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或者18世纪的英国。因此与其说那呼啸而过的，是一列怀旧的老式小火车，还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庞大背影……
重庆钢铁厂旧址：
从武汉到重庆，120年的风云记忆
2011年9月22日上午，随着最后一根钢材的出炉，位于大渡口的重庆钢铁集团（以下简称重钢）老厂区内的一台燃烧了73年的钢炉，终于熄灭了火苗。这意味着，拥有120年传奇历史的老重钢，画上了它在重庆主城区的完美句号——接下来，重钢将迁往数十公里外的长寿区，开始它新的征程。
与嘉阳小火车一样，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古董”，重钢也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几个世纪的沧桑与荣光。重钢的前身是大名鼎鼎的汉阳铁厂，它是清末洋务运动时期，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汉阳铁厂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现代钢铁厂，而且在当时它还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因而又被称作“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然而，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汉阳铁厂注定只能在时代的缝隙里艰难挣扎，迎接它动荡而曲折的命运。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日军进逼武汉，汉阳铁厂的处境也变得岌岌可危。为了保存民族工业的血脉，第二年2月，蒋介石作出批示，让汉阳铁厂火速迁离武汉。
于是，全体汉阳铁厂的工作人员冒着日机的轰炸，随炸随修，日夜不停地拆卸需要搬走的机器设备。就是在这时，汉阳铁厂与重庆结下了不解之缘——经过考查，最终决定将汉阳铁厂落户于今天的重庆大渡口区。据人们回忆，这次搬迁简直可称作“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其规模之大，纵观中国历史也鲜有他例。
据说，为了完成西迁任务，当时先后共征集了2艘炮舰、11艘海轮、27艘江轮、4艘铁驳船、17艘拖轮、218只大木驳船、7000只小柏木船。设备物资由武汉运到宜昌后，还必须换乘能走三峡的大马力轮船转载运输。
在运输极为困难的川江航段中，为了躲开轰炸，避开险滩，人们还不得不通过在三斗坪、庙河、巴东、巫山、奉节、万县、涪陵、九龙坡等处设立转运站，然后才将物资运送到大渡口。整个搬迁过程，持续了1年零6个月，除被空袭炸毁的2745吨物资外，其余均安全运抵。途中，共有23名工人被炸死，58人受伤。
抵达重庆后的汉阳铁厂，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钢铁工业精英，钢铁产量也一度占到抗战大后方钢铁总量的90%。此时的汉阳铁厂，除了提供钢材供各兵工厂制造武器外，还试制、制造过飞机炸弹、迫击炮弹、德式磁质地雷等武器，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从汉阳铁厂，到撤退时的钢迁会（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再到1949年的兵工署第二十九兵工厂……几经更名，它终于以新的身份——重庆钢铁厂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如果说艰难的时世阻碍了老重钢的步伐，那么不得不说，也正是这坎坷多艰的时代成就了它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老重钢责无旁贷地接过了历史交给它的使命。由它自行设计、生产的重轨支撑了成渝铁路、内昆铁路、天成铁路、兰新铁路等国内十几条铁路，以及武汉长江大桥、重庆发电厂等多项重大建设。而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兴起，在经历了无数的挣扎与起起伏伏之后，重钢又重新崛起在了重庆这座山水之城。
此时的重钢就像是一个钢铁工业王国，它的厂房里夜以继日燃着通红的炉火，而不绝于耳的轧钢声中无数个工人来了又去……
如今，当记者循着历史的足迹走进已经废弃的老重钢厂区，眼前那些积着厚重煤灰和斑斑锈迹的废弃锅炉、钢板、铁轨……触摸着随处可见的刻在废弃设备上的“武钢1973”、“东方红”等字样，从武汉到重庆，老重钢背后120年的风云记忆扑面而来。
这岂止是一座搬迁的钢铁厂，又岂止是一个令人缅怀的身影！当我们回望中国近代历史，我们看到，老重钢所背负着的更是一个民族关于钢铁工业，关于富强自立的伟大梦想和希冀……
重庆建设机床厂：
神秘地下兵工厂的前世今生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老工业城市，在重庆的近现代工业史上，除了重钢之外，还有一些重大角色一直以“隐身”的方式存在着。它们就是作为国家机密的——军事工业。如今，随着一些抗战兵工厂的废弃和开放，人们终于得以撩开历史的面纱，去触摸那段注定不同寻常的隐秘往事。
“富国强兵”作为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无论是在清末的洋务运动中，还是在之后的所有时代中都不断被人提及。如果说在洋务运动中，“强兵”之梦还显得有些虚无缥缈的话，那么可以说，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这个“强兵”之梦终于走向了它的正途。
当时，由于日军的大举入侵，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迫于局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几乎与汉阳铁厂西迁同时，国民政府军政部也先后3次将所属军工厂、军事学校、研究所等33个单位向西部云、贵、川进行大迁移。有资料统计，在这些西迁的军工厂、军事学校、研究所中，有17个兵工厂和军事单位都落户在了重庆。
这些秘密的“移民”扎根重庆后，来不及喘息就马不停蹄地投入了紧张的生产中去。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兵工署所属厂的兵器产量为：迫击炮1.37万门，机关枪9.61万挺，步枪57.16万支，手枪0.35万支，掷弹筒4.09万个，后装炮炮弹160.87万发，迫击炮弹609万发，各种枪弹102733万发，掷榴弹、枪榴弹805.49万发，手榴弹2207.35万枚，飞机炸弹520枚，黑色火药840吨，无烟火药42.1吨，炸药274.1吨，防毒面具50.9万副，滤毒罐5.12万个，以及信号枪、信号弹、炸药包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重庆兵工基地生产的。
当往事随风而逝，当年的许多“秘密移民”已经销声匿迹，只有少数浮出历史地平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位于重庆九龙坡的重庆建设机床厂，就是为数不多的已经对外开放的抗战兵工厂之一。
重庆建设机床厂“抗战生产洞旧址”， 也即当年的湖北汉阳兵工厂迁建厂，为原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第一工厂（汉阳兵工厂）的地下生产车间。整个生产洞均开凿于长江边鹅公岩张家溪岩壁内。记者大致目测了一下，该抗战兵工厂共有9个制造车间，107个生产隧洞，总计面积21001平方米。
走进这个洞群，记者发现：曾经机器轰鸣、喧嚣不已的制造车间已经彻底安静下来，只剩下各个时期、各式各样的生产机器，以及车床上留残的机油、锈迹……这时候，一台铸有“大德国柏林蜀赫厂造，大清国四川机械局”铭牌的卧铣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根据资料记载，清末四川总督曾派员出洋考察制造军械，并在德国订购了一批制造小口径毛瑟快枪及子弹、火药的机器——这台卧铣应该就是当年清政府采购的设备之一。
站在这座巨型的废弃兵工厂内，想象着无数的武器曾在这里诞生，并在抗战期间支撑了整个正面战场，而新中国建立后，它又迅速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变：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累计生产摩托车1000多万辆、车用空调压缩机近100万台……一切的一切都令人感慨不已。
如今，尽管那些与工业时代相关的记忆早已成为碎片，尽管时代不断向前，记忆也在不断模糊衰减，但我们仍然相信，每一次的深情回望，都会成为对那个伟大时代的深刻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