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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 Bretschneider
1977年5月3日生于德国萨克森州Stollberg。在家乡度过的少年时代，Gil热衷于各类体育活动，青年时代开始参加自行车竞技比赛。在德国曾经有个传统，木匠学艺之后要有三年时间周游各地学习交流技艺才能真正出师，这被称为Auf die Walz gehen。结果旅行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或是和搭档Peer，或是独自一人，骑行五千余公里自昆明纵穿喜马拉雅至巴基斯坦，探访恒河之源，单车和皮划艇环游塔斯马尼亚。甚至还背上单车，攀登慕士塔格至海拔七千多米并骑行至大本营。非洲是Gil最近的一次单身骑行。
为什么骑车
独自骑行，让我能够更好地去面对即将来临的各种艰险，有时间去把刚刚经历过的艰险或是可能将要面对的恐惧慢慢地消化殆尽。我是一名攀登者，而用骑行的方式到达我想要攀登的山峰，能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许是一种磨砺，也许是一种沉浸，也许是一种融合。骑行，连接我的攀登脚步，让我的旅行慢慢地前进。
在我从慕尼黑登机前往埃及的时候，耳边依然充斥着家人和朋友的劝告。他们的态度十分一致，现在前往埃及太过危险，而且我们这次还要攀登非洲最高的三座山峰。我未曾将自己置于一个如此缺乏安全感的境地，这次我将独自一人骑行非洲。我必须承认这样的心态，这样才能更好地面对自己的恐惧。这样当旅程结束的时候，我才能更好地讲述一个真正的非洲。
途经开罗，我带着70公斤的行李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在德国时，我就找好了非洲当地提供登山服务的旅行社。带着自行车和其他装备，我坐上大巴，穿过200公里以外的边境，前往坦桑尼亚，在距离乞力马扎罗80公里的Arusha停留了两天适应海拔。我们乘坐小巴到了国家公园，出发后没多久开始下雨，这样的鬼天气一直伴随着我们。在巨大的雨林树木中穿行，成千上万的登山者踏出一条清晰的路径，路线变得很容易寻找。从3100米处，被称为Machame的C1营地开始，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其他的登山者穿过大片的颜色各异的植被区，从雨林到沼泽，再到寸草难寻的高山荒原。乞力马扎罗的技术难度比较低，凌晨1点半我动身从4600米的Baranco营地出发，10厘米的新雪使得早我两个小时出发的一队登山者折返。6点20分，在日出的时候我们准时到达了乞力马扎罗顶峰。在雨中狼狈下撤，我们精疲力竭地撤回营地，第二天回到了酒店，躺在床上修整了两天。接着是我的下一站肯尼亚峰。而骑行是我前往肯尼亚的交通方式。
骑往肯尼亚
四天后，因为吃了腐败变质的鸡肉而食物中毒，身体承受着比攀登乞力马扎罗更大的压力。出发前往肯尼亚的日期也因此推迟一天，而且在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第一天骑行也让我明显感受到了身体尚未恢复带来的不适感。在一片绿色的风景中，沿着连续不断的上坡和下坡路骑行。
在一处叫Loitokitok的小镇穿过坦桑尼亚与肯尼亚的边境，又骑行了100公里终于进入到平原地区。从这里往乞力马扎罗望去，山峰被黑色的积雨云笼罩，不见踪影，鬼天气还在山上持续着。山下，斑马和水牛悠然地在一片绿色草原上享受着鲜肥的嫩草，慢悠悠的骑行路上，把我在乞力马扎罗上被破天气搞得满腹“窝囊气”，都随着非洲特有的空旷悠远悄悄地排解掉了。丰沛的降水虽然给我的攀登和骑行都带来很不舒服的麻烦和挑战，对于经历漫长旱季的非洲草原，这无疑是一场期待已久，带来新生命的甘霖。短暂的视觉享受后，我又重新出发，前方的内罗毕还有三百多公里等待我用骑行的方式去完成。
如同其他众多新建的公路，这条由中国承建的公路连接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第二大城市蒙巴萨。蒙巴萨是非洲的重要港口城市，大量运至蒙巴萨的物资将通过这条公路运向非洲内陆各地。缺乏耐心的大巴司机们把我和我的单车挤向路边。我曾在世界各地一些危险的道路上骑行，包括穿越喜马拉雅的印度山区等等。但这次可是争取道路使用权的斗争，有着另一番意义。幸好路边有类似路肩的狭窄车道，骑在上面安全些许，至少不至于丢掉小命。就这样骑行两天到达了内罗毕。快到内罗毕的时候，我在一次次的堵车中超过了那些曾以飞快速度从我身旁擦身而过，甚至几乎将我碾压在车轮下的司机们，腹黑地略爽了一把。
由于安全的原因，我决定之后乘坐大巴前往乌干达，直到道路状况允许我安全骑行再说。但是在前往乌干达攀登最后一座山之前，我还有此行的难点，最难的一座山，肯尼亚峰要攀登。
所有攀登不需要的装备我都留在了青年旅馆里，和高山向导Samy乘坐大巴前往Nanyuki。大多数来肯尼亚峰的登山者攀登的是4985米的Lenana峰，而我的目标则坚定不移地定在了主峰5199米的Batian峰以及它的一座卫峰—5188米的Nelion峰，而这意味着必须搞定600米的大岩壁。
不同于乞力马扎罗的雨雪，这里晴朗的天空，人迹罕至的植被世界，每个小山包上所看到的令人惊喜的全新风光，让我喜欢上这片山，远远超过它在坦桑尼亚的大哥，而且不会有随时遭遇收费的困扰。
圣诞节了，我留给自己的圣诞礼物就是登顶肯尼亚峰，确切地说是95%的肯尼亚峰攀登者不打算攀登的主峰。早上6点我和搭档John出发，穿上冰爪通过刘易斯冰川。在岩壁根部，穿上装备，带好各类塞子，开始这座难度有6 的岩壁。下午1点，在经过六个小时20段绳距，我们站到了5188米的Nelion顶峰。高出11米的Batian在更北侧，积雪让下撤变得很困难，中间还要攀登几段绳距。我们决定放弃，直接从Nelion下撤。尽管如此，Nelion峰也是我攀登过的最难的一座，能在圣诞节有这样的收获，这份礼物着实珍贵。600米的岩壁望不到底，绳降下去需要不少力气和精神高度集中。两个半小时后，我们回到岩壁脚下。
800公里赤道骑行路
从内罗毕乘坐大巴前往Kisumu，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在危险的道路骑行，闻着大卡车的尾气，这么做最终会背离我体验非洲的目标，所以，我并不会非要矫情地全部坚持骑行。从这里开始，我又重新骑上忠心耿耿的两轮小驴子，带着它轻松愉快地骑至边境小镇Busia，进入乌干达。在乌干达有着非洲最高的山脉Ruwenzori山脉，这是我此次行程最后的目标。自从我阅读了海因里希·哈勒的书，多年来这座山一直存在于我的脑海中。这片有着绿色的丛林，清澈的溪流，奇特的植被，独有的动物的山域现在正在800公里的骑行路段以外等着我，留给我梦想成真的机会。在我的家乡德国，温度适宜，这样的距离很快就可以完成。但这里是非洲，靠近赤道，炎热的天气和丘陵起伏的地形是个不容忽视的难题。我需要克服的不仅于此，自行车后的拖斗也让我费力不少，而车斗里的冰镐、冰爪、安全带、高山靴等攀登装备，是我完成最后一个目标所必不可少的。 今天是2013年的最后一天，我实在不希望新的一年在大草原的某处开始，所以决定咬牙拿下150公里的路段，一直骑到Jinja，白色尼罗河的发源地。在那里我可以修整一天。从晨曦到落日，艰辛的一天，汗水淋漓，以升论计。终于在新年到来的时刻，伴随着一片蛙鸣，到了维多利亚湖畔。在这里，白色尼罗河开始了它的征程，汇合了源自Ruwenzori山脉的蓝色尼罗河，哺育了两岸的生灵，孕育了数千年的悠久文明，流经6800公里后最终到达地中海。
在非洲的原野上骑行，无论从哪种角度都是一种挑战，却也是感受这片大陆的最好方法之一。在这里，我听当地人叫我“Musungu”，即欧洲人后裔的意思，骑行的日子里，日复一日地听人这么呼唤我。在这里，尤其是在乌干达东部，我走进动物的世界，近得可以听到这片黑色大陆的脉搏。大多数游客们却只能乘坐大巴或越野车，匆匆从一个景点赶往下一个。我享受着我的骑行生活。
不过有时候这样的骑行旅行不可避免地会和这片土地零距离接触。有些生灵就像熊孩子一样，乍一看很讨人喜欢，有时候会让人觉得麻烦甚至危险，比如说四米高的大象突然出现在面前拦住去路。数分钟后，这头皮糙肉厚的庞然大物消失在马路对面的树丛中。我得赶紧离开这片危险境地，之后怕是还会有野牛过来。在非洲没有什么动物比发疯的野牛更危险了，虽然是食草动物，但在非洲，野牛比河马或是狮子欠下了更多的人命债。
在狂野非洲的正中心横穿乌干达的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我看到了尼罗河河马、鳄鱼、野牛、羚羊、大象，以及各种各样的鸟类。它们有的穿梭在我骑行的路径上，在惊恐和好奇之余我也学会了保持镇静，和这些动物保持50～100米的间距，等待这些尚且温顺着还未发疯的大块头从眼前消失。万幸，和狮子没打上照面。
在田园般但却也很崎岖的山路上骑行了350公里之后，我到达最终目的地Bwindi国家公园的猩猩山。这里生活了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山地大猩猩。其余从灭绝中逃脱的生活在乌干达、卢旺达和刚果三国交界的Virunga山上。在这里，只有有限的许可发放给游客观赏大猩猩。由于涸泽而渔式的山林砍伐，山地大猩猩的生活空间日趋缩小，栖居地被农场和牧场分割成一个个的绿岛。这些大猩猩离开了国家公园之后就没有了适合生存的环境，因此这一物种在保护区内在监控下艰难地繁衍着。
Bwindi国家公园海拔在1150米至2600米之间。骑行15公里，穿越2590米的山口到达Ruhija是我整个骑行旅程中最漂亮的一段。在陡峭的上升坡段中，我很高兴把拖斗留在了Kabale，这样我才能很滋润地享受着在雨林的树荫下骑行。
第二天早上8点，我和其他二十来名游客先到公园巡逻岗哨前接受参观规定教育，之后分成三个组。因为让人看起来十分的运动，和另外三名瑞典人和两名美国人用了两个小时穿过浓密的灌木丛，去观看行程最远的Bitukura那组大猩猩。在我左侧一只巨大的黑色动物安静地穿过茂密的竹林，我们到了Bitukura猩猩组的领地。这里曾有800只大猩猩，现在只剩下19只了，被三只银背大猩猩统领着。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探访大猩猩的家园，然后就必须离开，这样可以避免大猩猩过多受人类的好奇心打扰。在我身旁不到三米处，一只银背大猩猩蹲在地上看着我们，貌似在打招呼。这位领导看起来温顺宽厚，200公斤的体重也蕴含着难以想像的力气和能量。我无法理解人类如何能为了蝇头小利对这样的生灵举起屠刀。
近在咫尺处，一只母猩猩抱着一只两个月的小崽子攀爬上了一处陡峭的石台，给怀中的小猩猩喂奶。吃饱喝足的大猩猩身上，透着一种简单快乐的满足感。在基因上，作为大猩猩近亲的人类，到底需要多少东西？我不禁想。健康，家庭，足够大的生活场所和足够量的食物。除此以外呢？其他那些我们孜孜以求的身外之物，绑架了我们自己。
之后几天，当我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种族屠杀纪念碑前的时候，这种感受尤为强烈。和安详的猩猩相比，这里记载着一段令人发指的暴行。面前是个巨大的坟墓，25万图西族人埋葬于此。科学家的分析指出，人类和大猩猩有99.4%的基因是相同的，在这个时候，我又问自己，人类和大猩猩，到底哪个更有智慧？
几天后，我要返回冰冷的家乡—德国，把温暖的非洲藏在胸中。这段无法忘却的旅程：Amboseli国家公园，乞力马扎罗山巅，还有肯尼亚峰和斯坦利峰，几座山峰之间的长途骑行，给我的印象不是一个“好”字可以概括的。多少年之后，这段在非洲最高峰之间的骑行旅行会一直留在我照片、影像中，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我的回忆中。
1977年5月3日生于德国萨克森州Stollberg。在家乡度过的少年时代，Gil热衷于各类体育活动，青年时代开始参加自行车竞技比赛。在德国曾经有个传统，木匠学艺之后要有三年时间周游各地学习交流技艺才能真正出师，这被称为Auf die Walz gehen。结果旅行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或是和搭档Peer，或是独自一人，骑行五千余公里自昆明纵穿喜马拉雅至巴基斯坦，探访恒河之源，单车和皮划艇环游塔斯马尼亚。甚至还背上单车，攀登慕士塔格至海拔七千多米并骑行至大本营。非洲是Gil最近的一次单身骑行。
为什么骑车
独自骑行，让我能够更好地去面对即将来临的各种艰险，有时间去把刚刚经历过的艰险或是可能将要面对的恐惧慢慢地消化殆尽。我是一名攀登者，而用骑行的方式到达我想要攀登的山峰，能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许是一种磨砺，也许是一种沉浸，也许是一种融合。骑行，连接我的攀登脚步，让我的旅行慢慢地前进。
在我从慕尼黑登机前往埃及的时候，耳边依然充斥着家人和朋友的劝告。他们的态度十分一致，现在前往埃及太过危险，而且我们这次还要攀登非洲最高的三座山峰。我未曾将自己置于一个如此缺乏安全感的境地，这次我将独自一人骑行非洲。我必须承认这样的心态，这样才能更好地面对自己的恐惧。这样当旅程结束的时候，我才能更好地讲述一个真正的非洲。
途经开罗，我带着70公斤的行李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在德国时，我就找好了非洲当地提供登山服务的旅行社。带着自行车和其他装备，我坐上大巴，穿过200公里以外的边境，前往坦桑尼亚，在距离乞力马扎罗80公里的Arusha停留了两天适应海拔。我们乘坐小巴到了国家公园，出发后没多久开始下雨，这样的鬼天气一直伴随着我们。在巨大的雨林树木中穿行，成千上万的登山者踏出一条清晰的路径，路线变得很容易寻找。从3100米处，被称为Machame的C1营地开始，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其他的登山者穿过大片的颜色各异的植被区，从雨林到沼泽，再到寸草难寻的高山荒原。乞力马扎罗的技术难度比较低，凌晨1点半我动身从4600米的Baranco营地出发，10厘米的新雪使得早我两个小时出发的一队登山者折返。6点20分，在日出的时候我们准时到达了乞力马扎罗顶峰。在雨中狼狈下撤，我们精疲力竭地撤回营地，第二天回到了酒店，躺在床上修整了两天。接着是我的下一站肯尼亚峰。而骑行是我前往肯尼亚的交通方式。
骑往肯尼亚
四天后，因为吃了腐败变质的鸡肉而食物中毒，身体承受着比攀登乞力马扎罗更大的压力。出发前往肯尼亚的日期也因此推迟一天，而且在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第一天骑行也让我明显感受到了身体尚未恢复带来的不适感。在一片绿色的风景中，沿着连续不断的上坡和下坡路骑行。
在一处叫Loitokitok的小镇穿过坦桑尼亚与肯尼亚的边境，又骑行了100公里终于进入到平原地区。从这里往乞力马扎罗望去，山峰被黑色的积雨云笼罩，不见踪影，鬼天气还在山上持续着。山下，斑马和水牛悠然地在一片绿色草原上享受着鲜肥的嫩草，慢悠悠的骑行路上，把我在乞力马扎罗上被破天气搞得满腹“窝囊气”，都随着非洲特有的空旷悠远悄悄地排解掉了。丰沛的降水虽然给我的攀登和骑行都带来很不舒服的麻烦和挑战，对于经历漫长旱季的非洲草原，这无疑是一场期待已久，带来新生命的甘霖。短暂的视觉享受后，我又重新出发，前方的内罗毕还有三百多公里等待我用骑行的方式去完成。
如同其他众多新建的公路，这条由中国承建的公路连接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第二大城市蒙巴萨。蒙巴萨是非洲的重要港口城市，大量运至蒙巴萨的物资将通过这条公路运向非洲内陆各地。缺乏耐心的大巴司机们把我和我的单车挤向路边。我曾在世界各地一些危险的道路上骑行，包括穿越喜马拉雅的印度山区等等。但这次可是争取道路使用权的斗争，有着另一番意义。幸好路边有类似路肩的狭窄车道，骑在上面安全些许，至少不至于丢掉小命。就这样骑行两天到达了内罗毕。快到内罗毕的时候，我在一次次的堵车中超过了那些曾以飞快速度从我身旁擦身而过，甚至几乎将我碾压在车轮下的司机们，腹黑地略爽了一把。
由于安全的原因，我决定之后乘坐大巴前往乌干达，直到道路状况允许我安全骑行再说。但是在前往乌干达攀登最后一座山之前，我还有此行的难点，最难的一座山，肯尼亚峰要攀登。
所有攀登不需要的装备我都留在了青年旅馆里，和高山向导Samy乘坐大巴前往Nanyuki。大多数来肯尼亚峰的登山者攀登的是4985米的Lenana峰，而我的目标则坚定不移地定在了主峰5199米的Batian峰以及它的一座卫峰—5188米的Nelion峰，而这意味着必须搞定600米的大岩壁。
不同于乞力马扎罗的雨雪，这里晴朗的天空，人迹罕至的植被世界，每个小山包上所看到的令人惊喜的全新风光，让我喜欢上这片山，远远超过它在坦桑尼亚的大哥，而且不会有随时遭遇收费的困扰。
圣诞节了，我留给自己的圣诞礼物就是登顶肯尼亚峰，确切地说是95%的肯尼亚峰攀登者不打算攀登的主峰。早上6点我和搭档John出发，穿上冰爪通过刘易斯冰川。在岩壁根部，穿上装备，带好各类塞子，开始这座难度有6 的岩壁。下午1点，在经过六个小时20段绳距，我们站到了5188米的Nelion顶峰。高出11米的Batian在更北侧，积雪让下撤变得很困难，中间还要攀登几段绳距。我们决定放弃，直接从Nelion下撤。尽管如此，Nelion峰也是我攀登过的最难的一座，能在圣诞节有这样的收获，这份礼物着实珍贵。600米的岩壁望不到底，绳降下去需要不少力气和精神高度集中。两个半小时后，我们回到岩壁脚下。
800公里赤道骑行路
从内罗毕乘坐大巴前往Kisumu，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在危险的道路骑行，闻着大卡车的尾气，这么做最终会背离我体验非洲的目标，所以，我并不会非要矫情地全部坚持骑行。从这里开始，我又重新骑上忠心耿耿的两轮小驴子，带着它轻松愉快地骑至边境小镇Busia，进入乌干达。在乌干达有着非洲最高的山脉Ruwenzori山脉，这是我此次行程最后的目标。自从我阅读了海因里希·哈勒的书，多年来这座山一直存在于我的脑海中。这片有着绿色的丛林，清澈的溪流，奇特的植被，独有的动物的山域现在正在800公里的骑行路段以外等着我，留给我梦想成真的机会。在我的家乡德国，温度适宜，这样的距离很快就可以完成。但这里是非洲，靠近赤道，炎热的天气和丘陵起伏的地形是个不容忽视的难题。我需要克服的不仅于此，自行车后的拖斗也让我费力不少，而车斗里的冰镐、冰爪、安全带、高山靴等攀登装备，是我完成最后一个目标所必不可少的。 今天是2013年的最后一天，我实在不希望新的一年在大草原的某处开始，所以决定咬牙拿下150公里的路段，一直骑到Jinja，白色尼罗河的发源地。在那里我可以修整一天。从晨曦到落日，艰辛的一天，汗水淋漓，以升论计。终于在新年到来的时刻，伴随着一片蛙鸣，到了维多利亚湖畔。在这里，白色尼罗河开始了它的征程，汇合了源自Ruwenzori山脉的蓝色尼罗河，哺育了两岸的生灵，孕育了数千年的悠久文明，流经6800公里后最终到达地中海。
在非洲的原野上骑行，无论从哪种角度都是一种挑战，却也是感受这片大陆的最好方法之一。在这里，我听当地人叫我“Musungu”，即欧洲人后裔的意思，骑行的日子里，日复一日地听人这么呼唤我。在这里，尤其是在乌干达东部，我走进动物的世界，近得可以听到这片黑色大陆的脉搏。大多数游客们却只能乘坐大巴或越野车，匆匆从一个景点赶往下一个。我享受着我的骑行生活。
不过有时候这样的骑行旅行不可避免地会和这片土地零距离接触。有些生灵就像熊孩子一样，乍一看很讨人喜欢，有时候会让人觉得麻烦甚至危险，比如说四米高的大象突然出现在面前拦住去路。数分钟后，这头皮糙肉厚的庞然大物消失在马路对面的树丛中。我得赶紧离开这片危险境地，之后怕是还会有野牛过来。在非洲没有什么动物比发疯的野牛更危险了，虽然是食草动物，但在非洲，野牛比河马或是狮子欠下了更多的人命债。
在狂野非洲的正中心横穿乌干达的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我看到了尼罗河河马、鳄鱼、野牛、羚羊、大象，以及各种各样的鸟类。它们有的穿梭在我骑行的路径上，在惊恐和好奇之余我也学会了保持镇静，和这些动物保持50～100米的间距，等待这些尚且温顺着还未发疯的大块头从眼前消失。万幸，和狮子没打上照面。
在田园般但却也很崎岖的山路上骑行了350公里之后，我到达最终目的地Bwindi国家公园的猩猩山。这里生活了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山地大猩猩。其余从灭绝中逃脱的生活在乌干达、卢旺达和刚果三国交界的Virunga山上。在这里，只有有限的许可发放给游客观赏大猩猩。由于涸泽而渔式的山林砍伐，山地大猩猩的生活空间日趋缩小，栖居地被农场和牧场分割成一个个的绿岛。这些大猩猩离开了国家公园之后就没有了适合生存的环境，因此这一物种在保护区内在监控下艰难地繁衍着。
Bwindi国家公园海拔在1150米至2600米之间。骑行15公里，穿越2590米的山口到达Ruhija是我整个骑行旅程中最漂亮的一段。在陡峭的上升坡段中，我很高兴把拖斗留在了Kabale，这样我才能很滋润地享受着在雨林的树荫下骑行。
第二天早上8点，我和其他二十来名游客先到公园巡逻岗哨前接受参观规定教育，之后分成三个组。因为让人看起来十分的运动，和另外三名瑞典人和两名美国人用了两个小时穿过浓密的灌木丛，去观看行程最远的Bitukura那组大猩猩。在我左侧一只巨大的黑色动物安静地穿过茂密的竹林，我们到了Bitukura猩猩组的领地。这里曾有800只大猩猩，现在只剩下19只了，被三只银背大猩猩统领着。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探访大猩猩的家园，然后就必须离开，这样可以避免大猩猩过多受人类的好奇心打扰。在我身旁不到三米处，一只银背大猩猩蹲在地上看着我们，貌似在打招呼。这位领导看起来温顺宽厚，200公斤的体重也蕴含着难以想像的力气和能量。我无法理解人类如何能为了蝇头小利对这样的生灵举起屠刀。
近在咫尺处，一只母猩猩抱着一只两个月的小崽子攀爬上了一处陡峭的石台，给怀中的小猩猩喂奶。吃饱喝足的大猩猩身上，透着一种简单快乐的满足感。在基因上，作为大猩猩近亲的人类，到底需要多少东西？我不禁想。健康，家庭，足够大的生活场所和足够量的食物。除此以外呢？其他那些我们孜孜以求的身外之物，绑架了我们自己。
之后几天，当我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种族屠杀纪念碑前的时候，这种感受尤为强烈。和安详的猩猩相比，这里记载着一段令人发指的暴行。面前是个巨大的坟墓，25万图西族人埋葬于此。科学家的分析指出，人类和大猩猩有99.4%的基因是相同的，在这个时候，我又问自己，人类和大猩猩，到底哪个更有智慧？
几天后，我要返回冰冷的家乡—德国，把温暖的非洲藏在胸中。这段无法忘却的旅程：Amboseli国家公园，乞力马扎罗山巅，还有肯尼亚峰和斯坦利峰，几座山峰之间的长途骑行，给我的印象不是一个“好”字可以概括的。多少年之后，这段在非洲最高峰之间的骑行旅行会一直留在我照片、影像中，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我的回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