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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沸腾的股市和50年来最低的失业率蒙蔽了双眼，很少有人胆敢质疑美国经济政策的智慧。当下的喜悦令符合科学的客观分析失去了力量。大错特错，时机错误的财政刺激、侵略性关税，以及前所未有地攻讦美联储，这样的政策组合需要我们以更加批判的态度评估特朗普经济学。
政客和专家总是可以颠倒政策争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来说，颠倒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显然，联邦赤字在未来十年预计将膨胀1.5万亿美元，或者政府债务将在2029年达到二战以后的最高水平——等于GDP的92%，这些都不重要。推动这些担忧的减税，被包装成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动力，获得了合理性。
被视为对消费者征税或全球供应链效率障碍的关税也无关紧要，相反，它们被描述成“武器化”的谈判杠杆，迫使贸易伙伴改变美国的待遇。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攻击，没有被视为威胁到中央银行的双重使命——就业最大化和确保物价稳定，而是被视为总统行使其身为孤家寡人认为合适的特权。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有三个根本性缺陷。首先，意图（intent）和影响（impact）之间毫无关系。政治颠倒派认为，大公司减税提高了美国的竞争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赤字和债务无关紧要。尽管供给侧经济学的承诺颇为空洞，但将税务负担从经济的一个细分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细分部门的收入中性的财政计划，要比减少税收收入更加接近真正的改革。此外，2017年年底所实施的财政刺激——当时失业率位于周期性低点4.1%，并在向当前的3.6%继续降低——产生了市场和经济泡沫（而此时最不需要的就是泡沫），也使得万一增长萎靡，增加刺激已不再是一个选项。
类似地，特朗普的关税与二十世纪最大的政策错误之一——1930年史穆特-哈雷（Smoot Hawley）关税非常相似，后者导致1932年全球贸易下跌60%。目前外国贸易占美国GDP的28%，而1929年时为11%，今天的美国作为债务国，面对贸易相关的破坏，要比当时身为净债权国的时候更加不堪一击。
特朗普完全不顾关税战所导致的直接和报复性的消费者和企业税收，而将关税说成是“美丽的东西”。这让人想起了1928 年共和党平台的痛苦记忆，其中关税被说成是“这个国家经济生命的基本原则……对国家持续繁荣至关重要”。特朗普十分危险地忘记了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
特朗普最近对美联储的攻讦也是如此。央行的政治独立性被广泛认为是重要的突破，是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后实现物价稳定的必要条件。在美国，所谓的1978年汉弗莱-霍金斯法案（HumphreyHowkins Act）给了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政治掩护，让他将通过猛烈的货币紧缩，挤出了两位数的通胀。如果沃尔克没有行动自由的话，他就会受到当选领导人的政治算计的掣肘——而这正是特朗普正在做的，即对现任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的政策指手画脚。
特朗普经济政策方案的第二个关键缺陷是其没有认识到预算赤字、关税和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已故的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 一貫强调，预算赤字会给已经十分萎靡的国内储蓄造成下降压力，因此，贸易赤字增加就成为用外国盈余储蓄来填补空缺的手段。否定这一联系让美国心安理得地谴责中国要为其自己造成的贸易赤字负责。
但关税有可能将贸易和供给链从低成本的中国生产商转移到成本更高的替代者，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冲击将等同于增税，提高了通胀升高的风险。后一种可能尽管在今天还十分渺茫，但可能给美国货币政策带来重要后果——当然，如果美联储还拥有政治独立性的话。
最后，评估政策影响时，永远要记住存在时滞。低利率抵挡了随预算赤字增加而增加的债务维持成本的短期压力，但并不能保证这一趋势能保持到长期，特别是联邦债务累计值已经大大膨胀，预计未来十年将增加大约GDP的14个百分点。类似地，关税和货币政策变化的破坏效应也需要12～18个月才会显现出来。因此，政客和投资者不应该满足于当下的金融市场愉悦，而应该在评估当前政策效果会如何显现时，更多地想想2020年年底的经济状况——这个时间框架正好与总统选举周期一致。
美国总统喜欢政治颠倒并非什么新鲜事。这次之所以如此不同，在于看不到任何清醒之士的反驳。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初衷是为了充当行政部门的“调停人”，组织并协调关键政治问题上的争论），现在已经基本陷入瘫痪。委员会现任主管、一直支持自由贸易的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对于特朗普的关税和抨击美联储的行为态度暧昧。想来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共和党也同样沆瀣一气。
特朗普睚眦必报的咆哮压倒了经济政策审慎——完全忽视历史的教训，拒绝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并破坏决策过程的制度整体性。大面积的政策咆哮已成为常态而非例外。即将到来的后果可没有那么容易颠倒。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9.）
政客和专家总是可以颠倒政策争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来说，颠倒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显然，联邦赤字在未来十年预计将膨胀1.5万亿美元，或者政府债务将在2029年达到二战以后的最高水平——等于GDP的92%，这些都不重要。推动这些担忧的减税，被包装成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动力，获得了合理性。
被视为对消费者征税或全球供应链效率障碍的关税也无关紧要，相反，它们被描述成“武器化”的谈判杠杆，迫使贸易伙伴改变美国的待遇。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攻击，没有被视为威胁到中央银行的双重使命——就业最大化和确保物价稳定，而是被视为总统行使其身为孤家寡人认为合适的特权。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有三个根本性缺陷。首先，意图（intent）和影响（impact）之间毫无关系。政治颠倒派认为，大公司减税提高了美国的竞争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赤字和债务无关紧要。尽管供给侧经济学的承诺颇为空洞，但将税务负担从经济的一个细分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细分部门的收入中性的财政计划，要比减少税收收入更加接近真正的改革。此外，2017年年底所实施的财政刺激——当时失业率位于周期性低点4.1%，并在向当前的3.6%继续降低——产生了市场和经济泡沫（而此时最不需要的就是泡沫），也使得万一增长萎靡，增加刺激已不再是一个选项。
类似地，特朗普的关税与二十世纪最大的政策错误之一——1930年史穆特-哈雷（Smoot Hawley）关税非常相似，后者导致1932年全球贸易下跌60%。目前外国贸易占美国GDP的28%，而1929年时为11%，今天的美国作为债务国，面对贸易相关的破坏，要比当时身为净债权国的时候更加不堪一击。
特朗普完全不顾关税战所导致的直接和报复性的消费者和企业税收，而将关税说成是“美丽的东西”。这让人想起了1928 年共和党平台的痛苦记忆，其中关税被说成是“这个国家经济生命的基本原则……对国家持续繁荣至关重要”。特朗普十分危险地忘记了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
特朗普最近对美联储的攻讦也是如此。央行的政治独立性被广泛认为是重要的突破，是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后实现物价稳定的必要条件。在美国，所谓的1978年汉弗莱-霍金斯法案（HumphreyHowkins Act）给了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政治掩护，让他将通过猛烈的货币紧缩，挤出了两位数的通胀。如果沃尔克没有行动自由的话，他就会受到当选领导人的政治算计的掣肘——而这正是特朗普正在做的，即对现任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的政策指手画脚。
特朗普经济政策方案的第二个关键缺陷是其没有认识到预算赤字、关税和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已故的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 一貫强调，预算赤字会给已经十分萎靡的国内储蓄造成下降压力，因此，贸易赤字增加就成为用外国盈余储蓄来填补空缺的手段。否定这一联系让美国心安理得地谴责中国要为其自己造成的贸易赤字负责。
但关税有可能将贸易和供给链从低成本的中国生产商转移到成本更高的替代者，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冲击将等同于增税，提高了通胀升高的风险。后一种可能尽管在今天还十分渺茫，但可能给美国货币政策带来重要后果——当然，如果美联储还拥有政治独立性的话。
最后，评估政策影响时，永远要记住存在时滞。低利率抵挡了随预算赤字增加而增加的债务维持成本的短期压力，但并不能保证这一趋势能保持到长期，特别是联邦债务累计值已经大大膨胀，预计未来十年将增加大约GDP的14个百分点。类似地，关税和货币政策变化的破坏效应也需要12～18个月才会显现出来。因此，政客和投资者不应该满足于当下的金融市场愉悦，而应该在评估当前政策效果会如何显现时，更多地想想2020年年底的经济状况——这个时间框架正好与总统选举周期一致。
美国总统喜欢政治颠倒并非什么新鲜事。这次之所以如此不同，在于看不到任何清醒之士的反驳。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初衷是为了充当行政部门的“调停人”，组织并协调关键政治问题上的争论），现在已经基本陷入瘫痪。委员会现任主管、一直支持自由贸易的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对于特朗普的关税和抨击美联储的行为态度暧昧。想来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共和党也同样沆瀣一气。
特朗普睚眦必报的咆哮压倒了经济政策审慎——完全忽视历史的教训，拒绝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并破坏决策过程的制度整体性。大面积的政策咆哮已成为常态而非例外。即将到来的后果可没有那么容易颠倒。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