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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历史性看见，对于每一个在中国大陆接受主流历史教育体系的人而言，几乎是颠覆性的
相比于国内绝大多数以讲故事为传统的历史文本，苏小和的《百年经济史笔记》或许是一次另类的观念史写作。阅读这本书，人们或许会想起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1954年出版的那本《经济分析史》。
也就是说，在写作百年经济史这样的课题之前，苏小和事先搭建了一个稳健的分析框架，建构起一个由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等诸多理论合围起来的一个具有分析性质的观念模型，然后将大量的中国百年经济史的新鲜史料放在这样的观念分析框架里进行深度辨析，最后得出一个旨在重新说明百年经济史的崭新的观念系统，让读者依靠观念的冲击而不是对史料的猎奇，真正在专业、理性和深度的层面，认识我们的百年经济流变，进而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经济生活是这个样子。
毋庸置疑，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理论的一般性常识，是写作的起点。比如最有关涉性的熊彼特和他的财富增长理论。因为这是一项以企业家和企业家背后的市场秩序为基本内容的课题，因此熊彼特的框架就成为必需的学术前提。苏小和试图反复强调，市场经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要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必须遵循市场的逻辑，任何特色性的陈述，任何差异化的坚守，都只能在市场的逻辑之下进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显得如此重要，如果按照熊彼特《财富增长论》中创新理论的描述，来阅读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史和企业史，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经济现象：百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完整地打开，人们就放弃了市场的方法；中国的企业家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开始创新，就放弃了创新的方法论。
可是熊彼得说得很坚决，创新（innovation）是个纯经济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creation，这等同于知识和资源的重新组合（new combinations），而从事这个重组活动的人，只能是企业家。无论是在市场中引入新产品或老产品加入新元素，无论是引入新的生产或贸易方式，开辟或进入新市场，无论是找到新原料或投入品，抑或是引入新的产业组织方式，都只能是企业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小和将他的这套三卷本经济史笔记，在方法论上命名为“百年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
显然这是一个比较用心的方法建构，经济史和企业史的逻辑发展是一种正相关。事实上，对开放这个关键词的反复重申，也是苏小和的写作重点。他的观念秩序建立在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以及由这样的理论延伸出来的开放社会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之上。
常态下，开放社会和企业家，显然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个健全的开放社会，必然催生出更多优秀的企业家，而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反过来又推动开放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之下，对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观察，人们可以用企业家的发展数据、企业和企业家的案例进行量化分析；对于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的具体分析，人们也可以通过呈现一个社会的开放形态，通过对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的诸多描述来进行梳理。两种路径互为表里，促使我们找到社会发展、市场演进和企业家变迁的内在原因。
《百年经济史笔记》的第三个分析模型，来自苏小和对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的《中国百年经济史笔记》的写作借鉴。众所周知，杨小凯先生的那篇文稿在网络上一直流传，篇幅不长，但是影响力明显。苏小和说，一方面他试图把杨小凯先生的这篇未完成之作扩展开来，构成一个系统性的经济史文本，另一方面，他试图通过这样的写作，向杨小凯先生致敬。
尤其重要的是，正是在建构分析框架的层面，苏小和直接引用了杨小凯先生的表述：每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当这些分析框架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从而使历史记录变得非常主观。
苏小和的意思是说，在写作《百年经济史笔记》时，他严格遵从自由市场的发展理念来发现和组织历史材料，得出结论，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写作成果具有排他性，也不意味着其他路径的历史分析文本，就没有意义。在千万种历史叙事之中，苏小和的经济分析史文本，只是其中之一。
苏小和坦承，《百年经济史笔记》的史料来源，并不具有标新立异的特色。他说，关于晚清以降的经济史和企业史，大陆学界和传媒界似乎言辞很多，文本也很多，但两个方面的缺陷十分醒目。第一是弥漫着一种狭窄的意识形态路径依赖，绝大部分的材料没有立足于市场经济一般理论基础，而是站在意识形态的冲突话语体系之上，将经济史和企业史进行了大面积、深度的格式化。第二则是戏说历史的现象比较严重，报告文学风格的叙述过多，不尊重严谨的史料来源，以至于这样的历史文本堆积了太多的情绪，甚至是对经济史的扭曲。当这两种现象结合在一起，人们渐渐地发现，真正的历史已经被曲解，甚至是被遮蔽，人们在一堆错误的观点和错误的史料里继续开掘历史，其结果可想而知。
也就是说，苏小和的写作史料并不来自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来自于大陆相关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把史料采集的主要工作放在了海外。这是另外一个路径的经济史叙事系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地学者在内的诸多海外学者，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方面所形成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型文献，成为苏小和的主要参考文献。而刘广京、杨联、郝延平、陈锦江、侯家驹、费正清、费维恺、白吉尔、余英时、杨小凯、王森、赖建诚等这一脉海外学者共同构建起来的一个经济史叙事体系，真正促使苏小和推开了历史的大门，让人们看见了近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逻辑。
这样的历史性看见，对于每一个在中国大陆接受主流历史教育体系的人而言，几乎是颠覆性的。所以学者刘军宁认为，苏小和的经济史写作，会让那些在国内接受红色历史教育的人们产生前所未有的观念层面的颠覆感。
苏小和说，这是一种类似于读书笔记式的写法，所以他认为，这本书并不能算作一本严谨的历史考证性著作，这是《百年经济史笔记》这个书名的由来。事实上，他说他自己更愿意把它当成一部宏大的读书笔记。阅读的过程，也是写作的过程，当他把一个系列的经济史专著读完，他便拥有了分析历史的视野和能力，这正是读书笔记的优势。他还说，这本书也不能算作一部艰深的学院性著作，事实上他采用了一种尽量靠近大众读者的写作风格，比如尽量顺畅的叙事笔触，适当加入一些观点性的评论，人物命运变迁的故事性写法，基于横向和纵向的中日、中美、中欧的经济史比较分析，还有一些主动跳出来的对当下中国经济现象和企业现象的分析。之所以采用这样的风格，苏小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量让更多的读者看得进去，而不致使其成为一部束之高阁的所谓学术性文本。
相比于国内绝大多数以讲故事为传统的历史文本，苏小和的《百年经济史笔记》或许是一次另类的观念史写作。阅读这本书，人们或许会想起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1954年出版的那本《经济分析史》。
也就是说，在写作百年经济史这样的课题之前，苏小和事先搭建了一个稳健的分析框架，建构起一个由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等诸多理论合围起来的一个具有分析性质的观念模型，然后将大量的中国百年经济史的新鲜史料放在这样的观念分析框架里进行深度辨析，最后得出一个旨在重新说明百年经济史的崭新的观念系统，让读者依靠观念的冲击而不是对史料的猎奇，真正在专业、理性和深度的层面，认识我们的百年经济流变，进而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经济生活是这个样子。
毋庸置疑，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理论的一般性常识，是写作的起点。比如最有关涉性的熊彼特和他的财富增长理论。因为这是一项以企业家和企业家背后的市场秩序为基本内容的课题，因此熊彼特的框架就成为必需的学术前提。苏小和试图反复强调，市场经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要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必须遵循市场的逻辑，任何特色性的陈述，任何差异化的坚守，都只能在市场的逻辑之下进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显得如此重要，如果按照熊彼特《财富增长论》中创新理论的描述，来阅读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史和企业史，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经济现象：百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完整地打开，人们就放弃了市场的方法；中国的企业家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开始创新，就放弃了创新的方法论。
可是熊彼得说得很坚决，创新（innovation）是个纯经济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creation，这等同于知识和资源的重新组合（new combinations），而从事这个重组活动的人，只能是企业家。无论是在市场中引入新产品或老产品加入新元素，无论是引入新的生产或贸易方式，开辟或进入新市场，无论是找到新原料或投入品，抑或是引入新的产业组织方式，都只能是企业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小和将他的这套三卷本经济史笔记，在方法论上命名为“百年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
显然这是一个比较用心的方法建构，经济史和企业史的逻辑发展是一种正相关。事实上，对开放这个关键词的反复重申，也是苏小和的写作重点。他的观念秩序建立在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以及由这样的理论延伸出来的开放社会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之上。
常态下，开放社会和企业家，显然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个健全的开放社会，必然催生出更多优秀的企业家，而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反过来又推动开放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之下，对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观察，人们可以用企业家的发展数据、企业和企业家的案例进行量化分析；对于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的具体分析，人们也可以通过呈现一个社会的开放形态，通过对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的诸多描述来进行梳理。两种路径互为表里，促使我们找到社会发展、市场演进和企业家变迁的内在原因。
《百年经济史笔记》的第三个分析模型，来自苏小和对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的《中国百年经济史笔记》的写作借鉴。众所周知，杨小凯先生的那篇文稿在网络上一直流传，篇幅不长，但是影响力明显。苏小和说，一方面他试图把杨小凯先生的这篇未完成之作扩展开来，构成一个系统性的经济史文本，另一方面，他试图通过这样的写作，向杨小凯先生致敬。
尤其重要的是，正是在建构分析框架的层面，苏小和直接引用了杨小凯先生的表述：每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当这些分析框架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从而使历史记录变得非常主观。
苏小和的意思是说，在写作《百年经济史笔记》时，他严格遵从自由市场的发展理念来发现和组织历史材料，得出结论，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写作成果具有排他性，也不意味着其他路径的历史分析文本，就没有意义。在千万种历史叙事之中，苏小和的经济分析史文本，只是其中之一。
苏小和坦承，《百年经济史笔记》的史料来源，并不具有标新立异的特色。他说，关于晚清以降的经济史和企业史，大陆学界和传媒界似乎言辞很多，文本也很多，但两个方面的缺陷十分醒目。第一是弥漫着一种狭窄的意识形态路径依赖，绝大部分的材料没有立足于市场经济一般理论基础，而是站在意识形态的冲突话语体系之上，将经济史和企业史进行了大面积、深度的格式化。第二则是戏说历史的现象比较严重，报告文学风格的叙述过多，不尊重严谨的史料来源，以至于这样的历史文本堆积了太多的情绪，甚至是对经济史的扭曲。当这两种现象结合在一起，人们渐渐地发现，真正的历史已经被曲解，甚至是被遮蔽，人们在一堆错误的观点和错误的史料里继续开掘历史，其结果可想而知。
也就是说，苏小和的写作史料并不来自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来自于大陆相关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把史料采集的主要工作放在了海外。这是另外一个路径的经济史叙事系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地学者在内的诸多海外学者，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方面所形成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型文献，成为苏小和的主要参考文献。而刘广京、杨联、郝延平、陈锦江、侯家驹、费正清、费维恺、白吉尔、余英时、杨小凯、王森、赖建诚等这一脉海外学者共同构建起来的一个经济史叙事体系，真正促使苏小和推开了历史的大门，让人们看见了近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逻辑。
这样的历史性看见，对于每一个在中国大陆接受主流历史教育体系的人而言，几乎是颠覆性的。所以学者刘军宁认为，苏小和的经济史写作，会让那些在国内接受红色历史教育的人们产生前所未有的观念层面的颠覆感。
苏小和说，这是一种类似于读书笔记式的写法，所以他认为，这本书并不能算作一本严谨的历史考证性著作，这是《百年经济史笔记》这个书名的由来。事实上，他说他自己更愿意把它当成一部宏大的读书笔记。阅读的过程，也是写作的过程，当他把一个系列的经济史专著读完，他便拥有了分析历史的视野和能力，这正是读书笔记的优势。他还说，这本书也不能算作一部艰深的学院性著作，事实上他采用了一种尽量靠近大众读者的写作风格，比如尽量顺畅的叙事笔触，适当加入一些观点性的评论，人物命运变迁的故事性写法，基于横向和纵向的中日、中美、中欧的经济史比较分析，还有一些主动跳出来的对当下中国经济现象和企业现象的分析。之所以采用这样的风格，苏小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量让更多的读者看得进去，而不致使其成为一部束之高阁的所谓学术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