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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漓江画派画家活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其艺术思想和艺术创作皆受到这片山水的滋养。他们注重写生实践，作品题材多为广西自然风貌、人物风情，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风俗。强调绘画作品有灵魂、有家国情怀。本文通过对漓江画派第二代及第三代画家进行调研和访谈，旨在梳理、总结出漓江画派的基本绘画思想。
[关键词] 漓江画派 绘画思想 家国情怀 意象语言
漓江画派为典型的南方画派，依托于广西地域文化的滋养，以秀丽的漓江山水为名。由于广西地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并且其青山秀水与北方地貌的雄浑豪迈形成了鲜明对比，加上这里有着历史悠久、独特古朴的少数民族民居建筑，所以漓江画派主要以山水画画家居多，山水画的成就也相对较高，这与以花鸟画创作为主的海上画派、京津画派、岭南画派，以及以人物画创作为主的新金陵画派、黄土画派等形成了鲜明对比。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的不同，造成了作品表现题材和画面风采的不同，各个画派也由此形成了差异明显的绘画风格。
从广义上讲，漓江画派以中国画创作为主，涵盖油画、版画、水彩画等艺术种类，主要以广西各地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为表现对象，进行实地写生和创作。从狭义上讲，漓江画派就是当今以桂林山水为主要表现题材的地域性中国山水画流派。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现在，漓江画派在八十余年间走过了萌芽、立名、兴起三个阶段，历经三代艺术家的传承和发展。他们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探索出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绘画风格，与此同时也凝练出诸多绘画思想。
从中国绘画发展史来看，两宋以后，随着中国山水画的兴起以及绘画分科的愈发详尽，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绘画流派。到近现代时期，涌现出许多有代表性的画派，如海上画派、岭南画派、新金陵画派、京津画派、长安画派、黄土画派、巴蜀画派、关东画派、齐鲁画派以及漓江画派等。这些画派都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有标志性领军者、代表性画家及经典绘画作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缔造一方文化。画派的出现及相关绘画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滋养。地域文化是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的融合、积淀下形成的。广西地区古时为百粤之地，又称“八桂”。粤西文化即广西文化，又称“桂学”，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漓江画派的出现、发展及相关绘画思想的形成便得益于广西地域文化的滋养。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区，除12个世居民族外，还有28个其他民族生活于此。在广西的12个世居民族中，除瑶族、苗族、仡佬族、彝族、回族等民族外，壮族、侗族、毛南族、水族、京族、仫佬族等民族是古代岭南地区的土著民族。他们别致的民居建筑、浓郁奇特的生活习俗，特别是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极富特色。
黄格胜 《清奇妖娆好漓江》 50cm×50cm 纸本设色 2018年
上古时期，在逐鹿大战中蚩尤部落大败，其族群进行了数次南迁，最后几支南迁至今天的贵州和广西等处，可以说，这是中原文化的第一次浸入，尤其是中原人带来的原始冶炼技术，在当地制造出铜鼓，并与当地土族原始信仰“傩文化”结合在一起，传承至今。如今，铜鼓已成为广西各民族共同的民俗信仰符号。秦朝开凿灵渠后，连通了漓江和湘江，使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得以贯通，从而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交融。随着秦统一岭南，在此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这是岭南历史上首次划分行政区，50万中原官兵也被命令世代驻留在两广，与当地骆越、西瓯土族通婚繁衍。另外，由于历史上客家人几次大的迁移，还有历朝历代谪迁或赴此为官一任的官宦文人，如褚遂良、张九龄、韦瓘、韩叡（韩愈祖父）、宋之问、柳宗元、苏东坡、米芾、张孝祥等人的留居，中原文化得以在广西传播。斗转星移间，兼容并包的广西文化逐渐形成，“桂学”得到了积淀。恰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主席潘琦所总结的：“桂学的根基和源泉可以归纳为：一是广西世居民族承传的固有本土文化，二是籍外人带来并传播的外来文化，三是在广西当地创建的有影响的学术思想，四是广西籍人在广西之外建立的学术思想。基于桂学形成的历史脉络，也就造就了桂学具有民族性、包容性、多样性、开放性的特点。”因此，“桂学”是漓江画派繪画思想形成的根基。
另外，漓江画派之所以与其他画派不同，还因为有着抗战文化的背景。漓江画派第一代画家是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期间成长和锻炼起来的，即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这前后约六年的特殊历史时期。随着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作为当时的广西省会，拥有特殊地理位置的南方小城桂林凸显出了其重要性，迅速成为抗日救亡的大后方。大量失去家园的人们逃难至桂林，使得桂林人口从六七万剧增到五六十万，其中有数以千计的文化人，光是全国知名人士就有近两百人。
文化名人齐聚桂林，骤然使桂林成为中国人文荟萃之地和西南地区的政治堡垒。他们当中有作家、教育家、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以及社会活动家和民主人士，如梁漱溟、郭沫若、马君武、章士钊、阳翰笙、李达、杨东莼、邓初民、陶行知、李四光、高士其、叶圣陶、巴金、田汉、欧阳予倩、何香凝、柳亚子、胡愈之、茅盾、艾青、艾芜、聂绀弩、端木蕻良、罗香林、姜君辰、张铁生、胡风、夏衍、邵荃麟、张曙、朱荫龙、陈迩东、陈鲤庭、金山、王莹、焦菊隐、熊佛西、洪深、于伶等。其中比较有名气的画家、美术教育工作者有李铁夫、张大千、郑明虹、徐悲鸿、李桦、张安治、陆其清、尹瘦石、赵少昂、关山月、高剑父、丰子恺、沈逸千、徐杰民、蔡迪支、胡考、汪子美、张文元、张乐平、黄茅、张光宇、张英超、黄苗子、特伟、陆志庠、陈更新、曹墨侣、黄新波、余所亚、廖冰兄、宣文杰、陈树人、陈海鹰、阳太阳、陈烟桥、马万里、帅础坚、黎雄才、龙月庐、朱培钧、张家瑶、叶浅予、刘建庵、赖少其、温涛、张在民、杨讷维、杨秋人、丁聪、林半觉、陆田、宗其香、刘汝澧、孙多慈、易琼、龙廷坝等。他们有的是避难途中短暂逗留于桂林，有的是多次来往于桂林或短期定居在桂林，有的是求学归来的广西本地画家。这么多画家聚集桂林的现象在桂林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抗战时期的桂林，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们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文化力量，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艺术创造力。抗战美术运动是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工作者们空前团结，他们放弃艺术观点相争，甚至破除门户之见，互相鼓励、鞭策、支持，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从事抗战救亡宣传工作，如创办刊物、兴办学校、组建社团，以及举办战时文艺讲座、进行抗战美术作品展览和募捐义卖活动等。抗战救亡文化宣传活动的蓬勃开展，使桂林成为中国抗战美术运动的主要阵地，充分展示了民族精神与民族意志。
由此，桂林除了以山水风景和历史文化享誉世界，又被史界誉为抗战文化城，而这为漓江画派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现在看来，漓江画派第一代画家就是抗战文化城时期的抗战宣传主力军，是在抗战烽烟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抗战结束后，许多外地画家留在了桂林，和本地画家一道为广西美术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漓江画派第二代画家多与第一代画家有着师承关系，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广西地区主要的美术创作力量。至于漓江画派的第三代画家则是近几年来在广西美术界乃至全国初露锋芒的中青年画家。繁衍生息、传承有序是漓江画派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八十余年来，这三代画家在创作实践中的感悟和艺术主张逐渐汇聚成为漓江画派的绘画思想。
钟涛 《青山积翠图》 68cm×136cm 纸本设色 2018年
漓江画派的历代画家恪守“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思想，在艺术实践中注重师法自然，以写生为本。如果说写生使他们的绘画作品有血有肉、焕发出生机，那么题材、内容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就是他们绘画作品的灵魂。
漓江画派的画家们在创作中以写生为主。绘画风格的形成取决于画家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感受。广西四季常青，大面积的奇峰群、独特的喀斯特岩洞、百转千回的漓江尽显山川之灵秀。置身广西桂林，目览漓江山水，将使人产生超然物外、“与道合真”之感，故自古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说。地域文化及自然风光为漓江画派提供了创作养分和表现素材，成为一些画家取之不尽的创作主题，给予他们无尽的创作灵感。他们的作品题材广泛，表现内容多为桂林的青山、漓江的秀水和广西的古朴民风和古镇民居建筑。正如漓江画派领军画家黄格胜所说：“写生即创作，广西地域特殊，有着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的丰富资源，表现广西少数民族民俗生活和优美的自然风景，确实为我们绘画创作提供了很丰富的养分。写生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现代感，从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绘画语言，形成自己的绘画风格。”[1]画家易嘉勋曾这样谈及写生教学：“深化田野写生教学实践，关键在于培养整体观察、对比观察的正确观察方法，训练一双有审美能力的眼睛，在写生中创造表现方法。”[2]漓江画派促进会秘书长韦俊平亦说道：“好的作品一定是从生活中来、从人民中来，只有深入生活，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才有品位、有格调、有价值。”[3]我们根据几位画家的阐释可以看到，他们都在强调要通过写生把生活的精华冶炼为艺术，把自然美、生活美、社会美升华为艺术美。
漓江画派的老、中、青画家们始终践行写生为本，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比如叶侣梅的《邕江旭日》《云爱云逮云烟雨后山》、覃绍殷的《烟雨漓江》《阳朔风景在兴平》、黄格胜的《漓江百里图》《漓江叠翠》《兴坪古镇》《家园》、徐家珏的《漓江晨韵》《桂北云山远岫》《罗城仡佬族村寨》、帅立功的《漓江韵》《黄姚古镇》、阳山的《漓江烟云》《桂北瑶寨》《春雨润壮乡》、韦俊平的《苗寨桂花香》《漓江渔歌》、易嘉勋的《侗寨秋晓》《绿荫人家》、韦广寿的《南岭夏韵》《岭南听秋》《苗寨晓色》《云山晨岚》、钟涛的《桂林山水甲天下》《桂北山色清如洗》、王雪峰的《苗岭三月艳阳天》《瑶寨故乡水 侗寨故土情》、郑军里的《侗寨芦笙》《山寨圩日》、韦俊平的《桂北红军田》《山里瑶家》、张明学的《桂岭山寨瑶家秀》《岭南山寨赶圩归》、韦文翔的《风情黑衣壮》《芦笙起舞》《春入苗寨》、王锐的《侗乡风雨桥》《清水漓江》、陶义美的《南国春雨》《一方水土一方韵》《壮乡红土情》、陈再乾的《飞进花丛中》、蔡智的《南园情愫》《南方秋韵》、余永健的《壮家姊妹》《南国处处清风香》、伍小东的《南国松鸟图》《惠风和畅》、韦联花的《秋色胜春芳》《南国火龙》等作品，多是以现实生活场景为刻画对象的写生之作，它们亲近生活和自然，有血有肉，散发着勃勃生机。
漓江画派的画家们认为美术作品要有家国情怀，这就要求画家们品格高尚、格局宏大，同時作品要贴近时代。漓江画派第一代画家在抗战时期就肩负起保卫家国的责任，在山河破碎之际拿起画笔宣传抗战，成为文化抗战的骨干力量。在物资紧缺的抗战年代，他们就地取材，创作出许多木刻版画作品，许多作品成为历史经典，诸如阳太阳的《女战士》《磨刀的人》、徐杰民的《建桥工人》、陈更新的《敌机轰炸后》《失业·饥饿之群》《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蔡迪支的《桂林紧急疏散》、张在民的《日本暴行》、杨讷维的《袭击》、易琼的《土地在燃烧》《饥饿的行列》、龙廷霸的《无家可归》《饥饿》等。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是不言而喻的。
郑军里 《侗族大歌》 240cm×91cm 纸本设色 2019年
桂林画院前院长覃绍殷回忆当初桂林抗战文化城美术运动时说道：“我们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具备生命，但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艺术创作就应该有激情、有冲动，艺术作品要有忧国忧民的意识和情感。”[4]徐悲鸿北平艺专时期的弟子、老画家田地讲道：“抗战时期云集在桂林的画家们，和奔赴战场的将士们一样秉承着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功成仁的思想，满怀激情夜以继日地进行绘画创作工作，把作品献给祖国，献给劳苦大众，为挽救民族危亡服务，无形中播种、根植出抗战文化和民族精神。”[5]恰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艺工作者就是铸造灵魂的人。”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艺术学院院长郑军里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做了进一步诠释：“文艺作品不能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文艺作品是虚无的空壳。作为一名艺术家，应该投身到这个伟大时代中去，投身到火热生活中去，和人民同呼吸，和祖国共命运，用心去描绘祖国大好河山、歌颂党的领导、讴歌新时代。”[6] 在漓江画派的标志性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出这种家国情怀。以黄格胜的作品《壮锦》为例，这幅大气磅礴的作品高2.4米，全长37米，聚广西地区壮族、瑶族、侗族、苗族等民族民居于一图，并将它们按各民族的居住习惯布局，借由山形地貌、民族建筑的变化融通，描绘出鳞次栉比、气韵生动的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家园场景。这幅作品的意义可谓非常深远。徐家珏的作品《千里烟波画里游》高4米，长8米，熔桂林山水的标志象鼻山、阳朔兴坪山水等自然和人文景观于一炉，把历史文化名城用散点透视的构图形式展现出来，画面开阔大气、清新恬静，使观者仿若身临其境，正在漓江上遨游。韦广寿的作品《秋染毛南》入选了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该画高2米，宽2米，描绘的是作者家乡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风景。这幅画趋于平面化、图案化，其构图不是传统的三远法。在用笔方面，画家采用了工写结合的方式，色彩与水墨并重，色就是墨，墨就是色，笔墨虽然虚实相生、变化万千，却极富秩序感。郑军里的写意人物画作品《和谐》高2.5米，长4.5米，表现的是广西地区少数民族人民正在欢度节庆的场景。他们穿着民族盛装，吹着芦笙，唱着山歌，载歌载舞间彰显出民族大团结的繁荣景象。可以说，上述几幅作品都融进了画家的拳拳赤子之心以及浓厚的家国情怀。
蔡智 《喜如故》 180cm×97cm 纸本设色
如果说，反映广西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种恋“家”情怀，那么以绘画作品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讴歌新时代和当今社会的繁荣风貌，使之起到感染人、激励人、塑造人的作用，就是一种爱“国”情怀。而家国情怀所展现出的民族精神，就是漓江画派的创作灵魂。
中国的文艺理论和传统绘画思想历来强调意象观。《周易·系辞上》载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处于二者之间且能沟通“道”与“器”的便是“象”，故“圣人立象以尽意”[7]。从魏晋南北朝至今，历代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都曾围绕这一问题给出了多个视角的阐释。南朝梁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神思》篇中首次提出了“意象”这一概念，即“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8]，意思是说技艺高超的木匠会在洞悉“意象”之后再制作。“意象”中的“意”即为主观之“意”，“象”则为客观之“象”。所谓“意象”是客观主体通过现实存在的客观物象而创造出来的另一个包容思想情感的艺术形象，即“立象以尽意”。南朝宋宗炳在其《画山水序》中写有“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9]，强调了山水画创作是画家借助自然界的客观物象来抒写画面意境和心中意象的过程。文人画兴起后，画家们更加注重“意”和“象”的浑融一体，强调先立意而后写形，如元代画家倪瓒所言“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气耳”，清初画僧石涛提出的“不似之似似之”，以及黄宾虹提出的“作画当以不似之似为真似”和齐白石提出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几位画家在对中国画“似”与“不似”的讨论中概述了文人画的意象造型。中国传统绘画是写意的，属于意象造型，追求的是“似与不似之间”，具体涵盖了构成、形神、笔墨、色彩、意境等诸多要素。漓江画派的画家们在自己的绘画实践中，也体会并总结出了许多意象观。
韦文翔 《壮美广西》 200cm×190cm 纸本设色 2019年
（一）画中物象“构成”的意象观
“构成”是构思与构图的合称，是绘画者赋予自己作品意蕴美的外观形式。一幅作品需要由许多客观物象组合构建而成，这些客观物象通过画家的匠心打造、布局，赋予了作品以格调和情趣。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有别于西方绘画，即其不是焦点透视，而是散点透视，观者可以通过俯视、平视、仰视而生卧游、畅游、遨游之感。山水画家阳山在山水画创作实践中总结出如下感想：“构成是传统中国画构图形式美要素的当代新发展，经营布局的形式往往会起到先声夺人的效果，如在奇绝中求稳重、在起伏中求平衡、在丰富中求单纯、在具象中求意象，这样会使画面主题内容更为出彩。”[10]山水画家韦广寿从水墨画创作视角出发，提出“构成就是让构图有平面设计感，让画面更美观，更有现代气息。从经营布白、透视规律、笔墨表现、物象造型、色彩晕染等要素设计，让传统中国画的语言与少数民族题材绘画更具形式美感”。[11]花鸟画家肖舜之认为：“构成就是构图样式具有一定的装饰效果，即对画面分割、内容构成、块面组合、题跋章法等，有一定的设计要求在里面，画面既有古典气息，又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构成样式。”[12]焦墨山水画家林汉涛谈道：“画面的构成之所以有别于构图，就在于画家不完全照搬现实对象，经过反复构思，重新组合，画出心中山水。另外，画家要画心中赞美的那些景物，画与地域文化、民俗文化有关的景物，这就是为什么构成丰富于构图的原因所在。”[13]
我们通过几位画家的阐释可以看出，“构成”作为形式美法则下的审美要素，不但能够丰富画面的艺术形式，而且能够培养画家的审美觀察能力，甚至能够提高观赏者的审美情趣。再从意象观角度来看，“构成”是画家对物象提炼、概括、夸张、变形后大胆取舍，抓住能够突出主题、传情达意的视角进行表现。可以说，画作的“构成”能够体现出创作者和欣赏者的主观意识，同时也包含许多文化要素。
王雪峰 《岁月如歌》 136cm×68cm 纸本设色 2016年
（二）笔墨表现技法的意象观
中国画创作的第一要义就是笔墨的运用。所谓“笔墨”有三层寓意：一是作为绘画的材料工具；二是指代笔与墨的程式化表现，如勾、皴、擦、染、点的用笔方法，以及干、湿、浓、淡、枯的用墨方法；三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作为中国哲学思想的象征。艺术理论家和绘画实践者历来是在强调笔墨的第三层寓意，即把笔墨与阴阳相合、天人合一、知白守黑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联系起来。
漓江画派的画家们同样重视笔墨，并且有着自己的体会和理解。皮志忠曾说道：“笔墨是中国画最根本的东西，一幅画能否表达出作者的思想，能否打动观赏者全靠笔墨，对于画家来说笔墨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是几十年的功夫。笔墨精不精彩就要看线用得如何，墨和水运用得如何。”山水画家徐家珏亦从哲学角度论述道：“阴阳之道，是宇宙万物存在之规律，是天地运行之大理，而笔墨是中国画艺术语言的阴阳辩证之道，它具体表现为用笔用墨的清浊、浓淡、疾缓、顿挫、轻重等辩证关系中。”[14]人物画家韦文翔论及笔墨之道时这样说：“水墨民族舞蹈人物画，要表现出舞者瞬间的灵动舞姿，用笔就要洗练明快，线条顿挫且流畅；用墨就要润泽清澈，浓淡之中诗情洋溢，这样画中人物造型才会鲜活。”[15]花鸟画家蔡智也说道：“笔墨实际上就是一种元素，通过几千年的时间沉淀，它是有一定文化内涵和高度的，画家可以通过笔墨运用的节奏感和速度转折及走势来表达情感。画家抒发出来的笔墨应是他对社会的认识，是自身修养的展现，以及对家國的一种情怀。”[16]
中国画向来讲究“见笔见墨”，即有笔有墨，笔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先贤们也总结出许多如“屋漏痕”“折钗股”“锥画沙”等用笔要力透纸背的比喻。从前文列举出来的画家笔墨意象观不难看出，笔墨表现技法实际上是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辩证统一的和谐整体，书写出的客观物象只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其画面语言完全是“意象”的。
（三）作品意境营造的意象观
张明学 《桂岭山寨瑶家秀》 280cm×140cm 纸本设色 2018年
“意境”一词在中国文艺理论中有多种阐释。这一概念产生于唐代，两宋及以后的山水画家特别注重创作时对意境的营造。意境就是意与景的融合，是画家将客观物象的自然美凝练为作品中描绘、传达出的艺术美，使观赏者面对画中山水时有可看、可行、可游、可居之感。桂林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哺育出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本土画家，他们中以山水画画家居多。通过描绘漓江山水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他们将个人感悟和审美取向与写生实践进行了很好的融合，在自然美、生活美、社会美中挖掘和表现出了艺术美。画家王锐说道：“境由心生，顾名思义，意境是画家用心营造出来的，是画家在绘画实践中不断锤炼、挖掘出来的。”[17]人物画家陶义美谈道：“人物画主要以线造型，用线组织画面，讲究形神，抛掉西方绘画的光影和体积感，把当地少数民族人物善良、纯朴的神态表现出来，再结合当地特色民风民俗，挖掘出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就是最好的意境表达。”[18]山水画家钟涛认为：“山水画中的形就是绘画元素中的一个设计，它有生活中的影子，但更多的是心中的山水，这种意象中的山水风貌是根据画面构成需要进行处理的，有真山真水的元素，但绝不是真山真水的再现，通过造型上大小、主宾、聚散、远近等一系列辩证关系的技术处理，最后达到远看有气势、近看有故事这样的画面意境。”[19]山水画家王雪峰提出：“山水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画外求境，要把感情融入画面之中，追求画面之外的画境，通过感情融入的画境去打动观赏者，这种精神层面的可游、可居、可寻的意境营造能够使作品散发出新的亮点和魅力。”[20]
韦俊平 《红色东巴凤》 200cm×200cm 纸本设色 2021年
毋庸置疑，绘画作品中的意境是由画面构成、物象形神、笔墨运用、色彩晕染、内容表现、情感表达等诸多因素综合凝结而成的。同时，意境的高低又与画家的艺术学养、文化素质紧密相连。漓江画派的画家们深深眷恋着养育他们的这片红土地，作品中流露出浓郁的家国情怀。他们创作出的作品意境悠远之中又有着人间烟火气，耐人品读，彰显出“天地浑融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远近高低，不似之似似之”的特征。
漓江画派的历代画家们深深懂得“画家”和“艺术家”之间其实有着遥远的距离，一个画家不能因为画出几幅作品、参加几次画展、获过几次奖项就自认为是艺术家了。好的画家更应该是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要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理论深有研究，要有自己的艺术心得和绘画思想。好的画家也应该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既懂得历史又了解社会，知晓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有表现力，画家本人才能称之为艺术家。
综上所述，漓江画派与当今其他画派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其以广西地域文化“桂学”为母体，以抗战文化为滋养。广西壮族自治区这片古老文明与现代气息相交融的神奇土地上，有着旖旎多姿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独特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在这片美丽富饶的红土地上，漓江画派的画家们经过三代传承，以独特的审美眼光与扎实的创造能力，创作出一批批表现漓江山水和当地少数民族题材的优秀作品。他们在绘画实践中既师承古人又师法自然，对传统文化中的意象观进行了传承和发展，并将之发展为漓江画派的绘画思想。
（张明学/广西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唐萍/广西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1]黄格胜.名家名画[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5：2.
[2] 毕理书.广西高等院校艺术作品集[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6：48.
[3] 受访人：韦俊平，广西艺术学院副院長、漓江画派促进会秘书长，时间：2020年3月16日，地点：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漓江画派大楼二楼接待室。
[4] 受访人：覃绍殷，桂林画院前院长，时间：2020年3月28日，地点：桂林市覃绍殷工作室。
[5] 受访人：田地，徐悲鸿北平艺专时期的弟子，现年93岁，时间：2020年4月1日，地点：桂林市画家工作室。
[6] 受访人：郑军里，广西艺术学院院长，时间：2020年5月22日，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小组会议。
[7] 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91：249.
[8][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493.
[9] 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2：14.
[10] 受访人：阳山，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时间：2020年3月16日，地点：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画家工作室。
[11] 受访人：韦广寿，桂林画院院长，时间：2020年4月2日，地点：桂林画院画家工作室。
[12] 受访人：肖舜之，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时间：2020年4月5日，地点：桂林市画家工作室。
[13] 受访人：林汉涛，桂林理工大学美术设计学院特聘教授，时间：2020年4月6日，地点：桂林林半觉艺术陈列馆。
[14] 徐家珏.艺术与教学研究[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7：201.
[15] 受访人：韦文翔，广西艺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院长，时间：2020年3月13日，地点：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美术教育学院办公室。
[16] 受访人：蔡智，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时间：2020年3月16日，地点：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艺术研究院画家办公室。
[17] 受访人：王锐，广西书画院院长，时间：2020年3月20日，地点：广西书画院画家办公室。
[18] 受访人：陶义美，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时间：2020年3月13日，地点：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中国画学院画家办公室。
[19] 受访人：钟涛，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时间：2020年3月13日，地点：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中国画学院画家办公室。
[20] 受访人：王雪峰，广西艺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时间：2020年3月16日，地点：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教务处画家办公室。
[关键词] 漓江画派 绘画思想 家国情怀 意象语言
漓江画派为典型的南方画派，依托于广西地域文化的滋养，以秀丽的漓江山水为名。由于广西地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并且其青山秀水与北方地貌的雄浑豪迈形成了鲜明对比，加上这里有着历史悠久、独特古朴的少数民族民居建筑，所以漓江画派主要以山水画画家居多，山水画的成就也相对较高，这与以花鸟画创作为主的海上画派、京津画派、岭南画派，以及以人物画创作为主的新金陵画派、黄土画派等形成了鲜明对比。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的不同，造成了作品表现题材和画面风采的不同，各个画派也由此形成了差异明显的绘画风格。
从广义上讲，漓江画派以中国画创作为主，涵盖油画、版画、水彩画等艺术种类，主要以广西各地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为表现对象，进行实地写生和创作。从狭义上讲，漓江画派就是当今以桂林山水为主要表现题材的地域性中国山水画流派。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现在，漓江画派在八十余年间走过了萌芽、立名、兴起三个阶段，历经三代艺术家的传承和发展。他们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探索出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绘画风格，与此同时也凝练出诸多绘画思想。
一、漓江画派绘画思想的文化渊源
从中国绘画发展史来看，两宋以后，随着中国山水画的兴起以及绘画分科的愈发详尽，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绘画流派。到近现代时期，涌现出许多有代表性的画派，如海上画派、岭南画派、新金陵画派、京津画派、长安画派、黄土画派、巴蜀画派、关东画派、齐鲁画派以及漓江画派等。这些画派都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有标志性领军者、代表性画家及经典绘画作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缔造一方文化。画派的出现及相关绘画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滋养。地域文化是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的融合、积淀下形成的。广西地区古时为百粤之地，又称“八桂”。粤西文化即广西文化，又称“桂学”，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漓江画派的出现、发展及相关绘画思想的形成便得益于广西地域文化的滋养。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区，除12个世居民族外，还有28个其他民族生活于此。在广西的12个世居民族中，除瑶族、苗族、仡佬族、彝族、回族等民族外，壮族、侗族、毛南族、水族、京族、仫佬族等民族是古代岭南地区的土著民族。他们别致的民居建筑、浓郁奇特的生活习俗，特别是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极富特色。
上古时期，在逐鹿大战中蚩尤部落大败，其族群进行了数次南迁，最后几支南迁至今天的贵州和广西等处，可以说，这是中原文化的第一次浸入，尤其是中原人带来的原始冶炼技术，在当地制造出铜鼓，并与当地土族原始信仰“傩文化”结合在一起，传承至今。如今，铜鼓已成为广西各民族共同的民俗信仰符号。秦朝开凿灵渠后，连通了漓江和湘江，使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得以贯通，从而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交融。随着秦统一岭南，在此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这是岭南历史上首次划分行政区，50万中原官兵也被命令世代驻留在两广，与当地骆越、西瓯土族通婚繁衍。另外，由于历史上客家人几次大的迁移，还有历朝历代谪迁或赴此为官一任的官宦文人，如褚遂良、张九龄、韦瓘、韩叡（韩愈祖父）、宋之问、柳宗元、苏东坡、米芾、张孝祥等人的留居，中原文化得以在广西传播。斗转星移间，兼容并包的广西文化逐渐形成，“桂学”得到了积淀。恰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主席潘琦所总结的：“桂学的根基和源泉可以归纳为：一是广西世居民族承传的固有本土文化，二是籍外人带来并传播的外来文化，三是在广西当地创建的有影响的学术思想，四是广西籍人在广西之外建立的学术思想。基于桂学形成的历史脉络，也就造就了桂学具有民族性、包容性、多样性、开放性的特点。”因此，“桂学”是漓江画派繪画思想形成的根基。
另外，漓江画派之所以与其他画派不同，还因为有着抗战文化的背景。漓江画派第一代画家是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期间成长和锻炼起来的，即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这前后约六年的特殊历史时期。随着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作为当时的广西省会，拥有特殊地理位置的南方小城桂林凸显出了其重要性，迅速成为抗日救亡的大后方。大量失去家园的人们逃难至桂林，使得桂林人口从六七万剧增到五六十万，其中有数以千计的文化人，光是全国知名人士就有近两百人。
文化名人齐聚桂林，骤然使桂林成为中国人文荟萃之地和西南地区的政治堡垒。他们当中有作家、教育家、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以及社会活动家和民主人士，如梁漱溟、郭沫若、马君武、章士钊、阳翰笙、李达、杨东莼、邓初民、陶行知、李四光、高士其、叶圣陶、巴金、田汉、欧阳予倩、何香凝、柳亚子、胡愈之、茅盾、艾青、艾芜、聂绀弩、端木蕻良、罗香林、姜君辰、张铁生、胡风、夏衍、邵荃麟、张曙、朱荫龙、陈迩东、陈鲤庭、金山、王莹、焦菊隐、熊佛西、洪深、于伶等。其中比较有名气的画家、美术教育工作者有李铁夫、张大千、郑明虹、徐悲鸿、李桦、张安治、陆其清、尹瘦石、赵少昂、关山月、高剑父、丰子恺、沈逸千、徐杰民、蔡迪支、胡考、汪子美、张文元、张乐平、黄茅、张光宇、张英超、黄苗子、特伟、陆志庠、陈更新、曹墨侣、黄新波、余所亚、廖冰兄、宣文杰、陈树人、陈海鹰、阳太阳、陈烟桥、马万里、帅础坚、黎雄才、龙月庐、朱培钧、张家瑶、叶浅予、刘建庵、赖少其、温涛、张在民、杨讷维、杨秋人、丁聪、林半觉、陆田、宗其香、刘汝澧、孙多慈、易琼、龙廷坝等。他们有的是避难途中短暂逗留于桂林，有的是多次来往于桂林或短期定居在桂林，有的是求学归来的广西本地画家。这么多画家聚集桂林的现象在桂林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抗战时期的桂林，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们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文化力量，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艺术创造力。抗战美术运动是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工作者们空前团结，他们放弃艺术观点相争，甚至破除门户之见，互相鼓励、鞭策、支持，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从事抗战救亡宣传工作，如创办刊物、兴办学校、组建社团，以及举办战时文艺讲座、进行抗战美术作品展览和募捐义卖活动等。抗战救亡文化宣传活动的蓬勃开展，使桂林成为中国抗战美术运动的主要阵地，充分展示了民族精神与民族意志。
由此，桂林除了以山水风景和历史文化享誉世界，又被史界誉为抗战文化城，而这为漓江画派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现在看来，漓江画派第一代画家就是抗战文化城时期的抗战宣传主力军，是在抗战烽烟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抗战结束后，许多外地画家留在了桂林，和本地画家一道为广西美术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漓江画派第二代画家多与第一代画家有着师承关系，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广西地区主要的美术创作力量。至于漓江画派的第三代画家则是近几年来在广西美术界乃至全国初露锋芒的中青年画家。繁衍生息、传承有序是漓江画派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八十余年来，这三代画家在创作实践中的感悟和艺术主张逐渐汇聚成为漓江画派的绘画思想。
二、美术作品中的血肉与灵魂
漓江画派的历代画家恪守“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思想，在艺术实践中注重师法自然，以写生为本。如果说写生使他们的绘画作品有血有肉、焕发出生机，那么题材、内容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就是他们绘画作品的灵魂。
漓江画派的画家们在创作中以写生为主。绘画风格的形成取决于画家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感受。广西四季常青，大面积的奇峰群、独特的喀斯特岩洞、百转千回的漓江尽显山川之灵秀。置身广西桂林，目览漓江山水，将使人产生超然物外、“与道合真”之感，故自古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说。地域文化及自然风光为漓江画派提供了创作养分和表现素材，成为一些画家取之不尽的创作主题，给予他们无尽的创作灵感。他们的作品题材广泛，表现内容多为桂林的青山、漓江的秀水和广西的古朴民风和古镇民居建筑。正如漓江画派领军画家黄格胜所说：“写生即创作，广西地域特殊，有着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的丰富资源，表现广西少数民族民俗生活和优美的自然风景，确实为我们绘画创作提供了很丰富的养分。写生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现代感，从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绘画语言，形成自己的绘画风格。”[1]画家易嘉勋曾这样谈及写生教学：“深化田野写生教学实践，关键在于培养整体观察、对比观察的正确观察方法，训练一双有审美能力的眼睛，在写生中创造表现方法。”[2]漓江画派促进会秘书长韦俊平亦说道：“好的作品一定是从生活中来、从人民中来，只有深入生活，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才有品位、有格调、有价值。”[3]我们根据几位画家的阐释可以看到，他们都在强调要通过写生把生活的精华冶炼为艺术，把自然美、生活美、社会美升华为艺术美。
漓江画派的老、中、青画家们始终践行写生为本，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比如叶侣梅的《邕江旭日》《云爱云逮云烟雨后山》、覃绍殷的《烟雨漓江》《阳朔风景在兴平》、黄格胜的《漓江百里图》《漓江叠翠》《兴坪古镇》《家园》、徐家珏的《漓江晨韵》《桂北云山远岫》《罗城仡佬族村寨》、帅立功的《漓江韵》《黄姚古镇》、阳山的《漓江烟云》《桂北瑶寨》《春雨润壮乡》、韦俊平的《苗寨桂花香》《漓江渔歌》、易嘉勋的《侗寨秋晓》《绿荫人家》、韦广寿的《南岭夏韵》《岭南听秋》《苗寨晓色》《云山晨岚》、钟涛的《桂林山水甲天下》《桂北山色清如洗》、王雪峰的《苗岭三月艳阳天》《瑶寨故乡水 侗寨故土情》、郑军里的《侗寨芦笙》《山寨圩日》、韦俊平的《桂北红军田》《山里瑶家》、张明学的《桂岭山寨瑶家秀》《岭南山寨赶圩归》、韦文翔的《风情黑衣壮》《芦笙起舞》《春入苗寨》、王锐的《侗乡风雨桥》《清水漓江》、陶义美的《南国春雨》《一方水土一方韵》《壮乡红土情》、陈再乾的《飞进花丛中》、蔡智的《南园情愫》《南方秋韵》、余永健的《壮家姊妹》《南国处处清风香》、伍小东的《南国松鸟图》《惠风和畅》、韦联花的《秋色胜春芳》《南国火龙》等作品，多是以现实生活场景为刻画对象的写生之作，它们亲近生活和自然，有血有肉，散发着勃勃生机。
漓江画派的画家们认为美术作品要有家国情怀，这就要求画家们品格高尚、格局宏大，同時作品要贴近时代。漓江画派第一代画家在抗战时期就肩负起保卫家国的责任，在山河破碎之际拿起画笔宣传抗战，成为文化抗战的骨干力量。在物资紧缺的抗战年代，他们就地取材，创作出许多木刻版画作品，许多作品成为历史经典，诸如阳太阳的《女战士》《磨刀的人》、徐杰民的《建桥工人》、陈更新的《敌机轰炸后》《失业·饥饿之群》《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蔡迪支的《桂林紧急疏散》、张在民的《日本暴行》、杨讷维的《袭击》、易琼的《土地在燃烧》《饥饿的行列》、龙廷霸的《无家可归》《饥饿》等。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是不言而喻的。
桂林画院前院长覃绍殷回忆当初桂林抗战文化城美术运动时说道：“我们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具备生命，但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艺术创作就应该有激情、有冲动，艺术作品要有忧国忧民的意识和情感。”[4]徐悲鸿北平艺专时期的弟子、老画家田地讲道：“抗战时期云集在桂林的画家们，和奔赴战场的将士们一样秉承着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功成仁的思想，满怀激情夜以继日地进行绘画创作工作，把作品献给祖国，献给劳苦大众，为挽救民族危亡服务，无形中播种、根植出抗战文化和民族精神。”[5]恰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艺工作者就是铸造灵魂的人。”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艺术学院院长郑军里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做了进一步诠释：“文艺作品不能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文艺作品是虚无的空壳。作为一名艺术家，应该投身到这个伟大时代中去，投身到火热生活中去，和人民同呼吸，和祖国共命运，用心去描绘祖国大好河山、歌颂党的领导、讴歌新时代。”[6] 在漓江画派的标志性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出这种家国情怀。以黄格胜的作品《壮锦》为例，这幅大气磅礴的作品高2.4米，全长37米，聚广西地区壮族、瑶族、侗族、苗族等民族民居于一图，并将它们按各民族的居住习惯布局，借由山形地貌、民族建筑的变化融通，描绘出鳞次栉比、气韵生动的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家园场景。这幅作品的意义可谓非常深远。徐家珏的作品《千里烟波画里游》高4米，长8米，熔桂林山水的标志象鼻山、阳朔兴坪山水等自然和人文景观于一炉，把历史文化名城用散点透视的构图形式展现出来，画面开阔大气、清新恬静，使观者仿若身临其境，正在漓江上遨游。韦广寿的作品《秋染毛南》入选了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该画高2米，宽2米，描绘的是作者家乡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风景。这幅画趋于平面化、图案化，其构图不是传统的三远法。在用笔方面，画家采用了工写结合的方式，色彩与水墨并重，色就是墨，墨就是色，笔墨虽然虚实相生、变化万千，却极富秩序感。郑军里的写意人物画作品《和谐》高2.5米，长4.5米，表现的是广西地区少数民族人民正在欢度节庆的场景。他们穿着民族盛装，吹着芦笙，唱着山歌，载歌载舞间彰显出民族大团结的繁荣景象。可以说，上述几幅作品都融进了画家的拳拳赤子之心以及浓厚的家国情怀。
如果说，反映广西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种恋“家”情怀，那么以绘画作品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讴歌新时代和当今社会的繁荣风貌，使之起到感染人、激励人、塑造人的作用，就是一种爱“国”情怀。而家国情怀所展现出的民族精神，就是漓江画派的创作灵魂。
三、绘画实践中的意象思想
中国的文艺理论和传统绘画思想历来强调意象观。《周易·系辞上》载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处于二者之间且能沟通“道”与“器”的便是“象”，故“圣人立象以尽意”[7]。从魏晋南北朝至今，历代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都曾围绕这一问题给出了多个视角的阐释。南朝梁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神思》篇中首次提出了“意象”这一概念，即“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8]，意思是说技艺高超的木匠会在洞悉“意象”之后再制作。“意象”中的“意”即为主观之“意”，“象”则为客观之“象”。所谓“意象”是客观主体通过现实存在的客观物象而创造出来的另一个包容思想情感的艺术形象，即“立象以尽意”。南朝宋宗炳在其《画山水序》中写有“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9]，强调了山水画创作是画家借助自然界的客观物象来抒写画面意境和心中意象的过程。文人画兴起后，画家们更加注重“意”和“象”的浑融一体，强调先立意而后写形，如元代画家倪瓒所言“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气耳”，清初画僧石涛提出的“不似之似似之”，以及黄宾虹提出的“作画当以不似之似为真似”和齐白石提出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几位画家在对中国画“似”与“不似”的讨论中概述了文人画的意象造型。中国传统绘画是写意的，属于意象造型，追求的是“似与不似之间”，具体涵盖了构成、形神、笔墨、色彩、意境等诸多要素。漓江画派的画家们在自己的绘画实践中，也体会并总结出了许多意象观。
（一）画中物象“构成”的意象观
“构成”是构思与构图的合称，是绘画者赋予自己作品意蕴美的外观形式。一幅作品需要由许多客观物象组合构建而成，这些客观物象通过画家的匠心打造、布局，赋予了作品以格调和情趣。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有别于西方绘画，即其不是焦点透视，而是散点透视，观者可以通过俯视、平视、仰视而生卧游、畅游、遨游之感。山水画家阳山在山水画创作实践中总结出如下感想：“构成是传统中国画构图形式美要素的当代新发展，经营布局的形式往往会起到先声夺人的效果，如在奇绝中求稳重、在起伏中求平衡、在丰富中求单纯、在具象中求意象，这样会使画面主题内容更为出彩。”[10]山水画家韦广寿从水墨画创作视角出发，提出“构成就是让构图有平面设计感，让画面更美观，更有现代气息。从经营布白、透视规律、笔墨表现、物象造型、色彩晕染等要素设计，让传统中国画的语言与少数民族题材绘画更具形式美感”。[11]花鸟画家肖舜之认为：“构成就是构图样式具有一定的装饰效果，即对画面分割、内容构成、块面组合、题跋章法等，有一定的设计要求在里面，画面既有古典气息，又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构成样式。”[12]焦墨山水画家林汉涛谈道：“画面的构成之所以有别于构图，就在于画家不完全照搬现实对象，经过反复构思，重新组合，画出心中山水。另外，画家要画心中赞美的那些景物，画与地域文化、民俗文化有关的景物，这就是为什么构成丰富于构图的原因所在。”[13]
我们通过几位画家的阐释可以看出，“构成”作为形式美法则下的审美要素，不但能够丰富画面的艺术形式，而且能够培养画家的审美觀察能力，甚至能够提高观赏者的审美情趣。再从意象观角度来看，“构成”是画家对物象提炼、概括、夸张、变形后大胆取舍，抓住能够突出主题、传情达意的视角进行表现。可以说，画作的“构成”能够体现出创作者和欣赏者的主观意识，同时也包含许多文化要素。
（二）笔墨表现技法的意象观
中国画创作的第一要义就是笔墨的运用。所谓“笔墨”有三层寓意：一是作为绘画的材料工具；二是指代笔与墨的程式化表现，如勾、皴、擦、染、点的用笔方法，以及干、湿、浓、淡、枯的用墨方法；三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作为中国哲学思想的象征。艺术理论家和绘画实践者历来是在强调笔墨的第三层寓意，即把笔墨与阴阳相合、天人合一、知白守黑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联系起来。
漓江画派的画家们同样重视笔墨，并且有着自己的体会和理解。皮志忠曾说道：“笔墨是中国画最根本的东西，一幅画能否表达出作者的思想，能否打动观赏者全靠笔墨，对于画家来说笔墨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是几十年的功夫。笔墨精不精彩就要看线用得如何，墨和水运用得如何。”山水画家徐家珏亦从哲学角度论述道：“阴阳之道，是宇宙万物存在之规律，是天地运行之大理，而笔墨是中国画艺术语言的阴阳辩证之道，它具体表现为用笔用墨的清浊、浓淡、疾缓、顿挫、轻重等辩证关系中。”[14]人物画家韦文翔论及笔墨之道时这样说：“水墨民族舞蹈人物画，要表现出舞者瞬间的灵动舞姿，用笔就要洗练明快，线条顿挫且流畅；用墨就要润泽清澈，浓淡之中诗情洋溢，这样画中人物造型才会鲜活。”[15]花鸟画家蔡智也说道：“笔墨实际上就是一种元素，通过几千年的时间沉淀，它是有一定文化内涵和高度的，画家可以通过笔墨运用的节奏感和速度转折及走势来表达情感。画家抒发出来的笔墨应是他对社会的认识，是自身修养的展现，以及对家國的一种情怀。”[16]
中国画向来讲究“见笔见墨”，即有笔有墨，笔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先贤们也总结出许多如“屋漏痕”“折钗股”“锥画沙”等用笔要力透纸背的比喻。从前文列举出来的画家笔墨意象观不难看出，笔墨表现技法实际上是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辩证统一的和谐整体，书写出的客观物象只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其画面语言完全是“意象”的。
（三）作品意境营造的意象观
“意境”一词在中国文艺理论中有多种阐释。这一概念产生于唐代，两宋及以后的山水画家特别注重创作时对意境的营造。意境就是意与景的融合，是画家将客观物象的自然美凝练为作品中描绘、传达出的艺术美，使观赏者面对画中山水时有可看、可行、可游、可居之感。桂林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哺育出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本土画家，他们中以山水画画家居多。通过描绘漓江山水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他们将个人感悟和审美取向与写生实践进行了很好的融合，在自然美、生活美、社会美中挖掘和表现出了艺术美。画家王锐说道：“境由心生，顾名思义，意境是画家用心营造出来的，是画家在绘画实践中不断锤炼、挖掘出来的。”[17]人物画家陶义美谈道：“人物画主要以线造型，用线组织画面，讲究形神，抛掉西方绘画的光影和体积感，把当地少数民族人物善良、纯朴的神态表现出来，再结合当地特色民风民俗，挖掘出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就是最好的意境表达。”[18]山水画家钟涛认为：“山水画中的形就是绘画元素中的一个设计，它有生活中的影子，但更多的是心中的山水，这种意象中的山水风貌是根据画面构成需要进行处理的，有真山真水的元素，但绝不是真山真水的再现，通过造型上大小、主宾、聚散、远近等一系列辩证关系的技术处理，最后达到远看有气势、近看有故事这样的画面意境。”[19]山水画家王雪峰提出：“山水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画外求境，要把感情融入画面之中，追求画面之外的画境，通过感情融入的画境去打动观赏者，这种精神层面的可游、可居、可寻的意境营造能够使作品散发出新的亮点和魅力。”[20]
毋庸置疑，绘画作品中的意境是由画面构成、物象形神、笔墨运用、色彩晕染、内容表现、情感表达等诸多因素综合凝结而成的。同时，意境的高低又与画家的艺术学养、文化素质紧密相连。漓江画派的画家们深深眷恋着养育他们的这片红土地，作品中流露出浓郁的家国情怀。他们创作出的作品意境悠远之中又有着人间烟火气，耐人品读，彰显出“天地浑融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远近高低，不似之似似之”的特征。
漓江画派的历代画家们深深懂得“画家”和“艺术家”之间其实有着遥远的距离，一个画家不能因为画出几幅作品、参加几次画展、获过几次奖项就自认为是艺术家了。好的画家更应该是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要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理论深有研究，要有自己的艺术心得和绘画思想。好的画家也应该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既懂得历史又了解社会，知晓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有表现力，画家本人才能称之为艺术家。
综上所述，漓江画派与当今其他画派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其以广西地域文化“桂学”为母体，以抗战文化为滋养。广西壮族自治区这片古老文明与现代气息相交融的神奇土地上，有着旖旎多姿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独特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在这片美丽富饶的红土地上，漓江画派的画家们经过三代传承，以独特的审美眼光与扎实的创造能力，创作出一批批表现漓江山水和当地少数民族题材的优秀作品。他们在绘画实践中既师承古人又师法自然，对传统文化中的意象观进行了传承和发展，并将之发展为漓江画派的绘画思想。
（张明学/广西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唐萍/广西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1]黄格胜.名家名画[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5：2.
[2] 毕理书.广西高等院校艺术作品集[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6：48.
[3] 受访人：韦俊平，广西艺术学院副院長、漓江画派促进会秘书长，时间：2020年3月16日，地点：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漓江画派大楼二楼接待室。
[4] 受访人：覃绍殷，桂林画院前院长，时间：2020年3月28日，地点：桂林市覃绍殷工作室。
[5] 受访人：田地，徐悲鸿北平艺专时期的弟子，现年93岁，时间：2020年4月1日，地点：桂林市画家工作室。
[6] 受访人：郑军里，广西艺术学院院长，时间：2020年5月22日，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小组会议。
[7] 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91：249.
[8][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493.
[9] 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2：14.
[10] 受访人：阳山，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时间：2020年3月16日，地点：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画家工作室。
[11] 受访人：韦广寿，桂林画院院长，时间：2020年4月2日，地点：桂林画院画家工作室。
[12] 受访人：肖舜之，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时间：2020年4月5日，地点：桂林市画家工作室。
[13] 受访人：林汉涛，桂林理工大学美术设计学院特聘教授，时间：2020年4月6日，地点：桂林林半觉艺术陈列馆。
[14] 徐家珏.艺术与教学研究[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7：201.
[15] 受访人：韦文翔，广西艺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院长，时间：2020年3月13日，地点：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美术教育学院办公室。
[16] 受访人：蔡智，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时间：2020年3月16日，地点：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艺术研究院画家办公室。
[17] 受访人：王锐，广西书画院院长，时间：2020年3月20日，地点：广西书画院画家办公室。
[18] 受访人：陶义美，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时间：2020年3月13日，地点：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中国画学院画家办公室。
[19] 受访人：钟涛，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时间：2020年3月13日，地点：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中国画学院画家办公室。
[20] 受访人：王雪峰，广西艺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时间：2020年3月16日，地点：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教务处画家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