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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变了台湾司法,提升、带领了一代法律人的格局、看法;他带头首启两岸政党对谈,4年前就为国共会谈铺路
2010年5月3日高新武先生辞世,年仅61岁。他是我最尊敬、最佩服的老师,也是改变我生命的师分长。谨以此文写出我所认识的高先生的部分点滴,并对他表达我最深的感激与永远的怀念。
使军法审判不再是黑幕
结识高先生是在30年前,司法官训练所第18期培训中。还记得高先生曾说过:“司法多年来只在拍苍蝇,不敢打老虎。我们日后要打老虎。”到了实习阶段,我与几位同学争取与高先生同在新竹法院、检察署实习半年,目的就是希望从他身上学习到指导法官、指导检察官教不出的那种司法理想与精神。
后来从高先生口中得知:他在服兵役时期,亲眼见到营中一名士官因为酒醉搭乘出租车,与出租车司机起了冲突,下车未付出租车费。此事最后军法以抢劫罪判处死刑。高先生当时只是司令官身边的一名士兵,虽代为据理力争,仍然没有抢下这条命。他目睹军中对待那些无钱无势的军人,在军事审判中的不公不义,才立下志愿选择退役后进入法律系就读,希望日后能帮助司法中无助的人。
因此当高先生带领我进入“立法院”,他给我的第一道修法指令就是:“修改陆海空军刑法、军事审判法中不合理处。”我直到当到第3届,在第8、9年“立委”任内,才有机缘亦才具备实力,得以撼动“国防部”提出的军事审判法及陆海空军刑法修正版本。面对当时的“国防部长”唐飞一再地与我商议,我还是坚定不移地在军事审判法中加入:“军法判处死刑、无期徒刑者,应依职权将全案移送司法机关复审;判处有期徒刑者,经当事人申请,应将全案移送司法机关复审”,使军法审判不再是黑幕。
陆海空军刑法为1929年军阀时期所制定的法律,沿用至今,时空背景已有极大改变,规定显然已极不合理,刑度太重,且规定有44个唯一死刑罪。“国防部”于2001年提到“立法院”的修正案版本,仍相当保守,并留下22个唯一死刑罪,在二读中,为我挡下。最终依照现行军事形势,从新订立各种军中犯罪型态及处罚,并将唯一死刑罪降为二个,且限制战时使用。后来才知道:当2001年10月2日陆海空军刑法新法施行时,当时就救下十数条待枪决的人命。
“毛孩子”断人生死
1982年,我们18期刚离开司法官训练所,尚属刚踏入司法界的候补法官、候补检察官。高先生在桃园地检署任候补检察官,因为接到一封被虐雏妓的求救信,他查知当时桃园地区色情业黑道与当地检警白道挂钩极深。于是未惊动当地警察,悄悄调来外地警察,连夜带领外地警察扫荡桃园风化区长美巷。当晚救出不少雏妓,也抓到人口贩子、老鸨等多人,经连夜侦讯。但当夜深,高先生返回休息后,居然所有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已制作完成的笔录均消失不见。只有其中两位少年犯,由少年法庭法官谕令收容在少年观护所中,这些与黑道挂钩的白道无法将其释放。可是,当高先生讯问这两名少年犯时,检方高官却以违法办案,扣上罪名,准备将办案的高检察官移送法办。
据知,当时移办高检察官的起诉书已经完成。应当是得着上天支持,居然一位桃园色情界大姐大的记事本遗失,上面记满与之往来的白道高官资料,被一位热心人士捡到将它交给高检察官,因为这本记事本使高先生有了与白道抗衡的筹码。他告诉我:“最后某位司法高官(姑隐其名姓)低声下气请我配合,要求我同意调离桃园,给‘法务部’一个面子。”这就是当时司法界的写照。
高先生因此调到新竹地检署任职,我也调到新竹法院任职。
高检察官法学造诣极高,办案能力极强,又具有人格魅力。新竹地区的司法工作者,许多检察官、法官、调查员及警察均尊他为老师,向他请益学习。高检察官亦毫不吝惜地将许多经验传授给愿意学习的检、警、调同仁。受到他的影响,新竹地区司法界逐渐清明。
高先生常指出司法太注重文书作业,而忽略应以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为主要目标。他常说:“司法人员大部分时间、精力都花费在写作司法文书(判决书、起诉书、不起诉处分书)上,而鲜少把时间花在用心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上。”高检察官对每一个案件,不分大小,总要把事情彻底了解、帮助当事人解决纠纷才罢休。但事情解决,当事人高高兴兴回去了,他却还需要书写不起诉处分书才算结案。这也是虽然“法务部”对外喜欢用“未结案太多”非议高检察官,但当事人及地区民众却对他有极高评价的原因。
高先生最诟病的是:“司法界为解决人力不足问题,每年让刚踏入司法界,毫无经验的年轻司法官由办案件中学习经验。这是拿人民开玩笑,更是司法乱源起因。”他以自己作例子,批评自己当年刚出道,还是涉世未深的“毛孩子”,就必须断人生死,现在思之,尚毛骨悚然。所以他对如何重新建构司法人员合理的养成、培育过程,看得非常重要。
“吴苏案”风波
高检察官很早就体察到:司法界不可能容得下真心改革者,留在这个体制内已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他多次提出辞呈,但都被后来上任,敦厚、温和的“法务部”施启扬“部长”慰留阻挡下来。当萧天赞“部长”上台,高检察官辞职已无阻力,他决定先为司法做出一个贡献再走。
是时,新就任的“司法院”林洋港“院长”非司法界出身,不熟悉内情。“司法院”高官借机别有用心安插自己人进入官僚体制,形成共犯结构。在司法界素有不良风评的法官吴天惠,就此接掌主管司法风纪的第四厅厅长(相当于“部长”级官员)。吴天惠与配偶律师苏冈利用此身分,由苏冈出面接办案件,以能帮忙向司法官游说为借口,收取委托人巨额费用。
高检察官先向检察长报告此事,但由“法务部”、“司法院”转下来的指示,却是“不要让这些基层检察官胡来”,这使厚道的刘检察长非常为难。为不连累长官,在刘检察长尚未下达交出案件的命令前,高检察官连夜带领调查局肃贪组组长黄宋呈,调查员林芳婷、李歙明到吴厅长家门外等候。早上当吴天惠步出家门,要去“司法院”开司法节庆祝大会时,出示拘捕令,将吴天惠、苏刚夫妻带回新竹地区,先在派出所讯问,完成立案程序。当天恰巧是1989年1月11日司法节。
侦讯行动为自立报记者王元培无意间碰到,他无私地通知其它二大晚报(联晚、中晚)记者林家琛、何高禄。当天下午三大晚报同步刊出此新闻,司法界再也无法压下此案。
此后4个月办案过程高潮迭起、险象环生,危险全来自司法高层。新竹地检署全体检察官(除检察长及一位主任检察官外)站出来表态:“反对‘法务部’要高检察官交出此案的命令,支持高检察官继续侦办此案。”新竹地院法官多人也站出声援高检察官。在舆论强大压力下,“法务部”不得已勉强同意:组成含高检察官在内的三人侦查小组,完成该案的侦查起诉工作。
该案起诉进入新竹地院一审时,肃贪庭三位审判法官中,两位是“司法院”能掌控者。一审判决最后是:“苏冈有罪、吴天惠无罪”。接着,“法务部”准备以高检察官违法越区拘提为由,展开对他的整肃。
支持高检察官的新竹地院4位法官袁崇桢、林敏泽、孙天麒及我首先辞职,丘太三检察官随即亦辞职抗议。接着三位随同高检察官办案的调查局调查员亦提出辞呈。在社会舆论全面肯定支持下,“法务部”、“司法院”整肃行动无法展开。
在年轻人心中播下种子
办“吴苏案”前,社会大学董事长吕学海已邀请高检察官到社会大学演讲,时间数月前排定。但在与“司法院”冲突达到最高点时,就是高检察官演讲日。当天容纳千人的演讲会场涌入数万人。高检察官步上讲台前,我看到他沉思十数分钟,定下当晚演讲主题:“俟河之清”。因为,当此改革浪潮掀起时,政治界亦出现暗潮,高检察官察觉已有政治领导人想藉此事件排除政治异己。高先生不希望自己掀起的司法改革运动被政治利用,他在当晚演讲中直陈司法弊病,但却对“司法院”林洋港院长作出善意的吁请,希望他带领司法改革。虽然这个希望最终落空,但却成功地避免战火波及。
最后除了袁法官、我及三位调查员接受慰留(袁法官后来被司法院评鉴为最优秀法官),高检察官及其他辞职者均坚定离去。高检察官在离职前,接受三所大学学生会邀请到校园向学生演讲。每场听讲学生均逾万人。高检察官向他们呼吁,希望他们将来能立志匡正社会。
三场演讲结束,他宣布不再演讲。我惊讶地问道:“改革尚未成功,岂可放弃?”他答道:“我已经在这些年轻人心中播下种子,等他们步入社会、进入司法圈,站定脚步。6、7年后,下一波的改革会由他们带起。”
果不其然,1994年,台中地检署朱朝亮、吴文忠、李庆义等检察官站出来,公开拒绝执行来自“上上级”指令。第二波司法官自主发动的司法改革浪潮再度掀起。带头者即有“吴苏案”时期,在新竹院检跟随高检察官实习的司法官。
事后,国民党又在1995年,“立法院”第一会期末法案清仓时,趁混乱加入《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案》,该案在三读前被挡下。最后大法官解释:“检察官拥有羁押权违宪;刑事诉讼法此部分规定应全面修改。”自此开启岛内司法对人权保护的一大步;但检察官权限则大幅限缩。
随后,检察官自主成立“检察官改革协会”。成立初期,主要领导者向已离职多年的学长高新武检察官请益。我听到高检察官勉励这些后进:“争取检察官制度的改革,必须立足在:争取检察官更有能力为人民、为社会作出贡献;而非争取检察官权力、福利。否则必定会被民众所唾弃,而得不到民意支持。”
台湾需要扶植出一个反对党
退出司法,高先生拒绝了许多工作的邀请,最终他有感于自立报系吴丰山社长的诚意,进入自立早报当副总主笔。有一天他向我借六法全书及刑法课本查资料(他已将所有法律书籍清出家门)。第二天自立早报社论(高先生执笔),直指:“……刑法是行为刑法,所有条文均只处罚犯罪者行为;但刑法一百条内乱罪,却处罚犯罪者意图,应予修改。”受到这篇社论影响,事后刑法一百条成功完成修法。
一年后,高先生还是选择回家读书,不愿再为五斗米折腰。
“吴苏案”结束时,高先生在台湾社会声望极高,当时正值“立法院”全面补选增额“立委”,是进入政治的大好机会。当时许多不满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民主理想追求者,邀请高先生从政参选“立委”,亦曾请他接受不分区“立委”位置,高先生一一婉拒,他还郑重地与我们这些追随者相约:“这段期间我们绝对不借势参选,以免被人扭曲我们司法改革的动机。”
当时民进党刚组党,成员多属民主理想追求者,高先生是他们希望交往的对象,在高先生家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新竹地区选举时,更常见他们向高先生请教选举策略。
是时,台北县长选举,民进党推尤清参选,选情紧张。选前最后一夜造势演讲,他们请出高先生助讲。高先生面对数万激情群众说道:“国民党是个混蛋党!”台下群众一片欢呼。接着他说:“民进党也是个混蛋党!”台下群众立即愕然,鸦雀无声。他再说:“但是,政治上,两个混蛋恰恰好!”台下群众爆发如雷掌声。
这就是高先生的政治理想:“台湾需要扶植出一个反对党,才能对执政的国民党作出有效的刺激与节制,也才能帮助台湾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
但是,当民进党提出台独党纲后,高先生断然拒绝再与民进党交往,因为高先生自始至终是“大中国思想”。
两岸关系在经国先生过世前已逐渐往开放方向发展,但高先生察觉国民党领导人李登辉有台独倾向。他担心李登辉为达到台独目的,不惜利用手中权势制造两岸误会,如不小心擦枪走火,极可能挑起两岸战端。他不忍见台湾生灵涂炭,更不希望其它国家可以藉词声讨中国大陆,使我中国等待二百年的崛起机会丧失。
因此他严正地告诉我:“我们是为此踏上政治。必要时,我们需要为国家做些事。”这就是高先生放弃清静生活,蹚政治这池浑水的原因。
可以离开政治了
1992年,民进党台独势力坐大。有一天高先生突然把我找去,态度严肃地告诉我:“现在需要有人进入‘立法院’,你准备辞职参选。”这对我真是晴天霹雳,平日生活只在司法工作、三个子女及关心某一社会公益(当时关心少年犯罪防治)圈中打转;政治、“立法院”对我遥远且毫不相关。
基于对高先生百分之百的信服,也深受高先生教导:“上十字架,没有推诿!没有谦让!”我辞职投入选举,高先生与我也由朋友转为师徒关系,我开始跟随高先生进入“政治学徒”生涯。
6月,在新竹市,高先生带领我投入“立委”选战。有趣的是:不仅司法、警察、调查人员私下避开机关约束加入帮忙,甚至被判刑、坐完牢的黑道角头,也因为对高检察官的尊敬,不求回报地暗中相助。高先生操盘一切选务,奇迹似的打败国民党主流、非主流两位候选人,在新竹市拿下近24%的高票,将我送进“立法院”。
1993年8月新党创立,因为政治理念相同,在创党人赵少康先生邀请下,高先生带领我加入新党。当天他击案高歌,一般人无法理解,但我知道:他是追惜从此失去自由清静的恬淡生活。政治中充满尔虞我诈,即使在刚创立,被社会公评为最清廉、最有理想的新党也不例外。
高先生何等聪明的人,他对每件事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政治洁癖、他不喜欢与人争利的个性,使他最终选择保守、被动。这是新党的损失,更是泛蓝力量的折损(当时还没有“泛蓝”一说;此一名词是在国民党失去政权时,高先生为防止国民党再度分裂而创)。
2000年3月18日晚上,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成功地帮助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总统”,将执政权转移给民进党。我在新竹高先生家里从电视中看到:泛蓝群众悲伤无措地聚集在宋楚瑜竞选总部前。当时,高先生平静地向我下达指示:“将群众引导到官邸,口号:李登辉下台负责!”他说:“过了今晚,群众泄气了,就来不及了!”因为调查兴票案过程中,与宋竞选团队接触熟识。我立即电话联络宋竞选总部有能力又可信赖的义工,下达高先生指令。电视上群众开始向“总统”官邸移动,在官邸前聚集怒吼,要求李登辉下台。国际媒体这才明白:原来国民党主席对自己的党做了这样的事!
2000年,新党支持群众大量涌向亲民党,新党民调支持率已几近零。在“立法院”新党7席中,元老仅剩我一人。面临8个月后的“立委”选举,高先生鼓励我扛下全委会召集人位置(即党主席)。他说:“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为新党做些事情。”
在北京,新党与共产党首开两岸政党间对谈会议(就在大陆申奥成功前两天)。高先生告知我他的用意:“由新党先当箭靶,接受来自独派的攻击,日后两岸才可能进入国民党与共产党对谈。”
高先生助我带领新党奋斗8个月,虽然最终以失利收场,他却毫不懊恼。他的结论:“美好仗战已经打过,对新党已无愧;李登辉下台,两岸重大危机亦已解除;陈水扁太贪,成不了气候;我们可以离开政治了。”他潇洒地挥挥手,重返新竹,再度回到不问世事的简单生活。
2003年,高先生到北京看望我,正值“非典”期间,他一时无法返台,开始重新阅读《四书》。自此展开高先生研读《四书五经》的功业。
2009年底,高先生打电话告诉我:他在联合新闻网、谷歌网站设了“论语走过”博客。我兴奋得广为宣传,并时时打开网站阅读。但到了第三篇就停止未继续出现新篇。我当时毫无警觉,只知持续搜寻。直到高先生通知我速返时,才知他已然重病。
高先生一生活得精彩,活得有价值。他改变了台湾司法,提升、带领了一代法律人的格局、看法;他带头首启两岸政党对谈,为国共会谈铺路。高先生最后回归追寻中国文化精髓,潜心对古圣贤人的智能再整理、再解读,并决心着手开始写下他的心得,但非常遗憾,只有这一桩大工程,他已经准备好,却没时间竟其功。
2010年5月3日高新武先生辞世,年仅61岁。他是我最尊敬、最佩服的老师,也是改变我生命的师分长。谨以此文写出我所认识的高先生的部分点滴,并对他表达我最深的感激与永远的怀念。
使军法审判不再是黑幕
结识高先生是在30年前,司法官训练所第18期培训中。还记得高先生曾说过:“司法多年来只在拍苍蝇,不敢打老虎。我们日后要打老虎。”到了实习阶段,我与几位同学争取与高先生同在新竹法院、检察署实习半年,目的就是希望从他身上学习到指导法官、指导检察官教不出的那种司法理想与精神。
后来从高先生口中得知:他在服兵役时期,亲眼见到营中一名士官因为酒醉搭乘出租车,与出租车司机起了冲突,下车未付出租车费。此事最后军法以抢劫罪判处死刑。高先生当时只是司令官身边的一名士兵,虽代为据理力争,仍然没有抢下这条命。他目睹军中对待那些无钱无势的军人,在军事审判中的不公不义,才立下志愿选择退役后进入法律系就读,希望日后能帮助司法中无助的人。
因此当高先生带领我进入“立法院”,他给我的第一道修法指令就是:“修改陆海空军刑法、军事审判法中不合理处。”我直到当到第3届,在第8、9年“立委”任内,才有机缘亦才具备实力,得以撼动“国防部”提出的军事审判法及陆海空军刑法修正版本。面对当时的“国防部长”唐飞一再地与我商议,我还是坚定不移地在军事审判法中加入:“军法判处死刑、无期徒刑者,应依职权将全案移送司法机关复审;判处有期徒刑者,经当事人申请,应将全案移送司法机关复审”,使军法审判不再是黑幕。
陆海空军刑法为1929年军阀时期所制定的法律,沿用至今,时空背景已有极大改变,规定显然已极不合理,刑度太重,且规定有44个唯一死刑罪。“国防部”于2001年提到“立法院”的修正案版本,仍相当保守,并留下22个唯一死刑罪,在二读中,为我挡下。最终依照现行军事形势,从新订立各种军中犯罪型态及处罚,并将唯一死刑罪降为二个,且限制战时使用。后来才知道:当2001年10月2日陆海空军刑法新法施行时,当时就救下十数条待枪决的人命。
“毛孩子”断人生死
1982年,我们18期刚离开司法官训练所,尚属刚踏入司法界的候补法官、候补检察官。高先生在桃园地检署任候补检察官,因为接到一封被虐雏妓的求救信,他查知当时桃园地区色情业黑道与当地检警白道挂钩极深。于是未惊动当地警察,悄悄调来外地警察,连夜带领外地警察扫荡桃园风化区长美巷。当晚救出不少雏妓,也抓到人口贩子、老鸨等多人,经连夜侦讯。但当夜深,高先生返回休息后,居然所有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已制作完成的笔录均消失不见。只有其中两位少年犯,由少年法庭法官谕令收容在少年观护所中,这些与黑道挂钩的白道无法将其释放。可是,当高先生讯问这两名少年犯时,检方高官却以违法办案,扣上罪名,准备将办案的高检察官移送法办。
据知,当时移办高检察官的起诉书已经完成。应当是得着上天支持,居然一位桃园色情界大姐大的记事本遗失,上面记满与之往来的白道高官资料,被一位热心人士捡到将它交给高检察官,因为这本记事本使高先生有了与白道抗衡的筹码。他告诉我:“最后某位司法高官(姑隐其名姓)低声下气请我配合,要求我同意调离桃园,给‘法务部’一个面子。”这就是当时司法界的写照。
高先生因此调到新竹地检署任职,我也调到新竹法院任职。
高检察官法学造诣极高,办案能力极强,又具有人格魅力。新竹地区的司法工作者,许多检察官、法官、调查员及警察均尊他为老师,向他请益学习。高检察官亦毫不吝惜地将许多经验传授给愿意学习的检、警、调同仁。受到他的影响,新竹地区司法界逐渐清明。
高先生常指出司法太注重文书作业,而忽略应以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为主要目标。他常说:“司法人员大部分时间、精力都花费在写作司法文书(判决书、起诉书、不起诉处分书)上,而鲜少把时间花在用心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上。”高检察官对每一个案件,不分大小,总要把事情彻底了解、帮助当事人解决纠纷才罢休。但事情解决,当事人高高兴兴回去了,他却还需要书写不起诉处分书才算结案。这也是虽然“法务部”对外喜欢用“未结案太多”非议高检察官,但当事人及地区民众却对他有极高评价的原因。
高先生最诟病的是:“司法界为解决人力不足问题,每年让刚踏入司法界,毫无经验的年轻司法官由办案件中学习经验。这是拿人民开玩笑,更是司法乱源起因。”他以自己作例子,批评自己当年刚出道,还是涉世未深的“毛孩子”,就必须断人生死,现在思之,尚毛骨悚然。所以他对如何重新建构司法人员合理的养成、培育过程,看得非常重要。
“吴苏案”风波
高检察官很早就体察到:司法界不可能容得下真心改革者,留在这个体制内已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他多次提出辞呈,但都被后来上任,敦厚、温和的“法务部”施启扬“部长”慰留阻挡下来。当萧天赞“部长”上台,高检察官辞职已无阻力,他决定先为司法做出一个贡献再走。
是时,新就任的“司法院”林洋港“院长”非司法界出身,不熟悉内情。“司法院”高官借机别有用心安插自己人进入官僚体制,形成共犯结构。在司法界素有不良风评的法官吴天惠,就此接掌主管司法风纪的第四厅厅长(相当于“部长”级官员)。吴天惠与配偶律师苏冈利用此身分,由苏冈出面接办案件,以能帮忙向司法官游说为借口,收取委托人巨额费用。
高检察官先向检察长报告此事,但由“法务部”、“司法院”转下来的指示,却是“不要让这些基层检察官胡来”,这使厚道的刘检察长非常为难。为不连累长官,在刘检察长尚未下达交出案件的命令前,高检察官连夜带领调查局肃贪组组长黄宋呈,调查员林芳婷、李歙明到吴厅长家门外等候。早上当吴天惠步出家门,要去“司法院”开司法节庆祝大会时,出示拘捕令,将吴天惠、苏刚夫妻带回新竹地区,先在派出所讯问,完成立案程序。当天恰巧是1989年1月11日司法节。
侦讯行动为自立报记者王元培无意间碰到,他无私地通知其它二大晚报(联晚、中晚)记者林家琛、何高禄。当天下午三大晚报同步刊出此新闻,司法界再也无法压下此案。
此后4个月办案过程高潮迭起、险象环生,危险全来自司法高层。新竹地检署全体检察官(除检察长及一位主任检察官外)站出来表态:“反对‘法务部’要高检察官交出此案的命令,支持高检察官继续侦办此案。”新竹地院法官多人也站出声援高检察官。在舆论强大压力下,“法务部”不得已勉强同意:组成含高检察官在内的三人侦查小组,完成该案的侦查起诉工作。
该案起诉进入新竹地院一审时,肃贪庭三位审判法官中,两位是“司法院”能掌控者。一审判决最后是:“苏冈有罪、吴天惠无罪”。接着,“法务部”准备以高检察官违法越区拘提为由,展开对他的整肃。
支持高检察官的新竹地院4位法官袁崇桢、林敏泽、孙天麒及我首先辞职,丘太三检察官随即亦辞职抗议。接着三位随同高检察官办案的调查局调查员亦提出辞呈。在社会舆论全面肯定支持下,“法务部”、“司法院”整肃行动无法展开。
在年轻人心中播下种子
办“吴苏案”前,社会大学董事长吕学海已邀请高检察官到社会大学演讲,时间数月前排定。但在与“司法院”冲突达到最高点时,就是高检察官演讲日。当天容纳千人的演讲会场涌入数万人。高检察官步上讲台前,我看到他沉思十数分钟,定下当晚演讲主题:“俟河之清”。因为,当此改革浪潮掀起时,政治界亦出现暗潮,高检察官察觉已有政治领导人想藉此事件排除政治异己。高先生不希望自己掀起的司法改革运动被政治利用,他在当晚演讲中直陈司法弊病,但却对“司法院”林洋港院长作出善意的吁请,希望他带领司法改革。虽然这个希望最终落空,但却成功地避免战火波及。
最后除了袁法官、我及三位调查员接受慰留(袁法官后来被司法院评鉴为最优秀法官),高检察官及其他辞职者均坚定离去。高检察官在离职前,接受三所大学学生会邀请到校园向学生演讲。每场听讲学生均逾万人。高检察官向他们呼吁,希望他们将来能立志匡正社会。
三场演讲结束,他宣布不再演讲。我惊讶地问道:“改革尚未成功,岂可放弃?”他答道:“我已经在这些年轻人心中播下种子,等他们步入社会、进入司法圈,站定脚步。6、7年后,下一波的改革会由他们带起。”
果不其然,1994年,台中地检署朱朝亮、吴文忠、李庆义等检察官站出来,公开拒绝执行来自“上上级”指令。第二波司法官自主发动的司法改革浪潮再度掀起。带头者即有“吴苏案”时期,在新竹院检跟随高检察官实习的司法官。
事后,国民党又在1995年,“立法院”第一会期末法案清仓时,趁混乱加入《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案》,该案在三读前被挡下。最后大法官解释:“检察官拥有羁押权违宪;刑事诉讼法此部分规定应全面修改。”自此开启岛内司法对人权保护的一大步;但检察官权限则大幅限缩。
随后,检察官自主成立“检察官改革协会”。成立初期,主要领导者向已离职多年的学长高新武检察官请益。我听到高检察官勉励这些后进:“争取检察官制度的改革,必须立足在:争取检察官更有能力为人民、为社会作出贡献;而非争取检察官权力、福利。否则必定会被民众所唾弃,而得不到民意支持。”
台湾需要扶植出一个反对党
退出司法,高先生拒绝了许多工作的邀请,最终他有感于自立报系吴丰山社长的诚意,进入自立早报当副总主笔。有一天他向我借六法全书及刑法课本查资料(他已将所有法律书籍清出家门)。第二天自立早报社论(高先生执笔),直指:“……刑法是行为刑法,所有条文均只处罚犯罪者行为;但刑法一百条内乱罪,却处罚犯罪者意图,应予修改。”受到这篇社论影响,事后刑法一百条成功完成修法。
一年后,高先生还是选择回家读书,不愿再为五斗米折腰。
“吴苏案”结束时,高先生在台湾社会声望极高,当时正值“立法院”全面补选增额“立委”,是进入政治的大好机会。当时许多不满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民主理想追求者,邀请高先生从政参选“立委”,亦曾请他接受不分区“立委”位置,高先生一一婉拒,他还郑重地与我们这些追随者相约:“这段期间我们绝对不借势参选,以免被人扭曲我们司法改革的动机。”
当时民进党刚组党,成员多属民主理想追求者,高先生是他们希望交往的对象,在高先生家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新竹地区选举时,更常见他们向高先生请教选举策略。
是时,台北县长选举,民进党推尤清参选,选情紧张。选前最后一夜造势演讲,他们请出高先生助讲。高先生面对数万激情群众说道:“国民党是个混蛋党!”台下群众一片欢呼。接着他说:“民进党也是个混蛋党!”台下群众立即愕然,鸦雀无声。他再说:“但是,政治上,两个混蛋恰恰好!”台下群众爆发如雷掌声。
这就是高先生的政治理想:“台湾需要扶植出一个反对党,才能对执政的国民党作出有效的刺激与节制,也才能帮助台湾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
但是,当民进党提出台独党纲后,高先生断然拒绝再与民进党交往,因为高先生自始至终是“大中国思想”。
两岸关系在经国先生过世前已逐渐往开放方向发展,但高先生察觉国民党领导人李登辉有台独倾向。他担心李登辉为达到台独目的,不惜利用手中权势制造两岸误会,如不小心擦枪走火,极可能挑起两岸战端。他不忍见台湾生灵涂炭,更不希望其它国家可以藉词声讨中国大陆,使我中国等待二百年的崛起机会丧失。
因此他严正地告诉我:“我们是为此踏上政治。必要时,我们需要为国家做些事。”这就是高先生放弃清静生活,蹚政治这池浑水的原因。
可以离开政治了
1992年,民进党台独势力坐大。有一天高先生突然把我找去,态度严肃地告诉我:“现在需要有人进入‘立法院’,你准备辞职参选。”这对我真是晴天霹雳,平日生活只在司法工作、三个子女及关心某一社会公益(当时关心少年犯罪防治)圈中打转;政治、“立法院”对我遥远且毫不相关。
基于对高先生百分之百的信服,也深受高先生教导:“上十字架,没有推诿!没有谦让!”我辞职投入选举,高先生与我也由朋友转为师徒关系,我开始跟随高先生进入“政治学徒”生涯。
6月,在新竹市,高先生带领我投入“立委”选战。有趣的是:不仅司法、警察、调查人员私下避开机关约束加入帮忙,甚至被判刑、坐完牢的黑道角头,也因为对高检察官的尊敬,不求回报地暗中相助。高先生操盘一切选务,奇迹似的打败国民党主流、非主流两位候选人,在新竹市拿下近24%的高票,将我送进“立法院”。
1993年8月新党创立,因为政治理念相同,在创党人赵少康先生邀请下,高先生带领我加入新党。当天他击案高歌,一般人无法理解,但我知道:他是追惜从此失去自由清静的恬淡生活。政治中充满尔虞我诈,即使在刚创立,被社会公评为最清廉、最有理想的新党也不例外。
高先生何等聪明的人,他对每件事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政治洁癖、他不喜欢与人争利的个性,使他最终选择保守、被动。这是新党的损失,更是泛蓝力量的折损(当时还没有“泛蓝”一说;此一名词是在国民党失去政权时,高先生为防止国民党再度分裂而创)。
2000年3月18日晚上,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成功地帮助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总统”,将执政权转移给民进党。我在新竹高先生家里从电视中看到:泛蓝群众悲伤无措地聚集在宋楚瑜竞选总部前。当时,高先生平静地向我下达指示:“将群众引导到官邸,口号:李登辉下台负责!”他说:“过了今晚,群众泄气了,就来不及了!”因为调查兴票案过程中,与宋竞选团队接触熟识。我立即电话联络宋竞选总部有能力又可信赖的义工,下达高先生指令。电视上群众开始向“总统”官邸移动,在官邸前聚集怒吼,要求李登辉下台。国际媒体这才明白:原来国民党主席对自己的党做了这样的事!
2000年,新党支持群众大量涌向亲民党,新党民调支持率已几近零。在“立法院”新党7席中,元老仅剩我一人。面临8个月后的“立委”选举,高先生鼓励我扛下全委会召集人位置(即党主席)。他说:“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为新党做些事情。”
在北京,新党与共产党首开两岸政党间对谈会议(就在大陆申奥成功前两天)。高先生告知我他的用意:“由新党先当箭靶,接受来自独派的攻击,日后两岸才可能进入国民党与共产党对谈。”
高先生助我带领新党奋斗8个月,虽然最终以失利收场,他却毫不懊恼。他的结论:“美好仗战已经打过,对新党已无愧;李登辉下台,两岸重大危机亦已解除;陈水扁太贪,成不了气候;我们可以离开政治了。”他潇洒地挥挥手,重返新竹,再度回到不问世事的简单生活。
2003年,高先生到北京看望我,正值“非典”期间,他一时无法返台,开始重新阅读《四书》。自此展开高先生研读《四书五经》的功业。
2009年底,高先生打电话告诉我:他在联合新闻网、谷歌网站设了“论语走过”博客。我兴奋得广为宣传,并时时打开网站阅读。但到了第三篇就停止未继续出现新篇。我当时毫无警觉,只知持续搜寻。直到高先生通知我速返时,才知他已然重病。
高先生一生活得精彩,活得有价值。他改变了台湾司法,提升、带领了一代法律人的格局、看法;他带头首启两岸政党对谈,为国共会谈铺路。高先生最后回归追寻中国文化精髓,潜心对古圣贤人的智能再整理、再解读,并决心着手开始写下他的心得,但非常遗憾,只有这一桩大工程,他已经准备好,却没时间竟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