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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近代教育史上，虽然“官费生”开启了留学先河，实际情况却是自费生后来居上，派出的人数也最多，他们是西藏近代留学运动的主力军。
擦绒·平措坚村，1939年生于拉萨，他是西藏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擦绒·达桑占堆最小的儿子，1946年曾跟着姐姐顿珠卓玛等赴印度留学，1952年学成归国。1955年被送到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上学，接受藏英汉三种文化的教育。1958年毕业返回拉萨。自1978年起在西藏自治区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工作，至退休。
虽然已经77岁了，老人身上依然燃烧着爱憎分明的性格和激情，对当年帝国主义势力侵略西藏充满愤慨，他说：他们抢夺去多少我们大好的领土！据说在西姆拉会议上当麦克马洪轻浮而狂妄地挥笔制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时，西藏代表司伦慌忙站起来摆手说“够了！够了！”不学无术的愚昧之徒如任人宰割的羔羊，束手无策。
在西藏近代史上，首先提倡送子留学的是擦绒·达桑占堆
外人笔下的擦绒·达桑占堆是个“改革论者”和现代制度的崇拜者，他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大吉岭的学校上学。一些官员，虽然为数很少，也以他为榜样。一位曾经在西藏居住过的西方人在回忆录里提到擦绒·达桑占堆的儿子：时年26岁，在印度长大，进入圣保罗学校（St. Paul’s School）学习，能够说流利的英语；噶伦噶雪巴的侄子也曾在印度学习，英文知识很丰富；噶伦彭康的儿媳也曾经在印度最好的学校里受过教育。在夏季天暖的时候，还能看到许多在印度上过学的少女在拉萨河边游泳，骄傲地展示她们的现代泳装。
平民出生的擦绒·达桑占堆是因个人才能出众而青云直上，成为除了达赖喇嘛之外，西藏最有权势的人物和达赖座前的“坚赛”（红人）。他的身边聚集了接受过西方教育和训练的年轻军官，他们见面时互相握手，用咖啡代替茶叶，甚至打网球、踢足球，以英语口令训练军队。
至于擦绒·达桑占堆本人之所以成为西藏提倡送子留学的第一人，第一，他本人年纪轻轻就曾游历印度、西宁、兰州、北京、库伦，阅人无数、见多识广，深知知识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第二，出众的经商才能使其积累了雄厚的财力，为子女留学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第三，按照国民政府入藏官员吴忠信等人的调查，擦绒·达桑占堆是西藏早期学军事（炮科）的留学生，应该说，他对留学生活和留学的意义、价值天生就比一般藏族人了解得透彻。
他的直系后代擦绒·平措坚村的两个儿子现在也在欧洲求学和工作，可以说，这是个三代留学生之家。
佣人们哼着山歌，唱着小调阔步前进，骑着骡子去印度上学，从拉萨到锡金要走上十几天路
记者在拉萨巴尔库路一间民宅里找到擦绒·达桑占堆最小的儿子擦绒·平措坚村。
擦绒·平措坚村说：“我这里有一本书，不少图片涉及当年的留学经历。我的留学生哥哥擦绒·顿堆朗杰前些年去世，活到91岁。这张照片是我在印度上学时和他的孩子也就是我侄女、侄儿们1950年左右在当地的留影。他们完全跟西方和印度当地的学生混班上课，成绩提高很快。有一个现在是人类学家，一个是医生。
“我们家族的一位女性长辈早于我们二十几年就去国外留学了，我曾经看到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那是1921年秋天，家里决定把我送往大吉岭的教会学校读书，我心里非常高兴。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给别的孩子时，他们感到无比惊讶。看到他们的反应，为了强化这一事件的戏剧性元素，我把家里国外进口的饼干盒子和巧克力包装盒上的英文字一个一个抄下来，装作我在去大吉岭之前就已经会写英文字，炫耀给小伙伴们看。但临出发那天，我却因伤心而哭泣。看到我依依不舍的样子，我的女佣把我送到离开拉萨的第一个住宿点上。这个住宿点在距离拉萨15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庄。记得我出发时的所有准备工作是由我的舅妈全权负责进行的。聂巴（管家）旺杰是我们一行5人中属于直接服务于我的贴身佣人，白天每到一个歇息的地方，聂巴旺杰从马褡裢里取出一个不丹出产的竹篾盒，拿出里面的糖果、饼干、油炸果子给我吃。我们每天天没亮就出发，下午早早休息，平均每天走20～25公里路。晚上住在一个有柴草供应和空房间的借宿处。因为我们家的长辈们去印度的时候都是聂巴旺杰跟着，所以他对路上的一切事项非常熟悉。从拉萨出发第三天我们到了拉萨河渡口，我们把骡马身上的鞍鞯、驮包和行李等卸下来，放到牛皮舟上摆渡，牲口则必须涉水而过。身强力壮的骡马很容易就能泅渡过去，矮小衰弱的牲口就需要由牛皮舟上的人用绳子牵着过河。否则，牲口被大水冲走再想找回来是很难的。当我看到这些不会说话的骡马在鞭子的驱赶下冒着很大的风险勇敢地跳入水中时，怜悯之心油然而起。……快到帕里的时候，我知道已经离印度不远了，我就把长发剪短了，也想把藏式的珠宝耳坠等取下来，换上合适的服装，佣人们以拉萨的大家长没有交代为由，不予同意。从帕里到亚东又走了5天。佣人们在亚东休息几天就回拉萨了，但是我在亚东耽误了6个月时间，原因大概还是信息不太准确，说是大吉岭的英语学校已经放寒假了，教会学校放假时不允许学生留在校内，我必须等到第二年春天开学时才能过去，也就是说从拉萨到大吉岭学校我将要耗费半年多时间。知道学校近在咫尺却到不了，我又大哭了一场。经过这么一番漫长的等待后，1922年3月，我终于从亚东出发翻越则里拉山，7天后到达印度边境城市噶伦堡。当时的噶伦堡还没有电，没有汽车，非常落后。几天后我到了大吉岭一所寄宿制的教会学校，刚开始把我安排到幼儿园，第一年因为不懂英文，我的心情非常烦躁，过的并不愉快。第二年上小学一年级，汉娜小姐非常认真地给我教英文，学校的教职员工也都非常喜欢我，我跟同学们混熟了，而且第一次穿上校服，心情开始好起来。我的英文就是这样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当时，全校的师生员工对我这个西藏来的女孩另眼相看。学校规定我们不能在外面买零食，我和同学们星期天出门喜欢在火车站附近的市场上买水果。为了把东西方便地带进学校，我就故意穿一件特别宽松的裙子，好把水果塞在里面蒙混过关。正当我冒险成功，马上就要进入宿舍的时候看到校长走过来了，我一紧张慌乱，不知怎么的一只李子突然从我的裙子里掉下来摔到地上，校长停下来问我你在干什么呢？我什么都没说就向楼梯口跑去。忙乱中，又有一只李子从我的裙子里掉下来摔到地上，校长黑着脸又问我这些又都是些什么东西呀？我没有办法回答。校长看到我都快哭出来了，没说什么就走开了。因为我是从西藏来的，大家都挺会‘利用’我。同学们想看电影的时候就会想办法怂恿我去给校长求情，允许我们出去看场电影。看到我来了，校长好像心肠也软了，他会说，好吧，你们去看吧，玛丽（我的英文名字）在西藏看不到电影（你们也跟着去吧）。’” 擦绒·平措坚村还告诉我们说：“那个年代去国外留学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小时候骑着骡子去印度上学，从拉萨到锡金走上十几天路。我们年龄小，我当时只有8岁，父母把一切事情全权委托给管家和佣人、马夫处理，我们骑马，他们哪怕有病，身体不舒服也只能牵着马一瘸一拐的悲惨前行。我们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是气候最严寒的冬季，路上的条件很差，吃的只有糌粑、面饼、奶渣等冷餐，从聂当、曲水、甘巴拉、白地、达隆、浪卡子、卡若拉、江孜、康马、堆纳、亚东就那么一站一站的走，过了江孜以后我们晚上进驻英国人建立的接待官差和信使的邮差房‘札绑拉’，这里条件稍好。……
“你刚才问了为什么西藏人多选在气候最恶劣的隆冬季节翻山去印度，据说夏天去是有中暑死人的危险的，也发生过那样的事情，因此，冬天进去反而要安全些。
“当时，路上天气很冷，一会儿是狂风，一会儿是寒流，一会儿是暴风雪，管家和佣人给我们准备一种特制的羊皮面具把整个头脸包裹起来，穿上皮衣，戴上手套和防雪盲的护目镜，簇拥着我们翻过雪山。我们翻越乃堆拉山口的时候最辛苦，大山被大雪包得严严实实，行人稀少，白茫茫一片中夹杂着鬼哭似的尖厉的风声，根本看不到路，他们说曾经有人和骡马被暴风雪卷走的事情发生，人和骡马一步一步摸索着前进，但在那样的白毛雪天里佣人和骡夫们还是那种毫无畏惧的气概，越是困难他们越是哼着山歌，唱着小调阔步前进，底层普通劳动者的性格使然！
“由于承担着不同的人生角色，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我感觉到人的生命力竟是如此的顽强和伟大。就在那样的恶劣天气里，我看到过翻山的不丹山民，肩头上挂着一双极其沉重，几乎要压垮身体的褡裢，赤着脚，迈着粗壮的小腿，谈笑风生地过雪山垭口，一时把我都看呆了。跟他们比起来，我们那个能叫吃苦受累吗？这一切都会给我们幼小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和冲击。
“到了学校以后，我们发现圣约瑟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是整个那一片地区里最好的学校，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有欧洲的，缅甸的，尼泊尔的，国内有来自粤港的汉族同胞。学校的伙食、住宿条件都好，夏天还带我们去郊游。
“但是，我们西藏的学生家长到现在都有这样的习惯——喜欢给在外地上学的孩子们邮寄各种东西，什么生肉干、糌粑、酥油、奶渣、青稞酒干，我们也经常收到父母千里迢迢寄来这些东西，但学校根本不让我们接触这些，说的严重一点唯恐避之不及，看也不让我们看就被管理员扔得远远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健康。我这几天装修房子，喜欢跟这些汉族师傅聊，练练汉语口语，一说风干肉，他也是使劲摇头说这个东西要不得呀，什么胆固醇，什么陈旧性动物脂肪，什么高血压，什么食品卫生，说的头头是道，我一想，唉，生活在高原的汉族同胞都这么说，当年老师做的对，他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呀。”
永远的英文情结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白手起家，虽然困难重重，却又是一个欣欣向荣、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年代。
“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从印度入藏，一开始就着眼于团结西藏上层爱国力量，号召在印度等地留学的藏族孩子回到西藏，送到中央民族学院等内地院校学习。
“进入拉萨的张经武代表中央政府主动做争取西藏上层的工作，包括严格贯彻一切工作‘慎重稳进’的基本方针，各项工作的开展首先征求西藏上层的意见和建议，包括组织（妇女、青年）各界爱国文化联谊会等有上层贵族参加的群众团体，组织‘观礼团’、‘致敬团’赴内地参观访问，选送贵族子弟赴内地求学，等等。
“迎送、组织藏族青少年赴内地求学，最早也是以贵族子弟打头，这是特殊历史时期必然出现的特殊现象。
“我和我的姐姐顿珠卓玛她们是1952年年底归国的，父母写信让我们回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来，父母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做。
“父母们把在印度的留学生叫回来后，大部分送到北京上学。我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了三年。曾经在印度上学的很多留学生——才旺斯塔、阿沛·仁青、桑颇·才旺桑配等，我们又一起相聚在首都北京。从中央民院毕业后，我回到西藏。1978年开始在西藏自治区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工作，直至退休。
“记得是1987还是1988年，西藏政协由拉敏·索朗伦珠副主席挑头在八廓街林廓南路夏扎大院次巴拉康聘请两位外国老师举办过为期一年的英语培训班，老师是通过扎西次仁先生介绍的两位伦敦人，安排他们住在西藏政协夏扎大院楼上最舒服的日光殿，教《新概念》英语一、二册。
“而且这个招生工作是很有特色的，拉萨三大寺各出两名僧人，还有大昭寺的，还有一部分是招的社会上的待业青年，老师早上教学，下午由我负责辅导，把老师早上教的再给他们温习一遍，效果很好。西藏早期的不少导游和饭店从业人员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语言这个东西我有体会，当年我们有些学生去印度时一句英语不会，只能想出一个挺丢人的办法——在胸口挂一块牌子，写上要到什么地方见什么人办什么事，逢人就打哑语，语言不通是非常难堪的。我的英语也就这样慢慢捡起来了。可以说我是有点英文情结的，哈哈。
“总而言之吧，幼年时期的留学经历对我影响挺大，这么多年过去了，把好的卫生习惯和锻炼身体的习惯坚持下来了，把吃水果蔬菜等好的饮食习惯坚持下来了，学到了反对铺张浪费的观念。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人打麻将和牌九，喝酒、抽烟、赌钱的基本没有。
“我把留学生时代形成的英语生活保留的很好。我早晚听BBC，看英文故事，带邻居和亲戚的小孩教藏文和英文。现在正在看英文版斯文·赫定的中亚旅行记，听家人说我有时候嘴中念念有词‘塔克拉玛干，塔克拉玛干！’看书看得都废寝忘食了。”
“读书读得入迷的时候家人喊我吃饭我都要发一通脾气，哈哈”。
他真的像一个老顽童一样可爱，生活单纯如透明的泉水。
擦绒·平措坚村，1939年生于拉萨，他是西藏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擦绒·达桑占堆最小的儿子，1946年曾跟着姐姐顿珠卓玛等赴印度留学，1952年学成归国。1955年被送到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上学，接受藏英汉三种文化的教育。1958年毕业返回拉萨。自1978年起在西藏自治区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工作，至退休。
虽然已经77岁了，老人身上依然燃烧着爱憎分明的性格和激情，对当年帝国主义势力侵略西藏充满愤慨，他说：他们抢夺去多少我们大好的领土！据说在西姆拉会议上当麦克马洪轻浮而狂妄地挥笔制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时，西藏代表司伦慌忙站起来摆手说“够了！够了！”不学无术的愚昧之徒如任人宰割的羔羊，束手无策。
在西藏近代史上，首先提倡送子留学的是擦绒·达桑占堆
外人笔下的擦绒·达桑占堆是个“改革论者”和现代制度的崇拜者，他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大吉岭的学校上学。一些官员，虽然为数很少，也以他为榜样。一位曾经在西藏居住过的西方人在回忆录里提到擦绒·达桑占堆的儿子：时年26岁，在印度长大，进入圣保罗学校（St. Paul’s School）学习，能够说流利的英语；噶伦噶雪巴的侄子也曾在印度学习，英文知识很丰富；噶伦彭康的儿媳也曾经在印度最好的学校里受过教育。在夏季天暖的时候，还能看到许多在印度上过学的少女在拉萨河边游泳，骄傲地展示她们的现代泳装。
平民出生的擦绒·达桑占堆是因个人才能出众而青云直上，成为除了达赖喇嘛之外，西藏最有权势的人物和达赖座前的“坚赛”（红人）。他的身边聚集了接受过西方教育和训练的年轻军官，他们见面时互相握手，用咖啡代替茶叶，甚至打网球、踢足球，以英语口令训练军队。
至于擦绒·达桑占堆本人之所以成为西藏提倡送子留学的第一人，第一，他本人年纪轻轻就曾游历印度、西宁、兰州、北京、库伦，阅人无数、见多识广，深知知识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第二，出众的经商才能使其积累了雄厚的财力，为子女留学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第三，按照国民政府入藏官员吴忠信等人的调查，擦绒·达桑占堆是西藏早期学军事（炮科）的留学生，应该说，他对留学生活和留学的意义、价值天生就比一般藏族人了解得透彻。
他的直系后代擦绒·平措坚村的两个儿子现在也在欧洲求学和工作，可以说，这是个三代留学生之家。
佣人们哼着山歌，唱着小调阔步前进，骑着骡子去印度上学，从拉萨到锡金要走上十几天路
记者在拉萨巴尔库路一间民宅里找到擦绒·达桑占堆最小的儿子擦绒·平措坚村。
擦绒·平措坚村说：“我这里有一本书，不少图片涉及当年的留学经历。我的留学生哥哥擦绒·顿堆朗杰前些年去世，活到91岁。这张照片是我在印度上学时和他的孩子也就是我侄女、侄儿们1950年左右在当地的留影。他们完全跟西方和印度当地的学生混班上课，成绩提高很快。有一个现在是人类学家，一个是医生。
“我们家族的一位女性长辈早于我们二十几年就去国外留学了，我曾经看到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那是1921年秋天，家里决定把我送往大吉岭的教会学校读书，我心里非常高兴。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给别的孩子时，他们感到无比惊讶。看到他们的反应，为了强化这一事件的戏剧性元素，我把家里国外进口的饼干盒子和巧克力包装盒上的英文字一个一个抄下来，装作我在去大吉岭之前就已经会写英文字，炫耀给小伙伴们看。但临出发那天，我却因伤心而哭泣。看到我依依不舍的样子，我的女佣把我送到离开拉萨的第一个住宿点上。这个住宿点在距离拉萨15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庄。记得我出发时的所有准备工作是由我的舅妈全权负责进行的。聂巴（管家）旺杰是我们一行5人中属于直接服务于我的贴身佣人，白天每到一个歇息的地方，聂巴旺杰从马褡裢里取出一个不丹出产的竹篾盒，拿出里面的糖果、饼干、油炸果子给我吃。我们每天天没亮就出发，下午早早休息，平均每天走20～25公里路。晚上住在一个有柴草供应和空房间的借宿处。因为我们家的长辈们去印度的时候都是聂巴旺杰跟着，所以他对路上的一切事项非常熟悉。从拉萨出发第三天我们到了拉萨河渡口，我们把骡马身上的鞍鞯、驮包和行李等卸下来，放到牛皮舟上摆渡，牲口则必须涉水而过。身强力壮的骡马很容易就能泅渡过去，矮小衰弱的牲口就需要由牛皮舟上的人用绳子牵着过河。否则，牲口被大水冲走再想找回来是很难的。当我看到这些不会说话的骡马在鞭子的驱赶下冒着很大的风险勇敢地跳入水中时，怜悯之心油然而起。……快到帕里的时候，我知道已经离印度不远了，我就把长发剪短了，也想把藏式的珠宝耳坠等取下来，换上合适的服装，佣人们以拉萨的大家长没有交代为由，不予同意。从帕里到亚东又走了5天。佣人们在亚东休息几天就回拉萨了，但是我在亚东耽误了6个月时间，原因大概还是信息不太准确，说是大吉岭的英语学校已经放寒假了，教会学校放假时不允许学生留在校内，我必须等到第二年春天开学时才能过去，也就是说从拉萨到大吉岭学校我将要耗费半年多时间。知道学校近在咫尺却到不了，我又大哭了一场。经过这么一番漫长的等待后，1922年3月，我终于从亚东出发翻越则里拉山，7天后到达印度边境城市噶伦堡。当时的噶伦堡还没有电，没有汽车，非常落后。几天后我到了大吉岭一所寄宿制的教会学校，刚开始把我安排到幼儿园，第一年因为不懂英文，我的心情非常烦躁，过的并不愉快。第二年上小学一年级，汉娜小姐非常认真地给我教英文，学校的教职员工也都非常喜欢我，我跟同学们混熟了，而且第一次穿上校服，心情开始好起来。我的英文就是这样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当时，全校的师生员工对我这个西藏来的女孩另眼相看。学校规定我们不能在外面买零食，我和同学们星期天出门喜欢在火车站附近的市场上买水果。为了把东西方便地带进学校，我就故意穿一件特别宽松的裙子，好把水果塞在里面蒙混过关。正当我冒险成功，马上就要进入宿舍的时候看到校长走过来了，我一紧张慌乱，不知怎么的一只李子突然从我的裙子里掉下来摔到地上，校长停下来问我你在干什么呢？我什么都没说就向楼梯口跑去。忙乱中，又有一只李子从我的裙子里掉下来摔到地上，校长黑着脸又问我这些又都是些什么东西呀？我没有办法回答。校长看到我都快哭出来了，没说什么就走开了。因为我是从西藏来的，大家都挺会‘利用’我。同学们想看电影的时候就会想办法怂恿我去给校长求情，允许我们出去看场电影。看到我来了，校长好像心肠也软了，他会说，好吧，你们去看吧，玛丽（我的英文名字）在西藏看不到电影（你们也跟着去吧）。’” 擦绒·平措坚村还告诉我们说：“那个年代去国外留学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小时候骑着骡子去印度上学，从拉萨到锡金走上十几天路。我们年龄小，我当时只有8岁，父母把一切事情全权委托给管家和佣人、马夫处理，我们骑马，他们哪怕有病，身体不舒服也只能牵着马一瘸一拐的悲惨前行。我们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是气候最严寒的冬季，路上的条件很差，吃的只有糌粑、面饼、奶渣等冷餐，从聂当、曲水、甘巴拉、白地、达隆、浪卡子、卡若拉、江孜、康马、堆纳、亚东就那么一站一站的走，过了江孜以后我们晚上进驻英国人建立的接待官差和信使的邮差房‘札绑拉’，这里条件稍好。……
“你刚才问了为什么西藏人多选在气候最恶劣的隆冬季节翻山去印度，据说夏天去是有中暑死人的危险的，也发生过那样的事情，因此，冬天进去反而要安全些。
“当时，路上天气很冷，一会儿是狂风，一会儿是寒流，一会儿是暴风雪，管家和佣人给我们准备一种特制的羊皮面具把整个头脸包裹起来，穿上皮衣，戴上手套和防雪盲的护目镜，簇拥着我们翻过雪山。我们翻越乃堆拉山口的时候最辛苦，大山被大雪包得严严实实，行人稀少，白茫茫一片中夹杂着鬼哭似的尖厉的风声，根本看不到路，他们说曾经有人和骡马被暴风雪卷走的事情发生，人和骡马一步一步摸索着前进，但在那样的白毛雪天里佣人和骡夫们还是那种毫无畏惧的气概，越是困难他们越是哼着山歌，唱着小调阔步前进，底层普通劳动者的性格使然！
“由于承担着不同的人生角色，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我感觉到人的生命力竟是如此的顽强和伟大。就在那样的恶劣天气里，我看到过翻山的不丹山民，肩头上挂着一双极其沉重，几乎要压垮身体的褡裢，赤着脚，迈着粗壮的小腿，谈笑风生地过雪山垭口，一时把我都看呆了。跟他们比起来，我们那个能叫吃苦受累吗？这一切都会给我们幼小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和冲击。
“到了学校以后，我们发现圣约瑟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是整个那一片地区里最好的学校，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有欧洲的，缅甸的，尼泊尔的，国内有来自粤港的汉族同胞。学校的伙食、住宿条件都好，夏天还带我们去郊游。
“但是，我们西藏的学生家长到现在都有这样的习惯——喜欢给在外地上学的孩子们邮寄各种东西，什么生肉干、糌粑、酥油、奶渣、青稞酒干，我们也经常收到父母千里迢迢寄来这些东西，但学校根本不让我们接触这些，说的严重一点唯恐避之不及，看也不让我们看就被管理员扔得远远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健康。我这几天装修房子，喜欢跟这些汉族师傅聊，练练汉语口语，一说风干肉，他也是使劲摇头说这个东西要不得呀，什么胆固醇，什么陈旧性动物脂肪，什么高血压，什么食品卫生，说的头头是道，我一想，唉，生活在高原的汉族同胞都这么说，当年老师做的对，他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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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白手起家，虽然困难重重，却又是一个欣欣向荣、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年代。
“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从印度入藏，一开始就着眼于团结西藏上层爱国力量，号召在印度等地留学的藏族孩子回到西藏，送到中央民族学院等内地院校学习。
“进入拉萨的张经武代表中央政府主动做争取西藏上层的工作，包括严格贯彻一切工作‘慎重稳进’的基本方针，各项工作的开展首先征求西藏上层的意见和建议，包括组织（妇女、青年）各界爱国文化联谊会等有上层贵族参加的群众团体，组织‘观礼团’、‘致敬团’赴内地参观访问，选送贵族子弟赴内地求学，等等。
“迎送、组织藏族青少年赴内地求学，最早也是以贵族子弟打头，这是特殊历史时期必然出现的特殊现象。
“我和我的姐姐顿珠卓玛她们是1952年年底归国的，父母写信让我们回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来，父母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做。
“父母们把在印度的留学生叫回来后，大部分送到北京上学。我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了三年。曾经在印度上学的很多留学生——才旺斯塔、阿沛·仁青、桑颇·才旺桑配等，我们又一起相聚在首都北京。从中央民院毕业后，我回到西藏。1978年开始在西藏自治区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工作，直至退休。
“记得是1987还是1988年，西藏政协由拉敏·索朗伦珠副主席挑头在八廓街林廓南路夏扎大院次巴拉康聘请两位外国老师举办过为期一年的英语培训班，老师是通过扎西次仁先生介绍的两位伦敦人，安排他们住在西藏政协夏扎大院楼上最舒服的日光殿，教《新概念》英语一、二册。
“而且这个招生工作是很有特色的，拉萨三大寺各出两名僧人，还有大昭寺的，还有一部分是招的社会上的待业青年，老师早上教学，下午由我负责辅导，把老师早上教的再给他们温习一遍，效果很好。西藏早期的不少导游和饭店从业人员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语言这个东西我有体会，当年我们有些学生去印度时一句英语不会，只能想出一个挺丢人的办法——在胸口挂一块牌子，写上要到什么地方见什么人办什么事，逢人就打哑语，语言不通是非常难堪的。我的英语也就这样慢慢捡起来了。可以说我是有点英文情结的，哈哈。
“总而言之吧，幼年时期的留学经历对我影响挺大，这么多年过去了，把好的卫生习惯和锻炼身体的习惯坚持下来了，把吃水果蔬菜等好的饮食习惯坚持下来了，学到了反对铺张浪费的观念。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人打麻将和牌九，喝酒、抽烟、赌钱的基本没有。
“我把留学生时代形成的英语生活保留的很好。我早晚听BBC，看英文故事，带邻居和亲戚的小孩教藏文和英文。现在正在看英文版斯文·赫定的中亚旅行记，听家人说我有时候嘴中念念有词‘塔克拉玛干，塔克拉玛干！’看书看得都废寝忘食了。”
“读书读得入迷的时候家人喊我吃饭我都要发一通脾气，哈哈”。
他真的像一个老顽童一样可爱，生活单纯如透明的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