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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谈误国，无耻祸国。
耻感是好东西。礼义廉耻，子曰：知耻近乎勇。
但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就有人为了眼前方便和现实名利，行无耻之事。
你作弊、拼爹、买粉丝貌似侥幸过关，但躲不过病肉、毒姜、地沟油；你插队、欺诈、秀下限貌似无事，但你躲不过贪污、腐败、不作为。若个体精于闪躲迎合，集体将成为人渣，“他人即地狱”。
这一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信，儒家的这一套，我们曾经很在乎。但如今，耻感差不多算是道德的最后一件衣裳。人人都想活得好，但只有从物质到精神，从社交到政治，各个领域都真正地知耻、觉耻、以耻为耻、归正雪耻，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对他人的尊重，谨守自己的羞耻心与良知，才有可能走出“互害型社会”的死循环。
否则，无耻者获得的只是锁链，他们失去的将是整个世界。
人们常将“温水煮青蛙”的故事，用来讽喻时局和政体，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青蛙不是被温度越来越高的水煮死的，在被煮死之前，它已经被溶解在水里的各种物质毒死了。
1998年，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何怀宏出版了他的新书《底线伦理》，所举的事例无外乎开发商把绿地盖成了房子、公交车售票员将2元车票收成3元、旅游景点坑客，等等。现在看来，上个世纪的人尚有羞耻，略有良知，懂得礼义廉耻，至少撒谎会脸红，做错事会觉得内疚。但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一过，似乎社会基因发生了突变，底线伦理早已经崩盘，不适用了。何怀宏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基本的底线伦理。”前段时间在微信圈里传得很吓人的一件事情是：一户卖草莓的人家不让自己女儿吃自家产的草莓，但女儿在后园偷吃了好几年，结果长得很胖，并生了绝症——为保鲜，这户人家在草莓上喷了很多药物。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丢失了自己做人的羞耻之心？
我们处在人类的前夜
“社会上的怨气，转化为一层又一层的暴戾之气，这种暴戾之气便是杀伐的源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每个人又在加害他人，不仅加害，而且有理由、有预谋、理直气壮、坦然地加害，似乎受害者天生就有报复的权利。于是，在这种境况下，羞耻心被愤怒心取代了，伤天害理也变得理所当然。”在谈到这个话题时，一位媒体人士这样理解。
也有人说，如果一味向外求，对物质、利益和名声过分迷恋时，忘了自己做人的本分，自然便会丧失掉耻感。“耻感的丧失也是文明消失的一种方式，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可以说是一种返祖现象。”
人生存下来是第一要义，原始社会可以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但几千年过去了，如果人仍然处于很高的激素状态、自卫状态以及极低的道德状态、无耻状态，那么不过是印证了学者余世存的一句话，“我们离做人还很远，我们处在人类的前夜，只不过是类人孩而已”。他悲悯地看到华夏民族在儒家传统与西方物欲侵袭下的两难选择。
一位白领笑称自己是从“小资”堕落到“屌丝”的，他反思道：“个人往往受时代、环境、现状的裹挟，这种裹挟的蛮力是很可怕的。别人都不知羞耻、丧失底线，你一开始不好意思，但慢慢竟习以为常，一层层地剥落，直到终于裸奔。”他感叹说：“要么你就出局了，不在这个局里玩，或许可以洁身自好。”
这种“时代的蛮力”就像一列停不下的高铁。你不上车，就被淘汰，而更多人还在往车上挤。响着的汽笛名字叫作“GDP”，它还有很多外号，如：发展意味着一切、改变命运、让父母生活得更好、实现理想、成功人士等。
中国GDP攀至世界第二、奢侈品消费攀至世界第二，可谓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在分水岭那头，人尚有人格，国尚有国格，过了这个分水岭，人格可以交换，贪腐者在落网前受人羡慕和尊敬﹑落网后听着风声遭人嘲笑。上世纪80年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尊重，领导像领导、下属像下属，无论搞学术、做科研还是谈买卖，都透着一股彼此尊重、温良恭谦让的劲儿，领导不会侵犯下属做人的底线，下属以人格尊严获得做人自信。而现在叫什么，“舔菊”，它代替了“无耻正在流行”的说法。无耻者越多，知耻者越少，这也是社会学上的“破窗效应”，用经济学家的话叫“劣币驱逐良币”。
上世纪90年代，尚流行“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说。究其实，他们本应该是特别心平气和的同一类人，只是分工有所不同。但你要说“分工的不同”，便会被人耻笑，像是宣传口号，没人信以为真。
知耻使我们对这个社会抱有信心
西方文化多重“罪感”，东方文化多重“耻感”。故西方人意识中多有原罪，因此法律大盛；东方人意识中“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故常以教化约之。
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不同，导致东西方走了两条不同的路：东方人重心性，西方人重现世；东方人重人情世故，西方人重律理规条；东方人圆融、忍辱、变通，西方人严谨、功利、呆板。
很好笑的是，即便在东方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中，中国人也不像新加坡和日韩那样“克己复礼”“尊师重道”了，他们是另一类人。耻感文化在中国人那里，几乎丧失殆尽。
不过，在中国文化里，耻感曾经大盛，一次是孔子感叹礼崩乐坏而梦周公、修《春秋》、编六艺、注《易经》。一次是宋明理学搞复兴运动，“存天理、灭人欲”，给中国人穿上了道德的紧身衣，产生了一大批道学家，将活泼泼的生命弄得老气横秋，生活质量很差。最近一次，则是民国三原儒（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意图将中国人的礼乐传统续上。有人比喻说，手筋脚筋都被砍断了，这几位大儒想要再续上。砍断的原因有：自身流弊、政体混乱、西潮渐进。用儒家原训而言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这三次针对耻感的文化运动，可以说，孔子制订的道德衣裳刚刚好；朱熹一路太逼仄了，逼凡夫成圣人；马一浮一路又不合时宜，生活方式演进了，旧衣裳不合身。
羞耻和天性解放并不矛盾，打着羞耻的幌子，约束天性，或打着天性的幌子，搞不知羞耻、不怕丢丑的事情，都是可耻的。这中间有一个“度”存在。但如何掌握好这个度，则自在人心。道德和功利的关系，英国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就说过：“什么是道德，就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以前骂人，说“你这个丢丑卖国”的家伙，那是很严重的斥骂，或骂“卖友求荣”等，但现在，丢丑和卖国是联系不起来的，卖友求荣，似乎为了个人利益也可以理解。
看影视三十年的变化，从牵手、拥抱、接吻、露点到三级、AV或郭美美和干露露，人们对羞耻的免疫力越来越强。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羞耻和道德标准，有时，过一点便为耻，不逾矩便为羞。羞和耻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孔子到七十岁才懂得“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奥妙。
耻又分个人之耻与国家之耻，一般情况下，二者是统一的。但若礼崩乐坏，则个人之耻是国家之荣，或国家之耻是个人之荣。
耻感发乎天性，有时当时便知觉，有时被蒙蔽，慢几拍，过后才醒悟，所谓“知耻而后勇”。耻感文化既受社会影响，也受历史影响，最后，变成每一个人身上既有个体，也有全体人类，“一就是一切”。
人有人格，耻感的丧失，即人丧失自己的尊严和应有的身份，然后从“人性”向“奴性”下移，人的权利被剥夺，自我认知也趋于“精神矮化”，人于是变得“屌丝化”。从最开始的抵抗到麻木，然后到合谋，最后成为时代的帮凶，正如季羡林感叹说“坏人是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因此坏人不可能变好”，无耻者极有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无耻的，好在其一旦知耻，便会后勇。
这也是我们对这个社会抱有信心的缘故。知耻是好人和坏人的分界线，也是坏人能不能变好的标志。
头上有星空，内心有道德律
耻者，止也，有所为有所不为。头上有星空，内心有道德律。关键是，这道德律不能约束他人，只能约束自己。凡是打着道德的大旗让别人有耻的，一定是无耻之徒。知耻，只能反求诸己，只能自我完善，只能返观内视，一旦约束他人，便成道德审判、正义绑架、个人优越感的大放送。这便是其可说和不可说的地方，也是流弊甚广之处。
无耻者要做很多事才能让别人知道他的无耻，知耻者什么都不用做便让人明白他的知耻。凡知耻者，必有闻过则止、改过自新、止于至善的机会。
无耻者下贱，知耻者高贵。不怕丑不是一种钝感力，而是一种爱的能力的退化；怕丑不是一种脆懦，而是生命的底线打出的信号灯。
是非在哪里，界线就在哪里。无关功过，无关荣辱，无关得失，但关乎世道人心。千百年来，未曾变过。
明代学者王阳明提出“致良知”，流传着一个他的故事——一次被盗贼所困，盗贼问：盗贼可有良知。他答有。盗贼不信。他说：你们把衣服脱下来，我一层层证明给你看。脱到裤衩时，盗贼不愿脱了。王阳明说：你看，这知耻就是你们的良知。
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赤身裸体，但知拿树叶挡住私处。这个故事正因为知者众，反而听起来不那么吸引人。
知耻，即知觉的一种。知而不觉，是大耻，知而有觉，即良知。
高群书导的平民电影《神探亨特张》中有这样一个桥段：警察审问小偷时，小偷辩解说，“社会上有那么多缺大德的人你不抓，为什么偏偏盯上我啊？”无耻者的逻辑是：总有人比我更无耻。
张立宪扮演的警察过去拍了拍贼的肩膀：“你呀，五行缺德。”
耻感是好东西。礼义廉耻，子曰：知耻近乎勇。
但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就有人为了眼前方便和现实名利，行无耻之事。
你作弊、拼爹、买粉丝貌似侥幸过关，但躲不过病肉、毒姜、地沟油；你插队、欺诈、秀下限貌似无事，但你躲不过贪污、腐败、不作为。若个体精于闪躲迎合，集体将成为人渣，“他人即地狱”。
这一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信，儒家的这一套，我们曾经很在乎。但如今，耻感差不多算是道德的最后一件衣裳。人人都想活得好，但只有从物质到精神，从社交到政治，各个领域都真正地知耻、觉耻、以耻为耻、归正雪耻，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对他人的尊重，谨守自己的羞耻心与良知，才有可能走出“互害型社会”的死循环。
否则，无耻者获得的只是锁链，他们失去的将是整个世界。
人们常将“温水煮青蛙”的故事，用来讽喻时局和政体，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青蛙不是被温度越来越高的水煮死的，在被煮死之前，它已经被溶解在水里的各种物质毒死了。
1998年，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何怀宏出版了他的新书《底线伦理》，所举的事例无外乎开发商把绿地盖成了房子、公交车售票员将2元车票收成3元、旅游景点坑客，等等。现在看来，上个世纪的人尚有羞耻，略有良知，懂得礼义廉耻，至少撒谎会脸红，做错事会觉得内疚。但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一过，似乎社会基因发生了突变，底线伦理早已经崩盘，不适用了。何怀宏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基本的底线伦理。”前段时间在微信圈里传得很吓人的一件事情是：一户卖草莓的人家不让自己女儿吃自家产的草莓，但女儿在后园偷吃了好几年，结果长得很胖，并生了绝症——为保鲜，这户人家在草莓上喷了很多药物。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丢失了自己做人的羞耻之心？
我们处在人类的前夜
“社会上的怨气，转化为一层又一层的暴戾之气，这种暴戾之气便是杀伐的源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每个人又在加害他人，不仅加害，而且有理由、有预谋、理直气壮、坦然地加害，似乎受害者天生就有报复的权利。于是，在这种境况下，羞耻心被愤怒心取代了，伤天害理也变得理所当然。”在谈到这个话题时，一位媒体人士这样理解。
也有人说，如果一味向外求，对物质、利益和名声过分迷恋时，忘了自己做人的本分，自然便会丧失掉耻感。“耻感的丧失也是文明消失的一种方式，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可以说是一种返祖现象。”
人生存下来是第一要义，原始社会可以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但几千年过去了，如果人仍然处于很高的激素状态、自卫状态以及极低的道德状态、无耻状态，那么不过是印证了学者余世存的一句话，“我们离做人还很远，我们处在人类的前夜，只不过是类人孩而已”。他悲悯地看到华夏民族在儒家传统与西方物欲侵袭下的两难选择。
一位白领笑称自己是从“小资”堕落到“屌丝”的，他反思道：“个人往往受时代、环境、现状的裹挟，这种裹挟的蛮力是很可怕的。别人都不知羞耻、丧失底线，你一开始不好意思，但慢慢竟习以为常，一层层地剥落，直到终于裸奔。”他感叹说：“要么你就出局了，不在这个局里玩，或许可以洁身自好。”
这种“时代的蛮力”就像一列停不下的高铁。你不上车，就被淘汰，而更多人还在往车上挤。响着的汽笛名字叫作“GDP”，它还有很多外号，如：发展意味着一切、改变命运、让父母生活得更好、实现理想、成功人士等。
中国GDP攀至世界第二、奢侈品消费攀至世界第二，可谓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在分水岭那头，人尚有人格，国尚有国格，过了这个分水岭，人格可以交换，贪腐者在落网前受人羡慕和尊敬﹑落网后听着风声遭人嘲笑。上世纪80年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尊重，领导像领导、下属像下属，无论搞学术、做科研还是谈买卖，都透着一股彼此尊重、温良恭谦让的劲儿，领导不会侵犯下属做人的底线，下属以人格尊严获得做人自信。而现在叫什么，“舔菊”，它代替了“无耻正在流行”的说法。无耻者越多，知耻者越少，这也是社会学上的“破窗效应”，用经济学家的话叫“劣币驱逐良币”。
上世纪90年代，尚流行“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说。究其实，他们本应该是特别心平气和的同一类人，只是分工有所不同。但你要说“分工的不同”，便会被人耻笑，像是宣传口号，没人信以为真。
知耻使我们对这个社会抱有信心
西方文化多重“罪感”，东方文化多重“耻感”。故西方人意识中多有原罪，因此法律大盛；东方人意识中“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故常以教化约之。
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不同，导致东西方走了两条不同的路：东方人重心性，西方人重现世；东方人重人情世故，西方人重律理规条；东方人圆融、忍辱、变通，西方人严谨、功利、呆板。
很好笑的是，即便在东方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中，中国人也不像新加坡和日韩那样“克己复礼”“尊师重道”了，他们是另一类人。耻感文化在中国人那里，几乎丧失殆尽。
不过，在中国文化里，耻感曾经大盛，一次是孔子感叹礼崩乐坏而梦周公、修《春秋》、编六艺、注《易经》。一次是宋明理学搞复兴运动，“存天理、灭人欲”，给中国人穿上了道德的紧身衣，产生了一大批道学家，将活泼泼的生命弄得老气横秋，生活质量很差。最近一次，则是民国三原儒（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意图将中国人的礼乐传统续上。有人比喻说，手筋脚筋都被砍断了，这几位大儒想要再续上。砍断的原因有：自身流弊、政体混乱、西潮渐进。用儒家原训而言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这三次针对耻感的文化运动，可以说，孔子制订的道德衣裳刚刚好；朱熹一路太逼仄了，逼凡夫成圣人；马一浮一路又不合时宜，生活方式演进了，旧衣裳不合身。
羞耻和天性解放并不矛盾，打着羞耻的幌子，约束天性，或打着天性的幌子，搞不知羞耻、不怕丢丑的事情，都是可耻的。这中间有一个“度”存在。但如何掌握好这个度，则自在人心。道德和功利的关系，英国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就说过：“什么是道德，就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以前骂人，说“你这个丢丑卖国”的家伙，那是很严重的斥骂，或骂“卖友求荣”等，但现在，丢丑和卖国是联系不起来的，卖友求荣，似乎为了个人利益也可以理解。
看影视三十年的变化，从牵手、拥抱、接吻、露点到三级、AV或郭美美和干露露，人们对羞耻的免疫力越来越强。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羞耻和道德标准，有时，过一点便为耻，不逾矩便为羞。羞和耻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孔子到七十岁才懂得“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奥妙。
耻又分个人之耻与国家之耻，一般情况下，二者是统一的。但若礼崩乐坏，则个人之耻是国家之荣，或国家之耻是个人之荣。
耻感发乎天性，有时当时便知觉，有时被蒙蔽，慢几拍，过后才醒悟，所谓“知耻而后勇”。耻感文化既受社会影响，也受历史影响，最后，变成每一个人身上既有个体，也有全体人类，“一就是一切”。
人有人格，耻感的丧失，即人丧失自己的尊严和应有的身份，然后从“人性”向“奴性”下移，人的权利被剥夺，自我认知也趋于“精神矮化”，人于是变得“屌丝化”。从最开始的抵抗到麻木，然后到合谋，最后成为时代的帮凶，正如季羡林感叹说“坏人是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因此坏人不可能变好”，无耻者极有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无耻的，好在其一旦知耻，便会后勇。
这也是我们对这个社会抱有信心的缘故。知耻是好人和坏人的分界线，也是坏人能不能变好的标志。
头上有星空，内心有道德律
耻者，止也，有所为有所不为。头上有星空，内心有道德律。关键是，这道德律不能约束他人，只能约束自己。凡是打着道德的大旗让别人有耻的，一定是无耻之徒。知耻，只能反求诸己，只能自我完善，只能返观内视，一旦约束他人，便成道德审判、正义绑架、个人优越感的大放送。这便是其可说和不可说的地方，也是流弊甚广之处。
无耻者要做很多事才能让别人知道他的无耻，知耻者什么都不用做便让人明白他的知耻。凡知耻者，必有闻过则止、改过自新、止于至善的机会。
无耻者下贱，知耻者高贵。不怕丑不是一种钝感力，而是一种爱的能力的退化；怕丑不是一种脆懦，而是生命的底线打出的信号灯。
是非在哪里，界线就在哪里。无关功过，无关荣辱，无关得失，但关乎世道人心。千百年来，未曾变过。
明代学者王阳明提出“致良知”，流传着一个他的故事——一次被盗贼所困，盗贼问：盗贼可有良知。他答有。盗贼不信。他说：你们把衣服脱下来，我一层层证明给你看。脱到裤衩时，盗贼不愿脱了。王阳明说：你看，这知耻就是你们的良知。
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赤身裸体，但知拿树叶挡住私处。这个故事正因为知者众，反而听起来不那么吸引人。
知耻，即知觉的一种。知而不觉，是大耻，知而有觉，即良知。
高群书导的平民电影《神探亨特张》中有这样一个桥段：警察审问小偷时，小偷辩解说，“社会上有那么多缺大德的人你不抓，为什么偏偏盯上我啊？”无耻者的逻辑是：总有人比我更无耻。
张立宪扮演的警察过去拍了拍贼的肩膀：“你呀，五行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