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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格局出现了分化：美国的经济强势回暖，新兴经济体仍然深陷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泥潭，文章试图从经济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角度来研究这种分化格局的出现，初步探究了肇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通过国际贸易渠道、通过监管结构的缺陷和通过金融渠道的传导机制。
关键词：传导机制；贸易互补性指数；监管结构；不对称相互依赖
美国作为危机爆发的全球最发达经济体，它的经济恢复状况尤为引人注目。当前，美国正在享受经济回暖的浪潮：失业率下降，房地产市场得到了修复，货币政策开始收紧。但是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仍然深陷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泥潭，全球经济复苏格局出现了分化。本文试图从经济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角度来研究这种分化格局出现的原因，从三个维度——通过贸易渠道传导、通过监管结构的缺陷传导和通过金融渠道传导探讨了危机的传导。文章首先以中美贸易为例分析了危机是如何通过贸易渠道传导的，以及贸易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是如何影响经济复苏格局的分化的。
一、 危机通过贸易渠道的传导机制
危机的第一个传递机制就是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来体现的，如果它们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深，那么一旦A国发生危机，危机就越有可能传导到B国。此外，两个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不对称的，即相互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假设B国在某产业更加依赖A国，那么A国的危机对B国特定产业的影响是更加大的。下面的分析主要利用贸易互补性指数、以中美贸易为例来分析在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下，危机通过贸易途径的传导机制。
贸易互补性指数（Trade Complementarities Index，TCI）衡量的是，当一国出口的产品类别与另一国的出口产品类别吻合时，两国在该产品类别的互补性就大，反之互补性就小。本文采用的贸易标准分类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标准（SITC Rev.3），在SITC Rev.3划归的十大类贸易商品中，0-4类为初级产品，第6、8类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第5、7、9类为资本密集型产品。作者根据联合国的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到了2000年～2013年中美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从总量上看，我们观察到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都是围绕着数值1.0进行波动的，这说明在总体上中美贸易的互补性是显著且稳定的。此外，在2001年～2013年之间，以中国的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性指数一直是大于1的，这表明中美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但是，在经济危机期间，中美贸易的互补性有较大的波动，以中国出口计算的TCI由2007年1.05上涨到2009年的1.18，上涨了12%。上述变化表明经济危机对中美贸易的互补性影响是相对巨大的，究其原因就离不开对总量背后的结构问题的分析，下面就运用初级产品、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数据来探寻结构的变化。
从结构上看，对于初级产品，中美初级产品TCI的变动区间基本集中在0.04～0.08之间，并且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在美国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压力是巨大的，中国是初级产品的需求国；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中国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有明显的下降——从2000年的0.61下降到2012年的0.47，下降了近32%。这表明虽然中美进行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的优势还是很明显，但是互补性被削弱了。在2008年～2013年经济危机期间，中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方面的互补性虽然有些许波动，但是没有遭受危机带来的较大影响。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中已经有相对稳固的市场，经济危机基本没有打击到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產品在美国市场中的地位；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对比初级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TCI数据的变化，反映了在2000年～2013年间，中国的出口结构逐步从以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重，向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重转变，中国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地位在逐步增加。
因为美国占据的是国际贸易价值链高端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市场，中国占据的是国际贸易价值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又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要大于资本密集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这意味着前者的进口替代弹性要大于后者，那么中国在上述这些产业的贸易被中断的机会成本就会大于美国。此次危机之后，美国大力振兴制造业，试图填补制造业的“空心化”，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打击，使得发端于美国的危机传导到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将中美在贸易中存在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类推到更多的国家之间，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国家”、新兴经济体为“外围国家”的贸易体系中，就可以从贸易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找寻到经济复苏格局分化的第一种原因。
二、 危机通过监管漏洞的传导机制
此次经济危机国际传导的第二个途径就是通过监管渠道的漏洞，下面以美、德、日的监管模式为例阐述该机制的作用机理。美、德、日三个经济体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都采纳了一体化监管模式。该监管模式是对金融企业提供的服务愈加全方位的认同，也是对经济发展全球化趋势的认同。美国的监管主要在两个层面，即联邦层面和州立层面分别进行监管。在联邦政府层面上，有五个机构行使监管和审查的权力，即货币监管署、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储蓄管理局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除了国家信用社管理局，上述机构管辖权的边界经常是模糊的，并且他们的责任明显是重叠的。这种模式的优势是，一个专业的监管者可以用一以贯之的原则对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企业实施相同的连续监管；权力范围的明晰界定，使监管缺失、监管套利等行为较少发生；可以掌握某企业更为全面的业务信息。但是不可以忽略的就是一体化监管模式的缺点。
在一体化监管模式下，如果该一体化监管者忽略经济发展中的致命缺陷，或者没有发现监管缺陷孕育的系统性风险，那么就没有其他的机构来弥补该过失了。除此之外，由于一体化监管者过于庞大，所以一般会被划分为易于管理的几个部门，而且一些国家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一些与一体化监管者监管领域重叠的机构也存在。所以要想实现上述一体化监管的优势，必须要加强各个部门的信息交流和协调。 例如，虽然德国的联邦金融管理局（BaFin）是一体化监管者，但是由于德意志联邦银行历史上一直专心致力于银行业的监管，并且监管其他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也是、需要德意志联邦银行，所以该中央银行仍旧在银行业的监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既然BaFin和德意志联邦银行都监管银行业，那么监管重叠就不可避免了，所以信息的协调和合作就至关重要了。
此外，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需要借助英国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挤兑事件的发生来反思自己的监管了。北岩银行是英国第五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它在次贷危机中遭受了业务损失进而被挤兑。北岩银行于2007年8月9日向英格兰银行提出紧急援助请求，直到9月14日英格兰银行和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愿意提供流动性，二者的合作协调效率低下可见一斑。北岩银行在FSA的三个不同部门的监管下很多年，而这三个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流动是中断的，不论是部门内部还是部门彼此之间。
不仅仅是宏观的国家监管模式出现了纰漏，微观的信用评级机构也没有扮演好在借贷市场中的“守门人”角色，其评价的AAA证券的信用是脆弱的。享誉世界的三大评级机构是标准普尔（Standard
关键词：传导机制；贸易互补性指数；监管结构；不对称相互依赖
美国作为危机爆发的全球最发达经济体，它的经济恢复状况尤为引人注目。当前，美国正在享受经济回暖的浪潮：失业率下降，房地产市场得到了修复，货币政策开始收紧。但是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仍然深陷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泥潭，全球经济复苏格局出现了分化。本文试图从经济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角度来研究这种分化格局出现的原因，从三个维度——通过贸易渠道传导、通过监管结构的缺陷传导和通过金融渠道传导探讨了危机的传导。文章首先以中美贸易为例分析了危机是如何通过贸易渠道传导的，以及贸易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是如何影响经济复苏格局的分化的。
一、 危机通过贸易渠道的传导机制
危机的第一个传递机制就是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来体现的，如果它们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深，那么一旦A国发生危机，危机就越有可能传导到B国。此外，两个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不对称的，即相互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假设B国在某产业更加依赖A国，那么A国的危机对B国特定产业的影响是更加大的。下面的分析主要利用贸易互补性指数、以中美贸易为例来分析在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下，危机通过贸易途径的传导机制。
贸易互补性指数（Trade Complementarities Index，TCI）衡量的是，当一国出口的产品类别与另一国的出口产品类别吻合时，两国在该产品类别的互补性就大，反之互补性就小。本文采用的贸易标准分类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标准（SITC Rev.3），在SITC Rev.3划归的十大类贸易商品中，0-4类为初级产品，第6、8类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第5、7、9类为资本密集型产品。作者根据联合国的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到了2000年～2013年中美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从总量上看，我们观察到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都是围绕着数值1.0进行波动的，这说明在总体上中美贸易的互补性是显著且稳定的。此外，在2001年～2013年之间，以中国的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性指数一直是大于1的，这表明中美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但是，在经济危机期间，中美贸易的互补性有较大的波动，以中国出口计算的TCI由2007年1.05上涨到2009年的1.18，上涨了12%。上述变化表明经济危机对中美贸易的互补性影响是相对巨大的，究其原因就离不开对总量背后的结构问题的分析，下面就运用初级产品、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数据来探寻结构的变化。
从结构上看，对于初级产品，中美初级产品TCI的变动区间基本集中在0.04～0.08之间，并且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在美国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压力是巨大的，中国是初级产品的需求国；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中国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有明显的下降——从2000年的0.61下降到2012年的0.47，下降了近32%。这表明虽然中美进行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的优势还是很明显，但是互补性被削弱了。在2008年～2013年经济危机期间，中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方面的互补性虽然有些许波动，但是没有遭受危机带来的较大影响。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中已经有相对稳固的市场，经济危机基本没有打击到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產品在美国市场中的地位；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对比初级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TCI数据的变化，反映了在2000年～2013年间，中国的出口结构逐步从以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重，向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重转变，中国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地位在逐步增加。
因为美国占据的是国际贸易价值链高端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市场，中国占据的是国际贸易价值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又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要大于资本密集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这意味着前者的进口替代弹性要大于后者，那么中国在上述这些产业的贸易被中断的机会成本就会大于美国。此次危机之后，美国大力振兴制造业，试图填补制造业的“空心化”，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打击，使得发端于美国的危机传导到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将中美在贸易中存在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类推到更多的国家之间，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国家”、新兴经济体为“外围国家”的贸易体系中，就可以从贸易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找寻到经济复苏格局分化的第一种原因。
二、 危机通过监管漏洞的传导机制
此次经济危机国际传导的第二个途径就是通过监管渠道的漏洞，下面以美、德、日的监管模式为例阐述该机制的作用机理。美、德、日三个经济体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都采纳了一体化监管模式。该监管模式是对金融企业提供的服务愈加全方位的认同，也是对经济发展全球化趋势的认同。美国的监管主要在两个层面，即联邦层面和州立层面分别进行监管。在联邦政府层面上，有五个机构行使监管和审查的权力，即货币监管署、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储蓄管理局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除了国家信用社管理局，上述机构管辖权的边界经常是模糊的，并且他们的责任明显是重叠的。这种模式的优势是，一个专业的监管者可以用一以贯之的原则对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企业实施相同的连续监管；权力范围的明晰界定，使监管缺失、监管套利等行为较少发生；可以掌握某企业更为全面的业务信息。但是不可以忽略的就是一体化监管模式的缺点。
在一体化监管模式下，如果该一体化监管者忽略经济发展中的致命缺陷，或者没有发现监管缺陷孕育的系统性风险，那么就没有其他的机构来弥补该过失了。除此之外，由于一体化监管者过于庞大，所以一般会被划分为易于管理的几个部门，而且一些国家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一些与一体化监管者监管领域重叠的机构也存在。所以要想实现上述一体化监管的优势，必须要加强各个部门的信息交流和协调。 例如，虽然德国的联邦金融管理局（BaFin）是一体化监管者，但是由于德意志联邦银行历史上一直专心致力于银行业的监管，并且监管其他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也是、需要德意志联邦银行，所以该中央银行仍旧在银行业的监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既然BaFin和德意志联邦银行都监管银行业，那么监管重叠就不可避免了，所以信息的协调和合作就至关重要了。
此外，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需要借助英国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挤兑事件的发生来反思自己的监管了。北岩银行是英国第五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它在次贷危机中遭受了业务损失进而被挤兑。北岩银行于2007年8月9日向英格兰银行提出紧急援助请求，直到9月14日英格兰银行和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愿意提供流动性，二者的合作协调效率低下可见一斑。北岩银行在FSA的三个不同部门的监管下很多年，而这三个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流动是中断的，不论是部门内部还是部门彼此之间。
不仅仅是宏观的国家监管模式出现了纰漏，微观的信用评级机构也没有扮演好在借贷市场中的“守门人”角色，其评价的AAA证券的信用是脆弱的。享誉世界的三大评级机构是标准普尔（Stand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