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劳资关系中涉及到的工会作为重要主体加入模型中，构建政府监管下的企业-工会防范合谋模型;模型中对企业、工会、劳动者及政府各方主体成本、收益作基本假设与变量定义，依效用最大化原则构建拉格朗日方程，求解均衡解;通过均衡解分析发现在政府获取最大利益情况下企业与工会仍具有正收益，政府对于企业、工会最优罚金数应与双方合谋各自获取利益相等，税务代收工会经费手续费比例适当上调可减少合谋情况发生。
　　关键词：政府行为和谐劳动关系防范合谋拉格朗日乘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构建和谐社会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而劳动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然而，随着国有企业混改不断深化，国有经济的产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工会缺位、民主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频现。劳动关系中“资强劳弱”特征的直接后果是出现大量集体劳动争议和群体性事件，政府作为第三方监管部门，维护劳方权益，緩和劳动关系迫在眉睫[4]。因此，探索政府缓解劳动关系不和谐的有效途径，协调主体利益关系，对于促进国企混改、企业经营、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现意义重大。
　　一、研究综述
　　国外劳资关系理论研究自19世纪中叶西欧产业革命之后开始出现，发展日趋成熟[5]。纵观国外相关理论研究，Peter Drucker[1]（2013）认为劳动关系紧张主要原因是劳动者对于自己作为被管理者地位的不满。John Mousse[2]（2010）指出市场在调节劳动关系方面起重要作用。John Kangmons[3]（2011）认为由于共同利益的存在，劳资双方的冲突对立通过某种机制和手段可得以化解，向着和谐劳动关系方向发展。国内劳动关系相关理论研究，周晓光[6]（2015）从企业方面阐述企业方为了追求更多利益压榨工人，压低劳动成本，导致工人不满。胡婷[7]（2013）认为政府在改革中修复措施有合理性和实用性，但由于时滞效应，修复措施无法奏效，引发劳动关系矛盾。邵强[8]（2013）提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建立和完善企业、劳动者、政府“三方机制”。张彦博[9]（2018）通过Stackelberg微分博弈模型得出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的合谋程度与地方政府的GDP偏好成正相关，与环境绩效的考核比重成负相关。王彦皓[10]（2017）指出政企合谋带来的监管放松和处罚不力弱化了环境规制对合谋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聂辉华[11]（2015）通过分权和集权体制分别研究了中央政府允许合谋现象存在原因，发现分权制下中央政府在政企合谋的情况下获得的效用不一定比理论中社会最优水平低导致经济量降低，政府税收减少。
　　根据以上文献，国外学者认为劳动关系不和谐应多发挥市场作用，弱化政府作用，这虽与我国国情有根本不同，但国外认为企业和劳动者由于共同利益存在双方可由冲突走向合作，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有很大指导和借鉴意义。国内学者在劳动关系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综述中多从政府、劳动者、企业角度出发，分别阐述其如何作用于和谐劳动关系，忽视工会主体因素。在政企合谋方面，学者更多倾向于研究合谋对环境的影响，对劳动关系影响阐述较少。文章尝试借助政企合谋模型创造性引入工会主体，从政府角度探索防范合谋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