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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在旅行之中，无论是以一小时几公里的速度穿越一片荒野，从一个村庄到达另一个村庄，还是乘着航空器，以一小时几百公里的速度飞越岛屿星列的大洋，从一片大陆到另一片大陆，我都会观察和琢磨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理。一块被冰川从高处山峰搬运到谷地中的孤独的岩石，还是海洋中的一座岛，一片陆地刚刚出现在视野中时，陆地伸入海洋的岬角，那些被海浪拍击的海岸，都是一个旅行者醉心关注的天造地设浑然天成的美感。
但我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地域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纯地理学的概念。“地”，在中文中是大地，是地理。而“域”这个字，却不只是地理，而是具有文化意义的某个范围。决定这个范围的，是在生活那个特定区域之内的人的社会，是族群，是文化，是某种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方式，甚至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个“域”的存在，完整的地理上便有了种种人为的界限。
地域，便成为特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空间，置身其上的便是国与族的存在。正由于此，不同地域既可以是一个交互的空间，也可以是人为划定的意识的疆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的文学表达中，关涉到地域时，除了极少数的文字是关于纯粹的地理存在外，大多数文本所要呈现的，其实便是那个特定地域中的人群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重构建。从古到今，很多的作家，都在对自己所生活的地域进行着不倦地书写。这些书写中，为我们呈现了那些地域中的某种现实，成为我们的文化记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域的书写往往与特定的国或族的意识相关，在这种情形下，由于政治的，或者写作者自身献身国或族的意识构建的热情，地域性的书写往往也会加入意识形态的合唱，而失去文学家本该具有的基本立场。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就是书写者因此失去把个人的或局部的危机普遍化地，与整个人类命运相联系的愿望与能力。
文学当然是无从离开地域的，因为地域本身就是一个题材的同时也是一个意义的空间。当一个书写者进入这个特定的空间，就会听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呼喊。这些呼喊是一种祈求，也是一种命令。来自内部的呼喊是：说出我们！你是挑选出来的代言人，说出我们！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这个地域上的全体吗？往往不是，那些对你用祈使句说话的，其实只是这个全体中的少数，是这个全体中那些掌握话语权与其他权力的少数——我们这个社会每一族群中，总有优越感十足的人把自己当成全体的当然代表来对我们发出种种指令。同时，当我们进入某种地域性的写作时，也会听到来自外部的强烈的声音，这个声音同样也是优越感十足的，专横却意识不到自己专横的，这个声音是说，来吧，说出你们！说出你们！说出不一样的你们！
本来，身在某个地域而写出这个地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人必须在某种空间中活动，要写人的活动，就必得写出那个空间，人也必须依存于某个族群或文化，写出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自然就写出了那个社会与文化。但是，这样一件在文本构建过程必然会发生的事实，在大多数情形下，并不被人们特别注意与讨论。因为，地域作为一种显性的空间，一种隐形的疆界只是文本的一个背景，但我们对存在于那个背景之上的人生与社会内容有忠实表达的时候，这个背景也会自然浮现。而并不需要特别强调。但是，当这种书写不是发生在文化中心，而是转移到那些被视为边疆的被视为蒙昧世界的地带时，书写的对象变为某个少数族群那里的时候，人们却会有意无意间开始强调地域这个概念，这时，地域或者地域性其实已经带上另外的意思。这时，它的意思已经悄然转换，变成了“异域”。
这个“异域”，正是萨义德所指称的东方主义的两个特征之一。
我二十多年的书写生涯中所着力表现的西藏，正是这个世界最乐意标注为异域的地区。当我书写的时候，我想我一直致力的是书写这片蒙昧之地的艰难苏醒。苏醒过来的人们，看到自己居然置身在一个与其他世界有着巨大时间落差的世界里，这也是这个世界与其他世界最关键的不同。面对这种巨大的落差，醒来的人们不禁会感到惊愕，感到迷惘与痛楚。他们上路，他们开始打破地理与意识的禁锢，开始跟这个整个世界对话，开始艰难地融入。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非常明确，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记录这个苏醒的过程，这个令人欣慰，也同时令人倍感痛苦的过程。因为当今之世，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偏远角落，任何一个无论用了多长时间将自己封闭在过去时代的族群，最终都必须面对这个世界。如果你不打算面对，外部的势力也会用强力逼迫，大声呼喊着，让你融入这个世界。早在上个世纪初叶，英国人就从当时的英属印度出发，以大炮和刺刀开路，直接进军拉萨。强迫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建立商道，与外部世界交换商品，架设电报和电话线路，和外部世界交换信息。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西藏打破长达千年的中世纪的迷梦，如果不是全体，至少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开始艰难寻路，寻求通往新世界的道路。我充分意识到，我所要做的，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敏锐的同时也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
我以为这样的行为在这个世界是会受到欢迎的。但二十多年的写作实践告诉我，情形并不真是这样的。
我发现，正因为这特别的地域，我的书写会受到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的双重挤压。而这种挤压的思想根源正是基于东方主义的先验的规定性。
我清楚记得，当我第一次在美国出版我小说的英文版，那时，我的英译者，经纪人，出版社都抱着巨大的热情与期待，但书一上市，就传来不好的消息，因为这样的书写并不符合一些人关于西藏的先验的想象。这些人不是普通人，而是人类学家，是宗教学者。这些人甚至感到愤怒，因为那些现实的书写颠覆了他们对于西藏的规定性，没有把西藏写成一个祥云缭绕的宗教之国，一个遗世独立的香格里拉。我特地研究过西方人对于西藏书写的变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关于西藏的书写其实还是相当客观的，那就是写西藏的自我封闭，写进入西藏是如何艰难，进入以后看到的社会生活又是多么蒙昧与残酷。但是，到五十年代以后，这种书写开始有趣地变化，西藏开始被美化，被越来越多的文字描绘为一个上师们导引着人们一心向善的精神高地。所以，我不得不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敌意而进行的有意遮蔽。
但我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地域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纯地理学的概念。“地”，在中文中是大地，是地理。而“域”这个字，却不只是地理，而是具有文化意义的某个范围。决定这个范围的，是在生活那个特定区域之内的人的社会，是族群，是文化，是某种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方式，甚至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个“域”的存在，完整的地理上便有了种种人为的界限。
地域，便成为特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空间，置身其上的便是国与族的存在。正由于此，不同地域既可以是一个交互的空间，也可以是人为划定的意识的疆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的文学表达中，关涉到地域时，除了极少数的文字是关于纯粹的地理存在外，大多数文本所要呈现的，其实便是那个特定地域中的人群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重构建。从古到今，很多的作家，都在对自己所生活的地域进行着不倦地书写。这些书写中，为我们呈现了那些地域中的某种现实，成为我们的文化记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域的书写往往与特定的国或族的意识相关，在这种情形下，由于政治的，或者写作者自身献身国或族的意识构建的热情，地域性的书写往往也会加入意识形态的合唱，而失去文学家本该具有的基本立场。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就是书写者因此失去把个人的或局部的危机普遍化地，与整个人类命运相联系的愿望与能力。
文学当然是无从离开地域的，因为地域本身就是一个题材的同时也是一个意义的空间。当一个书写者进入这个特定的空间，就会听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呼喊。这些呼喊是一种祈求，也是一种命令。来自内部的呼喊是：说出我们！你是挑选出来的代言人，说出我们！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这个地域上的全体吗？往往不是，那些对你用祈使句说话的，其实只是这个全体中的少数，是这个全体中那些掌握话语权与其他权力的少数——我们这个社会每一族群中，总有优越感十足的人把自己当成全体的当然代表来对我们发出种种指令。同时，当我们进入某种地域性的写作时，也会听到来自外部的强烈的声音，这个声音同样也是优越感十足的，专横却意识不到自己专横的，这个声音是说，来吧，说出你们！说出你们！说出不一样的你们！
本来，身在某个地域而写出这个地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人必须在某种空间中活动，要写人的活动，就必得写出那个空间，人也必须依存于某个族群或文化，写出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自然就写出了那个社会与文化。但是，这样一件在文本构建过程必然会发生的事实，在大多数情形下，并不被人们特别注意与讨论。因为，地域作为一种显性的空间，一种隐形的疆界只是文本的一个背景，但我们对存在于那个背景之上的人生与社会内容有忠实表达的时候，这个背景也会自然浮现。而并不需要特别强调。但是，当这种书写不是发生在文化中心，而是转移到那些被视为边疆的被视为蒙昧世界的地带时，书写的对象变为某个少数族群那里的时候，人们却会有意无意间开始强调地域这个概念，这时，地域或者地域性其实已经带上另外的意思。这时，它的意思已经悄然转换，变成了“异域”。
这个“异域”，正是萨义德所指称的东方主义的两个特征之一。
我二十多年的书写生涯中所着力表现的西藏，正是这个世界最乐意标注为异域的地区。当我书写的时候，我想我一直致力的是书写这片蒙昧之地的艰难苏醒。苏醒过来的人们，看到自己居然置身在一个与其他世界有着巨大时间落差的世界里，这也是这个世界与其他世界最关键的不同。面对这种巨大的落差，醒来的人们不禁会感到惊愕，感到迷惘与痛楚。他们上路，他们开始打破地理与意识的禁锢，开始跟这个整个世界对话，开始艰难地融入。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非常明确，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记录这个苏醒的过程，这个令人欣慰，也同时令人倍感痛苦的过程。因为当今之世，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偏远角落，任何一个无论用了多长时间将自己封闭在过去时代的族群，最终都必须面对这个世界。如果你不打算面对，外部的势力也会用强力逼迫，大声呼喊着，让你融入这个世界。早在上个世纪初叶，英国人就从当时的英属印度出发，以大炮和刺刀开路，直接进军拉萨。强迫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建立商道，与外部世界交换商品，架设电报和电话线路，和外部世界交换信息。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西藏打破长达千年的中世纪的迷梦，如果不是全体，至少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开始艰难寻路，寻求通往新世界的道路。我充分意识到，我所要做的，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敏锐的同时也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
我以为这样的行为在这个世界是会受到欢迎的。但二十多年的写作实践告诉我，情形并不真是这样的。
我发现，正因为这特别的地域，我的书写会受到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的双重挤压。而这种挤压的思想根源正是基于东方主义的先验的规定性。
我清楚记得，当我第一次在美国出版我小说的英文版，那时，我的英译者，经纪人，出版社都抱着巨大的热情与期待，但书一上市，就传来不好的消息，因为这样的书写并不符合一些人关于西藏的先验的想象。这些人不是普通人，而是人类学家，是宗教学者。这些人甚至感到愤怒，因为那些现实的书写颠覆了他们对于西藏的规定性，没有把西藏写成一个祥云缭绕的宗教之国，一个遗世独立的香格里拉。我特地研究过西方人对于西藏书写的变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关于西藏的书写其实还是相当客观的，那就是写西藏的自我封闭，写进入西藏是如何艰难，进入以后看到的社会生活又是多么蒙昧与残酷。但是，到五十年代以后，这种书写开始有趣地变化，西藏开始被美化，被越来越多的文字描绘为一个上师们导引着人们一心向善的精神高地。所以，我不得不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敌意而进行的有意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