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听证会理解为由听证代表决策，是对听证会功能的“过度期待”，这种“过度期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形式的公众参与途径的匮乏
　　
　　1月22日，降低移动电话国内漫游资费上限标准的听证会于北京举行。通过百度搜索“漫游费听证”，相关讨论网页已超过230多万个。这些讨论，大多涉及到对这次漫游费听证会程序公正和结果有效性的怀疑、对我国价格听证制度意义的焦虑、以及对重建公共生活游戏规则的渴望和期待。
　　公众对本次漫游费听证的讨论，弥漫着焦虑和质疑。公众的质疑，主要集中于听证会组织和展开的各项程序行动。例如，听证会代表是如何遴选的？这些代表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听证会讨论方案如何产生？为什么听证会只能在两套备选方案中做“选择题”？公众为什么不能参与听证会议题的设定？为什么不公开手机漫游费的成本？听证会过程为什么不对社会全方位公开？
　　我们注意到，来自公众的这些质疑，在听证会组织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其结果是助长了公众的焦虑和悲观情绪，一些消费者甚至悲观地预测：“这次听证会注定了是一场做秀”。
　　平心而论，公众就本次“降价”听证会所质疑的问题，其实是“老问题”而非“新情况”。每一次涉及到公众生活的重大价格听证会进行过程中，我们都听到同样的声音，同样的质疑。遗憾的是，质疑的声音徒有空谷余响，却并未启动富有意义的回应和交流，更遑论听证会程序制度的改进。我们不免要问：是公众提出的问题过于离谱，不值得回应和交流？还是过于切中要害，不愿回应和交流？抑或听证组织者根本就没倾听或听到这些质疑的声音？
　　假如将公共生活比喻为一系列“公共参与的游戏”，那么我们将不难想象，公平的游戏规则——确保所有参与者平等、真诚、理性进行沟通、交涉和妥协的规则，是构建公平和谐公共生活的制度基础。
　　从这一意义上看，此次漫游费听证，也可以被当作一次拷问价格听证游戏规则合理性、反思困扰我国听证制度实践诸问题的一个契机、一次重要的公共学习机会。从过往实践来看，不论是听证规则还是听证实践，都指向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在价格听证会制度实践中，政府决策部门、经营者、以及一般公众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互信和共识资源的匮乏。其集中表现是:社会公众对价格听证会的“审美疲劳”越来越明显；对价格决策部门是否有诚意倾听公众声音持有较大的怀疑甚至悲观态度。
　　听证会制度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共信任危机。化解危机，需要政府决策部门、听证会参与各方、以及社会公众藉由富有诚意的程序化的行动，超越“做秀”，回归真诚的交流与沟通。
　　要使听证会超越“做秀”，首要的方面是政府价格主管和决策部门要想办法使其倾听和交流的诚意让公众切实感受到。诚意不是言语的说教和自我标榜，而应经由行动证明；诚意不仅需要实际上存在，而且需要让公众相信它的存在。因此，政府赖以展现其诚意的核心机制，只能是公开、公正的听证程序规则，以及严格按照这些程序规则而展开的行动。在这方面，现有听证程序规则大有改进空间。
　　例如，对于听证会要讨论的问题，可以更加开放，而不是让公众做“限选题”。这种改进可以使价格决策部门更加中立，避免利益裙带关系的嫌疑。同时，价格听证过程可以更加公开，使公众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利益各方诉求，从而抑制信息和话语的垄断，增进公众对决策方案的理解和共识。
　　另一方面，超越“做秀”的听证会实践，也需要听证会参与各方以及社会公众调整对听证会制度的功能期待。从目前价格法的规定来看，听证会的功能并不是通过听证代表表决而决定公共政策，其功能主要是以集中、公开、有序的方式使各方利益诉求得以表达、对各种核心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加均衡充分的知识和信息。
　　将听证会理解为由听证代表决策，是对听证会功能的“过度期待”；而过度期待与现实结果的反差，将会加剧公众心理上的挫败感和失望。但对公众的“期待饥渴”，我们不应过分指责，因为这种“过度期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途径的匮乏。因此，开拓和完善有效的、多渠道的公众参与形式，例如公众评论、开放式讨论会等机制，已成为当代公共生活中紧迫而现实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