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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金陵以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地位而人文荟萃,私家藏书之风由来已久,起于六朝而盛于明清。“甘熙宅第”的津逮楼,仅仅是金陵藏书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座藏书楼具有厚重的历史传统与深刻的人文内涵,它所保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充分反映出金陵文脉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
【关键词】清代 金陵 藏书楼 津逮楼 甘氏家族
“甘熙宅第”内的津逮楼是清代金陵著名的藏书楼。此楼以其藏书精珍,时为文坛名儒争相探访之所,久为古籍读藏者所津津乐道。纵观此前对津逮楼的相关论述,概因所据史料匮乏,其应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未得彰显。笔者拟对“津逮”往事再做一番钩沉。
千年家学奠磐基
津逮楼的出现,发源于其家族历史文化之温壤。考其家族历史,其先祖如商秦时期的甘盘、甘茂、甘罗,以及东汉苍梧太守甘定、东吴西陵太守甘宁、吴尚书甘述、吴太子太傅甘昌、东晋刺史于湖侯甘卓。隋唐时期,又有青州刺史甘寿、濮州甄城县令甘显、青州刺史甘珍、房州刺史甘元琰、大唐鸿胪卿甘元柬、朝散大夫试司宾少卿甘昭、唐开元年间与魏包奉诏注《庄子》的赞善大夫甘晖等。上述足见,甘氏家学渊源,文化根基深固。
金陵甘氏自两晋以来,恒以诗礼传家。其族谱云:“本支百世,或立功于战国纵横之际,或垂名于三方各据之时。赫赫芳声尚载前朝之信史,遥遥华胄犹存后裔以余风”。其家族于元代设立有相堂。有相堂子孙勤于学问,奋读于家塾。元代登进士榜的甘霖,明喻子孙笃守其家学门风: “学博而问广,识远而谋深,得时以行其道”。可见,甘家自古皆为读书人家,世代书香由来已久。在中国古代,大凡读书人家皆渴望有自己的藏书楼。而津逮楼的出现,正是源自其家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及厚重的历史积淀,为后世之津逮楼奠定了坚实的文化磐基。
百年人文铸“津逮”
明朝弘治年间,甘家一支自金陵小丹阳迁居城内。嘉庆四年,于城内西锦绣坊一带置地建宅告成。甘家迁居新宅,即现在的“甘熙宅第”。约于清乾嘉年间,甘家择其儒学精髓之“友恭”二字立为分支堂号,可知其家族的儒雅风范。
清代时,甘家“亦商亦儒”。清中叶前,浸淫文化崛起士林,以科举挂名朝籍者代有其人。甘方栋,字遴士,号国栋。赠中议大夫、通奉大夫,浙江候补知府加二级。其长子甘福,字德基,号梦六。国子监生,累赠通议大夫三品封典。甘福自幼聪颖过人,五岁时即能工属对,所读之书,过目辄成诵。塾师戴先生对他很是器重,视其为读书之才,谓异日当可大成。但是,甘福作为长子,十四岁时,父亲就命其放弃举子业,治生产。但甘福自幼嗜学慕古,为分担家业放弃科举以后,每日仍坚持读书至夜分不辍。
早年,甘家的藏书之所为“桐阴小筑”和“保彝斋”。据桐城派学者马沅的《桐阴小筑记》云:“桐阴小筑者,梦六先生藏书处也。拓地半弓,排签万卷。池横碍步,疏落叶而泉通,山大如拳,拨蒙茸而路杂,地无他树,但种高梧,庭有余清,常垂新阴。”姚鼐、孙星衍、伍长华等名儒亦有题诗:“室可催成种树难,疏桐差易出檐端。不须早计思爱伐,只爱清阴覆座寒。”“炎曦满地红,桐影接天碧。”“书卷三千富,桐阴百尺高。”“流水小桥三径曲,碧梧修竹一窗凉。”
随着甘家后裔的逐年增多,加之在历代藏书的基础上,又积年收藏了大量秘籍善本以及金石彝鼎,皆散存于家中各舍。道光十二年,甘家的藏书楼应运而生。楼曰“津逮”,典出《水经注·河水》:“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上罕有津逮者,因谓之积书岩。”据甘熙《白下琐言》记载:‘津逮楼’和‘保彝斋’的匾额,皆程春海手笔。程春海是嘉庆进士,嘉道间与阮元并为儒林之冠。另有“丹徒张葆岩先生崟,为绘《吴越载书图》长卷,名流题咏殆遍,……阳城张古余、泾县朱兰坡两先生各撰序。”甘福于津逮楼落成之日,作七律有云:“为语儿孙勤世守,此中滋味最悠长”。其长子甘煦时在安徽太平教谕任上,亦作七律两首志喜。甘熙评曰:经史古籍“勤加搜访,宝若珠玑,悉为传经而计”。甘熙一语道出,为不辱先哲传承书香之垂训而建藏书楼的深意。
在筑建藏书楼的过程中,尤能体现其家族所固有的友恭精神。甘福在主持家政期间,躬履友恭家训,处处表率诸弟。因此,兄弟四人均放弃了个人对仕途的追求,同心协力,以勤俭砥砺,共创家业,数十年如一日,为后人“以科举挂名朝籍”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除了经商有道,其人文精神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蕴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友恭精神,对家族产生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津逮楼,则是承载这厚重历史及其人文精神的物质载体。
藏书推惠于金陵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藏书被视为一种文化传统。私家藏书楼皆遵循以藏为主的原则,如“天一阁”就规定:“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然而,甘家的津逮楼就已经对传统的“以藏为主”原则进行了改革。甘福虽制定严规:“至亲密友不得私自借书下楼,愿就读者听。违者以家法治。”但津逮楼已允许家族以外的人登楼阅览,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慕名而至。甘熙《白下琐言》记载:“陆心兰方伯,浙江仁和人,庚寅官江宁藩司。尝仿《宋名臣言行录》,纂辑《国朝名臣名儒嘉言懿行》,汇为一册,悉取予家津逮楼藏籍,以资搜讨”。甘勲为朱绪曾题《开有益斋读书志跋》:“先生辑《金陵诗徵》,亦假余家津逮楼书,瓻借往还,几于置驿。”甘氏不以所藏私子孙,而推惠于郡里士林。当代国学大师徐复观先生推崇曰:“甘福父子,有功士林”。
甘福曾编成《津逮楼书目》十八卷。嘉庆进士朱存,时与姚鼐、李兆洛鼎足而三,同负江南儒林宿望。朱存撰《甘氏津逮楼藏书目录序》云:“余来金陵,博谘询,约举所知,抵寓公数人,如方伯唐六枳师,暨方茶山廉访、张古余观察,俱颇富,而土著殊寡,今乃得之甘君梦六翁之津逮楼。翁性喜书画,工赏鉴,于典籍尤癖嗜,凡市肆陈弃旁及穷乡僻壤,须蚀鼠啮之余,靡不珍重购归,躬为补缀。复节衣食,买舟游吴越间,觅善本,盖辛勤逾三十年,楼之藏经史子集积十万卷有奇,可谓笃矣。”又云:“好古如翁,而哲嗣畸人(甘煦)明经,又能矢精力钻研考录,此岂尚因仍侪浴哉!”
甘家利用津逮楼藏书,为家乡的公益事业曾做出过诸多贡献。曾极力阻止肆意开山凿石和破坏水系,对保护南京城的生态环境,以及地形地貌等起到过积极作用。此举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道光二十一年夏,金陵遭遇水灾,时值外患频起,甘熙身为在籍郎中,因继母去世,正“读礼家居”。当得知有议论,拟将玄武湖直接通江泻洪。“此若行,为合城官民利害攸关,且恐江上诸艘,势可进逼钟山,直捣省城之背,于形势险阻尤大不便,安可轻举妄动?”。甘熙于是遍考津逮楼所藏相关文献并实地进行勘察,撰写了《后湖水道略》,又将家刻《金陵诸山形势考》一并转呈江宁布政使成世瑄,力排妄议加以阻止,使“其议始寝”。此后,道光戊申、已酉两年,家乡又连续遭遇水灾,前所开挖后湖的妄议再起。甘熙的堂弟甘勳撰写了《水利论》与《后湖形势利弊》阐述其危害,联合三学诸生多方加以劝阻。
甘熙、甘勳所表现出的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受其父辈的影响。据《甘福行述》记载:甘福“与桐城姚惜抱先生谈地学,往来浹洽,为道义交其学。”“府君又以省城来脉,宜培获,勿伤残。如上邑孔山、汤山、个字白云峰、武冈山等处,凿石烧窑,伤残来脉,关系匪轻。爰查照,乾隆四十一年成案,与同人禀请各大宪,永远封禁。惜事至垂成,而府君长逝矣。犹念弥留之际,诸叔父執来视疾,尚复谆谆,以此事是询。嘱其赶办,万勿功亏一篑”。甘熙对此评价曰:“府君所计者远且大,洵非沾沾目前已也”。
咸丰二年,甘熙在京病逝。咸丰三年,津逮楼又毁于兵燹。甘勲为光绪丙子举人,清末金陵方志学者、藏书家。诰授朝议大夫,覃恩四品封典尝戴蓝翎同知衔加一级候补知县。他与甘熙一样,著述颇丰。津逮楼遭遇兵燹后,甘勲将散落于家中各书舍的遗存藏书悉心进行整理,移于自己的“复庐书屋”。遂以“复庐”为号。但终未成功,深以不能复其旧观为憾。曾撰有《复庐日记》、《复庐诗文词集》、《复庐读书志》等书。甘熙的另一个堂弟甘炳,咸丰至光绪间,在浙江任知府,道员加三品衔。甘炳也曾试图建一座“小津逮楼”,并撰有《小津逮楼碑目》、《小津逮楼诗钞》等。
津逮旧藏今何存
津逮楼除收藏历代秘籍善本,还收藏了大量甘氏自撰著述。据笔者考证,津逮楼仍有一定数量的旧藏尚存于世。第一,津逮楼在遭遇兵燹之前,其藏书不限于津逮楼一处,家中其他书舍均有存放;第二,甘氏曾在津逮楼建成之后,对其收藏的历代乡邦文献等进行过精心挑选、编辑、刊刻,广以流传;第三,甘家津逮楼被焚之后,在其“复庐”过程中,曾将津逮楼数万卷遗存进行过一番清理;第四,甘家在即将搬离故居时,曾处理过部分古籍旧藏,其中包括误售出门的绝世孤本《金石录》(现存于北京图书馆);第五,1951年,甘家又将所遗藏书悉数交由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前身)保存。现在南图古籍部仍有津逮楼的部分遗存可见。另有部分藏书则散落于民间收藏者手中。值得庆幸的是,甘家将津逮楼遗存藏书交给地方图书馆保存,此举不仅使津逮楼的遗存得到较好保护,更为金陵藏书界保留下一笔不可多得的珍贵文化遗产。(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关键词】清代 金陵 藏书楼 津逮楼 甘氏家族
“甘熙宅第”内的津逮楼是清代金陵著名的藏书楼。此楼以其藏书精珍,时为文坛名儒争相探访之所,久为古籍读藏者所津津乐道。纵观此前对津逮楼的相关论述,概因所据史料匮乏,其应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未得彰显。笔者拟对“津逮”往事再做一番钩沉。
千年家学奠磐基
津逮楼的出现,发源于其家族历史文化之温壤。考其家族历史,其先祖如商秦时期的甘盘、甘茂、甘罗,以及东汉苍梧太守甘定、东吴西陵太守甘宁、吴尚书甘述、吴太子太傅甘昌、东晋刺史于湖侯甘卓。隋唐时期,又有青州刺史甘寿、濮州甄城县令甘显、青州刺史甘珍、房州刺史甘元琰、大唐鸿胪卿甘元柬、朝散大夫试司宾少卿甘昭、唐开元年间与魏包奉诏注《庄子》的赞善大夫甘晖等。上述足见,甘氏家学渊源,文化根基深固。
金陵甘氏自两晋以来,恒以诗礼传家。其族谱云:“本支百世,或立功于战国纵横之际,或垂名于三方各据之时。赫赫芳声尚载前朝之信史,遥遥华胄犹存后裔以余风”。其家族于元代设立有相堂。有相堂子孙勤于学问,奋读于家塾。元代登进士榜的甘霖,明喻子孙笃守其家学门风: “学博而问广,识远而谋深,得时以行其道”。可见,甘家自古皆为读书人家,世代书香由来已久。在中国古代,大凡读书人家皆渴望有自己的藏书楼。而津逮楼的出现,正是源自其家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及厚重的历史积淀,为后世之津逮楼奠定了坚实的文化磐基。
百年人文铸“津逮”
明朝弘治年间,甘家一支自金陵小丹阳迁居城内。嘉庆四年,于城内西锦绣坊一带置地建宅告成。甘家迁居新宅,即现在的“甘熙宅第”。约于清乾嘉年间,甘家择其儒学精髓之“友恭”二字立为分支堂号,可知其家族的儒雅风范。
清代时,甘家“亦商亦儒”。清中叶前,浸淫文化崛起士林,以科举挂名朝籍者代有其人。甘方栋,字遴士,号国栋。赠中议大夫、通奉大夫,浙江候补知府加二级。其长子甘福,字德基,号梦六。国子监生,累赠通议大夫三品封典。甘福自幼聪颖过人,五岁时即能工属对,所读之书,过目辄成诵。塾师戴先生对他很是器重,视其为读书之才,谓异日当可大成。但是,甘福作为长子,十四岁时,父亲就命其放弃举子业,治生产。但甘福自幼嗜学慕古,为分担家业放弃科举以后,每日仍坚持读书至夜分不辍。
早年,甘家的藏书之所为“桐阴小筑”和“保彝斋”。据桐城派学者马沅的《桐阴小筑记》云:“桐阴小筑者,梦六先生藏书处也。拓地半弓,排签万卷。池横碍步,疏落叶而泉通,山大如拳,拨蒙茸而路杂,地无他树,但种高梧,庭有余清,常垂新阴。”姚鼐、孙星衍、伍长华等名儒亦有题诗:“室可催成种树难,疏桐差易出檐端。不须早计思爱伐,只爱清阴覆座寒。”“炎曦满地红,桐影接天碧。”“书卷三千富,桐阴百尺高。”“流水小桥三径曲,碧梧修竹一窗凉。”
随着甘家后裔的逐年增多,加之在历代藏书的基础上,又积年收藏了大量秘籍善本以及金石彝鼎,皆散存于家中各舍。道光十二年,甘家的藏书楼应运而生。楼曰“津逮”,典出《水经注·河水》:“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上罕有津逮者,因谓之积书岩。”据甘熙《白下琐言》记载:‘津逮楼’和‘保彝斋’的匾额,皆程春海手笔。程春海是嘉庆进士,嘉道间与阮元并为儒林之冠。另有“丹徒张葆岩先生崟,为绘《吴越载书图》长卷,名流题咏殆遍,……阳城张古余、泾县朱兰坡两先生各撰序。”甘福于津逮楼落成之日,作七律有云:“为语儿孙勤世守,此中滋味最悠长”。其长子甘煦时在安徽太平教谕任上,亦作七律两首志喜。甘熙评曰:经史古籍“勤加搜访,宝若珠玑,悉为传经而计”。甘熙一语道出,为不辱先哲传承书香之垂训而建藏书楼的深意。
在筑建藏书楼的过程中,尤能体现其家族所固有的友恭精神。甘福在主持家政期间,躬履友恭家训,处处表率诸弟。因此,兄弟四人均放弃了个人对仕途的追求,同心协力,以勤俭砥砺,共创家业,数十年如一日,为后人“以科举挂名朝籍”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除了经商有道,其人文精神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蕴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友恭精神,对家族产生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津逮楼,则是承载这厚重历史及其人文精神的物质载体。
藏书推惠于金陵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藏书被视为一种文化传统。私家藏书楼皆遵循以藏为主的原则,如“天一阁”就规定:“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然而,甘家的津逮楼就已经对传统的“以藏为主”原则进行了改革。甘福虽制定严规:“至亲密友不得私自借书下楼,愿就读者听。违者以家法治。”但津逮楼已允许家族以外的人登楼阅览,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慕名而至。甘熙《白下琐言》记载:“陆心兰方伯,浙江仁和人,庚寅官江宁藩司。尝仿《宋名臣言行录》,纂辑《国朝名臣名儒嘉言懿行》,汇为一册,悉取予家津逮楼藏籍,以资搜讨”。甘勲为朱绪曾题《开有益斋读书志跋》:“先生辑《金陵诗徵》,亦假余家津逮楼书,瓻借往还,几于置驿。”甘氏不以所藏私子孙,而推惠于郡里士林。当代国学大师徐复观先生推崇曰:“甘福父子,有功士林”。
甘福曾编成《津逮楼书目》十八卷。嘉庆进士朱存,时与姚鼐、李兆洛鼎足而三,同负江南儒林宿望。朱存撰《甘氏津逮楼藏书目录序》云:“余来金陵,博谘询,约举所知,抵寓公数人,如方伯唐六枳师,暨方茶山廉访、张古余观察,俱颇富,而土著殊寡,今乃得之甘君梦六翁之津逮楼。翁性喜书画,工赏鉴,于典籍尤癖嗜,凡市肆陈弃旁及穷乡僻壤,须蚀鼠啮之余,靡不珍重购归,躬为补缀。复节衣食,买舟游吴越间,觅善本,盖辛勤逾三十年,楼之藏经史子集积十万卷有奇,可谓笃矣。”又云:“好古如翁,而哲嗣畸人(甘煦)明经,又能矢精力钻研考录,此岂尚因仍侪浴哉!”
甘家利用津逮楼藏书,为家乡的公益事业曾做出过诸多贡献。曾极力阻止肆意开山凿石和破坏水系,对保护南京城的生态环境,以及地形地貌等起到过积极作用。此举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道光二十一年夏,金陵遭遇水灾,时值外患频起,甘熙身为在籍郎中,因继母去世,正“读礼家居”。当得知有议论,拟将玄武湖直接通江泻洪。“此若行,为合城官民利害攸关,且恐江上诸艘,势可进逼钟山,直捣省城之背,于形势险阻尤大不便,安可轻举妄动?”。甘熙于是遍考津逮楼所藏相关文献并实地进行勘察,撰写了《后湖水道略》,又将家刻《金陵诸山形势考》一并转呈江宁布政使成世瑄,力排妄议加以阻止,使“其议始寝”。此后,道光戊申、已酉两年,家乡又连续遭遇水灾,前所开挖后湖的妄议再起。甘熙的堂弟甘勳撰写了《水利论》与《后湖形势利弊》阐述其危害,联合三学诸生多方加以劝阻。
甘熙、甘勳所表现出的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受其父辈的影响。据《甘福行述》记载:甘福“与桐城姚惜抱先生谈地学,往来浹洽,为道义交其学。”“府君又以省城来脉,宜培获,勿伤残。如上邑孔山、汤山、个字白云峰、武冈山等处,凿石烧窑,伤残来脉,关系匪轻。爰查照,乾隆四十一年成案,与同人禀请各大宪,永远封禁。惜事至垂成,而府君长逝矣。犹念弥留之际,诸叔父執来视疾,尚复谆谆,以此事是询。嘱其赶办,万勿功亏一篑”。甘熙对此评价曰:“府君所计者远且大,洵非沾沾目前已也”。
咸丰二年,甘熙在京病逝。咸丰三年,津逮楼又毁于兵燹。甘勲为光绪丙子举人,清末金陵方志学者、藏书家。诰授朝议大夫,覃恩四品封典尝戴蓝翎同知衔加一级候补知县。他与甘熙一样,著述颇丰。津逮楼遭遇兵燹后,甘勲将散落于家中各书舍的遗存藏书悉心进行整理,移于自己的“复庐书屋”。遂以“复庐”为号。但终未成功,深以不能复其旧观为憾。曾撰有《复庐日记》、《复庐诗文词集》、《复庐读书志》等书。甘熙的另一个堂弟甘炳,咸丰至光绪间,在浙江任知府,道员加三品衔。甘炳也曾试图建一座“小津逮楼”,并撰有《小津逮楼碑目》、《小津逮楼诗钞》等。
津逮旧藏今何存
津逮楼除收藏历代秘籍善本,还收藏了大量甘氏自撰著述。据笔者考证,津逮楼仍有一定数量的旧藏尚存于世。第一,津逮楼在遭遇兵燹之前,其藏书不限于津逮楼一处,家中其他书舍均有存放;第二,甘氏曾在津逮楼建成之后,对其收藏的历代乡邦文献等进行过精心挑选、编辑、刊刻,广以流传;第三,甘家津逮楼被焚之后,在其“复庐”过程中,曾将津逮楼数万卷遗存进行过一番清理;第四,甘家在即将搬离故居时,曾处理过部分古籍旧藏,其中包括误售出门的绝世孤本《金石录》(现存于北京图书馆);第五,1951年,甘家又将所遗藏书悉数交由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前身)保存。现在南图古籍部仍有津逮楼的部分遗存可见。另有部分藏书则散落于民间收藏者手中。值得庆幸的是,甘家将津逮楼遗存藏书交给地方图书馆保存,此举不仅使津逮楼的遗存得到较好保护,更为金陵藏书界保留下一笔不可多得的珍贵文化遗产。(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