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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阎明复常常会和慈善会的同志们说起宣明会的那个女孩儿。他是在贵州的大山深处遇到她的。女孩儿文文静静,衣着朴素却不失亭亭玉立之风韵。尽管大山的阳光和风雨在她的脸上、手臂上已经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可皮肤白皙得依旧晃人的眼睛。在上山的坡路上,女孩儿忽然看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阎明复先生,一双能与大山对话的美丽眼睛里即刻闪出一种兴奋、温柔、和善与刚毅交融的光亮。她所在的地方是贵州最贫困的地方,70%以上的地貌为熔岩、石山。有限的可耕作土地缺水灌溉,人与大牲畜的饮水也总是不够用。那里交通极为不便,多数村落只有靠徒步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在那里生活着的是善良、美丽、热情、执著却还贫困着的苗族同胞。
女孩儿是宣明会派到那里实施慈善项目的,在那里工作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阎明复说:“你在这里很辛苦啊!项目进行得怎样?有没有需要我帮忙解决的事情?”
女孩儿脸上即刻浮现出一片用感恩、满足与自豪合成的灿烂微笑。
“这里的百姓、干部很配合的,人都非常好。尽管有些难度,可项目进行得很顺利。贫困的村民不但解决了眼下的一些困难,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今后的希望。”女孩儿高兴地说,又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她负责的这个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还讲到很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个锻炼学习的机会,感恩这里的百姓和大山给予她的生活乐趣和过去不曾有过的成就感。阎明复细心听着,映着太阳光亮的脸上不时掠过阵阵微笑。他觉得这个女孩儿很不简单,不但品行高尚、境界高远,而且可以称得上是慈善项目方面的专家了。他询问了女孩儿的学习生活经历和家庭情况。得知女孩儿的家在香港,她本人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那一年刚刚圆满完成学业。读书时,她就常常在课余时间参与宣明会的慈善活动,大学毕业后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先到内地最贫困的地区完成一个宣明会在那里的慈善项目,然后再考虑就业的问题。女孩儿的家庭生活很优越,父母亲在香港都是有地位的上层人士。
阎明复问她眼下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女孩儿稍微想了一下,说:“最难的是洗不得澡。”女孩儿每天都要在山峦沟壑中奔波,常常是满身满头的大汗,按习惯,她每天都要洗澡,可这里既没有洗澡的条件,更没有洗澡用的水。
阎明复沉思的眼睛里闪过一种无奈一丝忧郁,他知道自己无法在这个地方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过他很快发现女孩儿的脸上并没有丝毫的抱怨,反而有一种无所谓的轻松微笑在她充满青春活力的脸颊上掠过。他也笑了一下,对女孩儿说:“我就要回贵阳了,你们宣明会一位主席也要赶到那里,你要不要到贵阳呆几天?”他想如果她去趟贵阳,既可以向领导汇报工作,又可以休整几天,好好洗个澡。
女孩儿没有迟疑,感激地笑着说:“不了,我这里的情况主席都知道,我还得抓紧干急着要干的一些事情。”她显然已经领会了阎明复的好意。
“那好吧!”阎明复说,内心的感动、感悟,已经清楚地写在了他表情丰富的脸上。他在想:她做到的,我们的同志能做到吗?
那以后,他常常很激动地和大家说起那个女孩儿,常常向人们介绍宣明会工作人员的工作、精神、境界。
他对宣明会的许多人都很熟悉,有一年我随他去湖北武汉参加一个慈善会议,世界宣明会中国办事处的总干事、东亚区域总监陈思堂先生也到会了。当大会主持人介绍到陈思堂先生时,他站了起来,大声补充道:“陈先生在香港是很有名的脑外科医生、脑科专家,为香港以及英国多家医院在脑科手术方面作出过很多贡献,是香港外科医学院的创院院士。在香港,找陈先生看病是要排队、要预约的。1996年,正当陈先生事业到达巅峰之际,他毅然放下手术刀,放下高薪厚禄和优越的生活待遇,投身国际志愿机构——世界宣明会,全身心投入中国内地的扶贫及各项工作。在扶危济困的慈善战线,陈先生付出了更多也更加艰苦的努力,2001年获委任为太平绅士,香港大学还授予陈思堂医生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为香港及内地慈善服务所作出的贡献……”
从阎明复显然有些激动的声调里,大家都明显感到了一种由衷的钦佩和推崇,也都因此牢牢记住了这位陈思堂先生。
一向沉稳、严谨、不善言辞的陈先生,清瘦的脸膛上露出谦和、质朴的微笑,镜片后一双明亮的眼睛里写满了感动。他的感动不只是阎明复对他的了解和理解。他感到,阎明复这个曾经的共产党“高官”,内地慈善组织的带头人总是像一团火一样温暖着周围的人。
我还多次听阎明复讲到过他的好朋友世界宣明会主席贺迪恩先生(Dean Hirsch)和主席助理谭帝焕先生,清晰地记住了他有关他们的介绍。
高大魁梧的贺迪恩先生是典型的美国人,高高的鼻梁,蓝蓝的眼睛,宽宽的前额,平和、善良、聪明,是一个让人感到亲切,很容易与人沟通、让人接近的人。贺迪恩先生是1976年到世界宣明会工作的,30岁那年,他到非洲非常落后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实施宣明会在那里的慈善项目,一呆就是5年。这5年里,他和当地的许多穷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他不是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而是他们真诚的朋友、友好的兄弟,他不但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还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洗耳恭听他们的想法、意见、建议。贺迪恩先生常说,非洲的5年使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学习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思想上有了非常深刻的启发。贺迪恩先生是知识丰富、责任感很强的人,曾出任宣明会计算机部门经理、事业发展部和行动救援部副主席,1996年正式出任世界宣明会主席。同时,他还是国际关爱儿童组织Global Movement for Children的主席。贺迪恩先生经常在灾区和战后地区工作,在埃塞俄比亚帮助救济饥荒,在非洲和亚洲协助防御艾滋病,并在波斯尼亚、卢旺达和萨尔瓦多等国家开展“共建和平计划”。在中国,他也到过广西、贵州、宁夏等许多省份的贫困地区,对中国政府和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他一直有着很高的评价,常说:“宣明会的工作核心是儿童,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儿童也非常关爱,所以这些年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在贺迪恩先生的领导之下,世界宣明会的募捐量和救助人数每年都有大幅增长,项目范围扩大到近100个国家。他的工作宗旨是要尽力帮助那些正在受苦的儿童,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不能忍受世上的儿童再受一些不必要的苦。”
关于主席助理谭帝焕先生,阎明复曾在一本书中做过专门的介绍,他是这样写的:“谭帝焕先生是一位美籍华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是我的老朋友。他为推动宣明会同中国有关部门的合作费尽了心血,克服了重重困难,消除了许多误解。我们民政系统同宣明会的合作就是在谭先生的直接协助下实施的。他多次说明:‘宣明会是由信仰基督教的人士成立的,但我们不是教会,不是宗教组织,而是由基督教徒组成的慈善机构。我们并不以是否信仰基督教来选择我们的服务对象,哪里有灾难,哪里有贫困,我们就到哪里去。’ 贺迪恩主席对我们讲,谭先生是他的得力助手,有经验、考虑周到,对他帮助很大。在主席办公室旁边的一个角落里,摆着谭先生的办公桌。谭先生说,他每天一早上班,中饭常常以方便面充饥,下班也很晚。年过七旬的谭先生为了众生的福祉日夜操劳,真是可敬可佩。”
阎明复对宣明会在中国内地的工作一直十分关注,了解得也很深入,他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时候,我曾几次听到他和大家谈到宣明会,也记住了他说的话:
“我想强调的是宣明会同仁们的献身精神。宣明会的朋友们冒着酷暑严寒,不顾生命安危深入灾区,查看灾情,了解灾民的需要,向香港和世界各地公众呼吁救助,又到灾区挨家挨户地发放救灾物资,实施医疗救助。从事扶贫发展项目的宣明会同仁们更是深入我国西南西北山区的穷乡僻壤,在交通不便、生活条件极差的环境中,同当地少数民族的乡亲们打成一片,发动他们,同他们一起为改造环境、发展高效农业、兴办学校和诊所、改善民房而艰苦奋斗。来自香港的同仁大都生长在优裕的环境,而在内地的扶贫点上,他们却同贫困的老百姓一起,长期生活在同现代化有着天壤之别的条件下,忍受着缺水的折磨,一年只能有一两次机会返回香港,稍加休整便又回到贫困地区。在内地参加救灾和从事扶贫发展项目的宣明会的同仁大多数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体现了耶稣基督舍己救人的精神,同时他们严格遵守宣明会的纪律:不谈政治、不传教、男女平等。我想,面对宣明会同仁们的献身精神、实干作风,我们在中国从事慈善工作的同志们的确应该深思。”
二、
当人们看到世界宣明会与国内慈善组织合作实施的那些慈善项目时,当大家称赞宣明会项目官员的精神与业绩时,当贫困的人们得到了来自宣明会的温暖与关怀时,常常还会想到、提到曾在民政部和中华慈善总会工作过的阎明复。
世界宣明会全球主席贺迪恩(Dean Hirsch)先生,就多次动情地对中国的媒体记者说:“阎明复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远见、很有激情的人,尽管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依然非常尊重他,并且与他保持热线联系。事实上,是他帮助宣明会进入中国开展工作的,他让宣明会与中国扶贫办取得了联系,国务院给了我们一个发展的空间以后,宣明会在中国才会有现在的规模和成效。当我们在中国的慈善项目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时,当我们与中华慈善总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合作时,我常常会想到他,从内心里感激他。”贺迪恩主席常常会回忆起与阎明复合作时那令人难忘的生动时刻,回忆起阎明复带中华慈善总会代表团参观宣明会美国总部,在大洋彼岸与他们愉快交流时的情景。
阎会长是2000年l0月份率中华慈善总会代表团一行七人,到美国世界宣明会总部进行访问的。那一天,贺迪恩主席,主席助理谭帝焕先生,还有总部其他几位领导早已站在门前,在宜人的秋风中用微笑迎候他们了。在那里,双方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交谈,中国代表团实地考察了宣明会的工作,贺迪恩主席和宣明会的其他领导还回答了阎明复会长提出的关于行政经费、怎样对各地办事处进行评估、香港办事处在资金分配上是否要向总部报批、 对工作人员有何要求等问题。
对于这次访问和考察,阎会长做了详尽的记录和深入的思考。他从美国考察回来不久,就撰写并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慈善事业一瞥》一书,书中有一个章节是专门介绍宣明会,专门介绍这次交流访问的,还有一个章节写了“宣明会与中国的关系”。
在阎明复会长身边工作时,我常常会听他谈到世界宣明会。1998年春天,因为他的介绍,我才第一次听到“世界宣明会”这个在一些贫困地区常常会被人们提起的名字,并记下了阎会长对宣明会生动的介绍:“世界宣明会与我们国家的关系源远流长。1947年,后来创建世界宣明会的柏皮尔博士到中国访问,在厦门市遇到一个无依无靠无人帮助的小女孩白玉。柏皮尔博士掏出身上当时仅有的5美元给白玉,作为她的衣食之费用,并承诺以后每月都寄给她5美元,资助小女孩生活、成长。这之后不久,柏皮尔博士创办了世界宣明会。世界宣明会的诞生就始于对贫困儿童的爱心回应。”那以后的工作中,我又不止一次地听到他在不同场合有关宣明会详尽的介绍。
“宣明会于1950年正式成立,50年来已发展为国际性的民间慈善机构。到2000年世界宣明会在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实施2917个项目,受惠儿童1531743名,当年善款支出5.866亿美元。”
“宣明会在中国内地的援助项目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早在1982年,宣明会捐助了164万元人民币,用于解决青海水灾灾民的生活困难和灾后重建工作,开始了在中国的救灾工作。之后,又相继在云南省昌源县进行佤族自治地区的地震救援及重建小学项目,在山东沂蒙山区开展了农村社区发展项目。此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宣明会在中国的救灾、扶贫发展项目有了长足的发展。进入90年代,宣明会在我国的项目更趋成熟,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和西北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服务对象包括了灾民和贫困群体。项目种类可归纳为:扶贫发展工作,救灾、灾后重建及防灾,对孤儿及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服务。”
“从1982年至2000年,宣明会在我国开展的项目累计175个,分布在25个省、自治区,总金额3.1亿多元,其中49%用于救灾及重建工作,其余51%用于各种类型的发展项目,包括农村综合社区发展、以儿童为本的地区发展、教育及人才培训、医疗卫生、孤儿及特殊需要服务等。”
当时,我就非常惊叹这位年近七旬老人的记忆力。后来我渐渐明白了,阎明复惊人的记忆力源于他的社会责任感,源于他对别人的理解、尊重。这样的记忆力,实在令人尊崇,也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拥有的。
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对宣明会这样一个由基督教创办的慈善组织,我们的一些部门和领导还有很多疑虑,总是拒绝或回避。
1990年阎明复到民政部任副部长以后,第一次到香港就与总部设在香港的世界宣明会有了一些联系。他首先向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同志询问了宣明会的情况,问了这个组织的活动情况、人员组成,他注意到宣明会的董事中有好几位他熟悉的先生、女士。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长时与这些知名的爱国爱港人士都有着很深的交往,也对他们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些人不会做有损于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事!”他这样肯定地说,认定宣明会这个慈善组织是可以联络与合作的。
当时,他特别安排与他一同到香港的民政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徐留根尽可能多地参加宣明会在香港的活动。当时,香港宣明会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饥馑三十”活动,参加这一活动的宣明会成员自愿赤脚挨饿30小时,目的是切身感受饥饿,体会那些因为粮食短缺而徘徊在生命线边缘的人们的感觉!激发大家的慈善慈爱之心。活动中,他们一边体验着饥饿,一边开展关爱贫困儿童、为贫困地区的儿童筹款的活动。徐留根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一活动,也坚持挨饿30小时。这30小时里,他直接体验到,那些宣明会成员没有什么歪门邪道,心里想的真是那些还在贫困之中、还面临饥饿威胁的儿童,是真心实意地要为贫困儿童奉献爱心的。
在香港,阎部长从民政工作、社会慈善活动的角度与世界宣明会的成员有了更多的接触,对这个组织的了解也更加深入了。
1991年,当时的世界宣明会总裁艾格雷到北京访问,与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吴仪和阎明复先后会见。与阎部长会面时,特别谈到了他们在中国内地的慈善项目。也是在这一年,华东大水灾过后,宣明会大力支持安徽的重建工作,并对贵州的贫困山区实施慈善救援。此后的几年里,宣明会又相继对发生洪涝灾害的广西、江西、四川、湖北、湖南、云南、陕西等地实施慈善救助。
宣明会的工作核心是对贫困儿童的救助,1993年,宣明会主席助理谭帝焕和宣明会香港办事处的倪贡明先生到民政部与阎明复副部长会面,提出要在内地实施对贫困儿童的救助项目。阎部长没有犹豫,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啊!我们的党和国家对儿童一贯是十分关心的,内地百姓对贫困儿童也都非常关心、关爱,没有哪一个人面对受苦受难的孩子不生怜悯之心。帮助贫困儿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我们完全可以搞这方面的合作。”从他越来越高亢的声调中,就可以体味到这位部长内心的激动与兴奋。宣明会的两位先生瞬间就被他高昂的激情感染了。心地善良的阎明复对百姓,特别是困难百姓一贯是特别关注、关心的。到民政部工作以后,他很快就深入考察、研究民政工作的对象。他很清楚,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确实还有一些在困境中的孩子。政府目前还没有能力把这些贫困儿童的问题都解决得很好,如果有国际慈善组织来帮助这些孩子,这无疑是件好事,是不该回绝的。他觉得我们是不应该打肿脸充胖子的,不能为了顾及我们的所谓脸面,挡住会使贫困儿童得到一些帮助的慈善资助。这时,谭帝焕和倪贡明两位先生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宣明会对贫困儿童实施救助的具体办法,就是要直接到贫困儿童当中调查、了解每一个儿童的详细情况,然后实施面对面的救助。他们希望在内地也这样做。阎明复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沉思着说:“现在这样做恐怕是行不通的,你们直接到基层调查贫困儿童的情况,当地政府和群众很可能会认为你们别有用心,是在收集我们的阴暗面,找寻污蔑我们的口实。”他想了想,建议说:“我看你们可以先帮助我们的一些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这些孩子虽然政府已经管起来了,但一些福利院,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儿童福利院经费还严重不足,还面临许多困难。那里的孩子们吃饭、穿衣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但医疗,特别是孤残儿童的大病治疗,还有上学读书等方面都还需要社会慈善的帮助。”
谭帝焕和倪贡明两位先生经请示总部领导,同意了阎部长的建议,并与民政部签订了关于孤儿助学的项目协议。不久,世界宣明会一个资助儿童福利院孤儿上学的孤儿助学项目在中国内地一些地方实施了。由于宣明会与民政部的这次合作,全国400多家福利院的8000名孤儿的教育及生活方面有了新的非常必要的改善。
两年之后,谭帝焕先生又找到阎部长,说由于这个项目的资助对象是政府儿童福利院的孩子,在香港和一些国家已经很难募集到慈善救助资金了。因为捐款人认为福利院的孩子已经有政府管了,他们的意愿是资助那些尚没有得到政府资助的孤儿和困难家庭的孩子解决上学问题,而这样的困难儿童在中国内地也是确实存在的。谭帝焕先生还介绍了宣明会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实施这一慈善项目的情况,提出邀请民政系统的朋友到亚洲国家实地考察宣明会在那些地方的慈善项目,以便了解一对一的儿童助养的操作过程和募来的经费如何使用,如何实施、发展慈善项目。宣明会对贫困儿童的资助,采取由捐款人认捐,一人帮助一个或几个贫困儿童,但捐款人并不和受助儿童见面、联系,以避免受助人对捐款人提出额外的要求,也防止捐助平衡的缺失,杜绝不必要的矛盾。
阎部长很仔细地倾听谭帝焕先生的意见和建议。这时,中华慈善总会已经成立了,吉林省、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等一些省市也相继创办了慈善会。他明显地意识到,“慈善”这个古老又现实的话题已经开始被人们关注,实施这一类慈善项目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环境也有了改善。
“我看可以,现在,这样实施这个慈善项目的条件应该已经具备了。”他说,他同意谭帝焕先生的建议,也接受了谭帝焕先生组织有关人员出国考察的邀请,他觉得我们的同志需要学习先进的慈善理念和做法。他请民政部国际合作司作出计划安排,派出了由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云南省民政厅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去泰国考察。1997年,世界宣明会董事会主席张大可和世界宣明会中国办事处总干事陈思堂医生到访北京,会见阎明复先生,促进彼此合作关系。同年,宣明会同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签订了“儿童为本、小区扶贫项目”协议。当时,阎明复任民政部副部长兼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他代表民政部和中华慈善总会两家在这份协议上签字。
很快,人们就以惊奇的目光和兴奋的心态在云南、广西、宁夏、甘肃等许多地方看到、感受到宣明会和中华慈善总会合作的这个项目怎样成功地实施,那些因为这个慈善项目而改变了人生的孩子都微笑着走进了一个新的生活天地。
阎明复常常会和慈善会的同志们说起宣明会的那个女孩儿。他是在贵州的大山深处遇到她的。女孩儿文文静静,衣着朴素却不失亭亭玉立之风韵。尽管大山的阳光和风雨在她的脸上、手臂上已经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可皮肤白皙得依旧晃人的眼睛。在上山的坡路上,女孩儿忽然看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阎明复先生,一双能与大山对话的美丽眼睛里即刻闪出一种兴奋、温柔、和善与刚毅交融的光亮。她所在的地方是贵州最贫困的地方,70%以上的地貌为熔岩、石山。有限的可耕作土地缺水灌溉,人与大牲畜的饮水也总是不够用。那里交通极为不便,多数村落只有靠徒步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在那里生活着的是善良、美丽、热情、执著却还贫困着的苗族同胞。
女孩儿是宣明会派到那里实施慈善项目的,在那里工作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阎明复说:“你在这里很辛苦啊!项目进行得怎样?有没有需要我帮忙解决的事情?”
女孩儿脸上即刻浮现出一片用感恩、满足与自豪合成的灿烂微笑。
“这里的百姓、干部很配合的,人都非常好。尽管有些难度,可项目进行得很顺利。贫困的村民不但解决了眼下的一些困难,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今后的希望。”女孩儿高兴地说,又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她负责的这个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还讲到很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个锻炼学习的机会,感恩这里的百姓和大山给予她的生活乐趣和过去不曾有过的成就感。阎明复细心听着,映着太阳光亮的脸上不时掠过阵阵微笑。他觉得这个女孩儿很不简单,不但品行高尚、境界高远,而且可以称得上是慈善项目方面的专家了。他询问了女孩儿的学习生活经历和家庭情况。得知女孩儿的家在香港,她本人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那一年刚刚圆满完成学业。读书时,她就常常在课余时间参与宣明会的慈善活动,大学毕业后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先到内地最贫困的地区完成一个宣明会在那里的慈善项目,然后再考虑就业的问题。女孩儿的家庭生活很优越,父母亲在香港都是有地位的上层人士。
阎明复问她眼下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女孩儿稍微想了一下,说:“最难的是洗不得澡。”女孩儿每天都要在山峦沟壑中奔波,常常是满身满头的大汗,按习惯,她每天都要洗澡,可这里既没有洗澡的条件,更没有洗澡用的水。
阎明复沉思的眼睛里闪过一种无奈一丝忧郁,他知道自己无法在这个地方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过他很快发现女孩儿的脸上并没有丝毫的抱怨,反而有一种无所谓的轻松微笑在她充满青春活力的脸颊上掠过。他也笑了一下,对女孩儿说:“我就要回贵阳了,你们宣明会一位主席也要赶到那里,你要不要到贵阳呆几天?”他想如果她去趟贵阳,既可以向领导汇报工作,又可以休整几天,好好洗个澡。
女孩儿没有迟疑,感激地笑着说:“不了,我这里的情况主席都知道,我还得抓紧干急着要干的一些事情。”她显然已经领会了阎明复的好意。
“那好吧!”阎明复说,内心的感动、感悟,已经清楚地写在了他表情丰富的脸上。他在想:她做到的,我们的同志能做到吗?
那以后,他常常很激动地和大家说起那个女孩儿,常常向人们介绍宣明会工作人员的工作、精神、境界。
他对宣明会的许多人都很熟悉,有一年我随他去湖北武汉参加一个慈善会议,世界宣明会中国办事处的总干事、东亚区域总监陈思堂先生也到会了。当大会主持人介绍到陈思堂先生时,他站了起来,大声补充道:“陈先生在香港是很有名的脑外科医生、脑科专家,为香港以及英国多家医院在脑科手术方面作出过很多贡献,是香港外科医学院的创院院士。在香港,找陈先生看病是要排队、要预约的。1996年,正当陈先生事业到达巅峰之际,他毅然放下手术刀,放下高薪厚禄和优越的生活待遇,投身国际志愿机构——世界宣明会,全身心投入中国内地的扶贫及各项工作。在扶危济困的慈善战线,陈先生付出了更多也更加艰苦的努力,2001年获委任为太平绅士,香港大学还授予陈思堂医生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为香港及内地慈善服务所作出的贡献……”
从阎明复显然有些激动的声调里,大家都明显感到了一种由衷的钦佩和推崇,也都因此牢牢记住了这位陈思堂先生。
一向沉稳、严谨、不善言辞的陈先生,清瘦的脸膛上露出谦和、质朴的微笑,镜片后一双明亮的眼睛里写满了感动。他的感动不只是阎明复对他的了解和理解。他感到,阎明复这个曾经的共产党“高官”,内地慈善组织的带头人总是像一团火一样温暖着周围的人。
我还多次听阎明复讲到过他的好朋友世界宣明会主席贺迪恩先生(Dean Hirsch)和主席助理谭帝焕先生,清晰地记住了他有关他们的介绍。
高大魁梧的贺迪恩先生是典型的美国人,高高的鼻梁,蓝蓝的眼睛,宽宽的前额,平和、善良、聪明,是一个让人感到亲切,很容易与人沟通、让人接近的人。贺迪恩先生是1976年到世界宣明会工作的,30岁那年,他到非洲非常落后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实施宣明会在那里的慈善项目,一呆就是5年。这5年里,他和当地的许多穷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他不是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而是他们真诚的朋友、友好的兄弟,他不但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还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洗耳恭听他们的想法、意见、建议。贺迪恩先生常说,非洲的5年使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学习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思想上有了非常深刻的启发。贺迪恩先生是知识丰富、责任感很强的人,曾出任宣明会计算机部门经理、事业发展部和行动救援部副主席,1996年正式出任世界宣明会主席。同时,他还是国际关爱儿童组织Global Movement for Children的主席。贺迪恩先生经常在灾区和战后地区工作,在埃塞俄比亚帮助救济饥荒,在非洲和亚洲协助防御艾滋病,并在波斯尼亚、卢旺达和萨尔瓦多等国家开展“共建和平计划”。在中国,他也到过广西、贵州、宁夏等许多省份的贫困地区,对中国政府和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他一直有着很高的评价,常说:“宣明会的工作核心是儿童,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儿童也非常关爱,所以这些年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在贺迪恩先生的领导之下,世界宣明会的募捐量和救助人数每年都有大幅增长,项目范围扩大到近100个国家。他的工作宗旨是要尽力帮助那些正在受苦的儿童,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不能忍受世上的儿童再受一些不必要的苦。”
关于主席助理谭帝焕先生,阎明复曾在一本书中做过专门的介绍,他是这样写的:“谭帝焕先生是一位美籍华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是我的老朋友。他为推动宣明会同中国有关部门的合作费尽了心血,克服了重重困难,消除了许多误解。我们民政系统同宣明会的合作就是在谭先生的直接协助下实施的。他多次说明:‘宣明会是由信仰基督教的人士成立的,但我们不是教会,不是宗教组织,而是由基督教徒组成的慈善机构。我们并不以是否信仰基督教来选择我们的服务对象,哪里有灾难,哪里有贫困,我们就到哪里去。’ 贺迪恩主席对我们讲,谭先生是他的得力助手,有经验、考虑周到,对他帮助很大。在主席办公室旁边的一个角落里,摆着谭先生的办公桌。谭先生说,他每天一早上班,中饭常常以方便面充饥,下班也很晚。年过七旬的谭先生为了众生的福祉日夜操劳,真是可敬可佩。”
阎明复对宣明会在中国内地的工作一直十分关注,了解得也很深入,他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时候,我曾几次听到他和大家谈到宣明会,也记住了他说的话:
“我想强调的是宣明会同仁们的献身精神。宣明会的朋友们冒着酷暑严寒,不顾生命安危深入灾区,查看灾情,了解灾民的需要,向香港和世界各地公众呼吁救助,又到灾区挨家挨户地发放救灾物资,实施医疗救助。从事扶贫发展项目的宣明会同仁们更是深入我国西南西北山区的穷乡僻壤,在交通不便、生活条件极差的环境中,同当地少数民族的乡亲们打成一片,发动他们,同他们一起为改造环境、发展高效农业、兴办学校和诊所、改善民房而艰苦奋斗。来自香港的同仁大都生长在优裕的环境,而在内地的扶贫点上,他们却同贫困的老百姓一起,长期生活在同现代化有着天壤之别的条件下,忍受着缺水的折磨,一年只能有一两次机会返回香港,稍加休整便又回到贫困地区。在内地参加救灾和从事扶贫发展项目的宣明会的同仁大多数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体现了耶稣基督舍己救人的精神,同时他们严格遵守宣明会的纪律:不谈政治、不传教、男女平等。我想,面对宣明会同仁们的献身精神、实干作风,我们在中国从事慈善工作的同志们的确应该深思。”
二、
当人们看到世界宣明会与国内慈善组织合作实施的那些慈善项目时,当大家称赞宣明会项目官员的精神与业绩时,当贫困的人们得到了来自宣明会的温暖与关怀时,常常还会想到、提到曾在民政部和中华慈善总会工作过的阎明复。
世界宣明会全球主席贺迪恩(Dean Hirsch)先生,就多次动情地对中国的媒体记者说:“阎明复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远见、很有激情的人,尽管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依然非常尊重他,并且与他保持热线联系。事实上,是他帮助宣明会进入中国开展工作的,他让宣明会与中国扶贫办取得了联系,国务院给了我们一个发展的空间以后,宣明会在中国才会有现在的规模和成效。当我们在中国的慈善项目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时,当我们与中华慈善总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合作时,我常常会想到他,从内心里感激他。”贺迪恩主席常常会回忆起与阎明复合作时那令人难忘的生动时刻,回忆起阎明复带中华慈善总会代表团参观宣明会美国总部,在大洋彼岸与他们愉快交流时的情景。
阎会长是2000年l0月份率中华慈善总会代表团一行七人,到美国世界宣明会总部进行访问的。那一天,贺迪恩主席,主席助理谭帝焕先生,还有总部其他几位领导早已站在门前,在宜人的秋风中用微笑迎候他们了。在那里,双方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交谈,中国代表团实地考察了宣明会的工作,贺迪恩主席和宣明会的其他领导还回答了阎明复会长提出的关于行政经费、怎样对各地办事处进行评估、香港办事处在资金分配上是否要向总部报批、 对工作人员有何要求等问题。
对于这次访问和考察,阎会长做了详尽的记录和深入的思考。他从美国考察回来不久,就撰写并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慈善事业一瞥》一书,书中有一个章节是专门介绍宣明会,专门介绍这次交流访问的,还有一个章节写了“宣明会与中国的关系”。
在阎明复会长身边工作时,我常常会听他谈到世界宣明会。1998年春天,因为他的介绍,我才第一次听到“世界宣明会”这个在一些贫困地区常常会被人们提起的名字,并记下了阎会长对宣明会生动的介绍:“世界宣明会与我们国家的关系源远流长。1947年,后来创建世界宣明会的柏皮尔博士到中国访问,在厦门市遇到一个无依无靠无人帮助的小女孩白玉。柏皮尔博士掏出身上当时仅有的5美元给白玉,作为她的衣食之费用,并承诺以后每月都寄给她5美元,资助小女孩生活、成长。这之后不久,柏皮尔博士创办了世界宣明会。世界宣明会的诞生就始于对贫困儿童的爱心回应。”那以后的工作中,我又不止一次地听到他在不同场合有关宣明会详尽的介绍。
“宣明会于1950年正式成立,50年来已发展为国际性的民间慈善机构。到2000年世界宣明会在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实施2917个项目,受惠儿童1531743名,当年善款支出5.866亿美元。”
“宣明会在中国内地的援助项目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早在1982年,宣明会捐助了164万元人民币,用于解决青海水灾灾民的生活困难和灾后重建工作,开始了在中国的救灾工作。之后,又相继在云南省昌源县进行佤族自治地区的地震救援及重建小学项目,在山东沂蒙山区开展了农村社区发展项目。此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宣明会在中国的救灾、扶贫发展项目有了长足的发展。进入90年代,宣明会在我国的项目更趋成熟,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和西北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服务对象包括了灾民和贫困群体。项目种类可归纳为:扶贫发展工作,救灾、灾后重建及防灾,对孤儿及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服务。”
“从1982年至2000年,宣明会在我国开展的项目累计175个,分布在25个省、自治区,总金额3.1亿多元,其中49%用于救灾及重建工作,其余51%用于各种类型的发展项目,包括农村综合社区发展、以儿童为本的地区发展、教育及人才培训、医疗卫生、孤儿及特殊需要服务等。”
当时,我就非常惊叹这位年近七旬老人的记忆力。后来我渐渐明白了,阎明复惊人的记忆力源于他的社会责任感,源于他对别人的理解、尊重。这样的记忆力,实在令人尊崇,也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拥有的。
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对宣明会这样一个由基督教创办的慈善组织,我们的一些部门和领导还有很多疑虑,总是拒绝或回避。
1990年阎明复到民政部任副部长以后,第一次到香港就与总部设在香港的世界宣明会有了一些联系。他首先向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同志询问了宣明会的情况,问了这个组织的活动情况、人员组成,他注意到宣明会的董事中有好几位他熟悉的先生、女士。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长时与这些知名的爱国爱港人士都有着很深的交往,也对他们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些人不会做有损于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事!”他这样肯定地说,认定宣明会这个慈善组织是可以联络与合作的。
当时,他特别安排与他一同到香港的民政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徐留根尽可能多地参加宣明会在香港的活动。当时,香港宣明会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饥馑三十”活动,参加这一活动的宣明会成员自愿赤脚挨饿30小时,目的是切身感受饥饿,体会那些因为粮食短缺而徘徊在生命线边缘的人们的感觉!激发大家的慈善慈爱之心。活动中,他们一边体验着饥饿,一边开展关爱贫困儿童、为贫困地区的儿童筹款的活动。徐留根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一活动,也坚持挨饿30小时。这30小时里,他直接体验到,那些宣明会成员没有什么歪门邪道,心里想的真是那些还在贫困之中、还面临饥饿威胁的儿童,是真心实意地要为贫困儿童奉献爱心的。
在香港,阎部长从民政工作、社会慈善活动的角度与世界宣明会的成员有了更多的接触,对这个组织的了解也更加深入了。
1991年,当时的世界宣明会总裁艾格雷到北京访问,与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吴仪和阎明复先后会见。与阎部长会面时,特别谈到了他们在中国内地的慈善项目。也是在这一年,华东大水灾过后,宣明会大力支持安徽的重建工作,并对贵州的贫困山区实施慈善救援。此后的几年里,宣明会又相继对发生洪涝灾害的广西、江西、四川、湖北、湖南、云南、陕西等地实施慈善救助。
宣明会的工作核心是对贫困儿童的救助,1993年,宣明会主席助理谭帝焕和宣明会香港办事处的倪贡明先生到民政部与阎明复副部长会面,提出要在内地实施对贫困儿童的救助项目。阎部长没有犹豫,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啊!我们的党和国家对儿童一贯是十分关心的,内地百姓对贫困儿童也都非常关心、关爱,没有哪一个人面对受苦受难的孩子不生怜悯之心。帮助贫困儿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我们完全可以搞这方面的合作。”从他越来越高亢的声调中,就可以体味到这位部长内心的激动与兴奋。宣明会的两位先生瞬间就被他高昂的激情感染了。心地善良的阎明复对百姓,特别是困难百姓一贯是特别关注、关心的。到民政部工作以后,他很快就深入考察、研究民政工作的对象。他很清楚,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确实还有一些在困境中的孩子。政府目前还没有能力把这些贫困儿童的问题都解决得很好,如果有国际慈善组织来帮助这些孩子,这无疑是件好事,是不该回绝的。他觉得我们是不应该打肿脸充胖子的,不能为了顾及我们的所谓脸面,挡住会使贫困儿童得到一些帮助的慈善资助。这时,谭帝焕和倪贡明两位先生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宣明会对贫困儿童实施救助的具体办法,就是要直接到贫困儿童当中调查、了解每一个儿童的详细情况,然后实施面对面的救助。他们希望在内地也这样做。阎明复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沉思着说:“现在这样做恐怕是行不通的,你们直接到基层调查贫困儿童的情况,当地政府和群众很可能会认为你们别有用心,是在收集我们的阴暗面,找寻污蔑我们的口实。”他想了想,建议说:“我看你们可以先帮助我们的一些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这些孩子虽然政府已经管起来了,但一些福利院,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儿童福利院经费还严重不足,还面临许多困难。那里的孩子们吃饭、穿衣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但医疗,特别是孤残儿童的大病治疗,还有上学读书等方面都还需要社会慈善的帮助。”
谭帝焕和倪贡明两位先生经请示总部领导,同意了阎部长的建议,并与民政部签订了关于孤儿助学的项目协议。不久,世界宣明会一个资助儿童福利院孤儿上学的孤儿助学项目在中国内地一些地方实施了。由于宣明会与民政部的这次合作,全国400多家福利院的8000名孤儿的教育及生活方面有了新的非常必要的改善。
两年之后,谭帝焕先生又找到阎部长,说由于这个项目的资助对象是政府儿童福利院的孩子,在香港和一些国家已经很难募集到慈善救助资金了。因为捐款人认为福利院的孩子已经有政府管了,他们的意愿是资助那些尚没有得到政府资助的孤儿和困难家庭的孩子解决上学问题,而这样的困难儿童在中国内地也是确实存在的。谭帝焕先生还介绍了宣明会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实施这一慈善项目的情况,提出邀请民政系统的朋友到亚洲国家实地考察宣明会在那些地方的慈善项目,以便了解一对一的儿童助养的操作过程和募来的经费如何使用,如何实施、发展慈善项目。宣明会对贫困儿童的资助,采取由捐款人认捐,一人帮助一个或几个贫困儿童,但捐款人并不和受助儿童见面、联系,以避免受助人对捐款人提出额外的要求,也防止捐助平衡的缺失,杜绝不必要的矛盾。
阎部长很仔细地倾听谭帝焕先生的意见和建议。这时,中华慈善总会已经成立了,吉林省、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等一些省市也相继创办了慈善会。他明显地意识到,“慈善”这个古老又现实的话题已经开始被人们关注,实施这一类慈善项目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环境也有了改善。
“我看可以,现在,这样实施这个慈善项目的条件应该已经具备了。”他说,他同意谭帝焕先生的建议,也接受了谭帝焕先生组织有关人员出国考察的邀请,他觉得我们的同志需要学习先进的慈善理念和做法。他请民政部国际合作司作出计划安排,派出了由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云南省民政厅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去泰国考察。1997年,世界宣明会董事会主席张大可和世界宣明会中国办事处总干事陈思堂医生到访北京,会见阎明复先生,促进彼此合作关系。同年,宣明会同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签订了“儿童为本、小区扶贫项目”协议。当时,阎明复任民政部副部长兼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他代表民政部和中华慈善总会两家在这份协议上签字。
很快,人们就以惊奇的目光和兴奋的心态在云南、广西、宁夏、甘肃等许多地方看到、感受到宣明会和中华慈善总会合作的这个项目怎样成功地实施,那些因为这个慈善项目而改变了人生的孩子都微笑着走进了一个新的生活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