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日前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将会面临“土地供应不足”等四大新矛盾和新问题，这四大因素会互相交织与作用，而总的作用方向是可能会极大地压低中国在“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
　　一是土地供给成为工业与城市化发展的“瓶颈”。“十一五”期间中国人口将增长４０００万人，若按人均４００公斤考虑，到“十一五”后期中国的粮食总需求量将达到５．３６亿吨，会出现近６０００万吨的粮食供求缺口。因此，为保吃饭，可能连年均１４０万亩的非农土地供给水平都达不到。目前还是政府主动控制土地供给，“十一五”期间则可能出现客观上无地可供的情形。
　　二是能源和矿产“硬”约束。如果“十一五”期间石油消费增长率继续保持目前６％以上这一水平，则到２０１０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就会增长至４．５亿—４．７亿吨，石油进口依赖率也会上升到７０％以上。铁矿石、铜、铝、镍等进口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中国的主要矿产资源进口在“十一五”期间都将陆续接近或突破国际市场贸易量的上限。
　　三是投资与产能过剩危机。始于２００３年的投资周期，将在２００８年前后结束时迎来产出高峰。届时，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就必须主要依靠消费需求拉动，否则就会爆发生产过剩危机。而消费的增长与居民收入密切相关，必须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四是出口和美元风险。２００４年在中美贸易中，中方顺差额为１６２０亿美元，但当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只有３２０亿美元。这说明中国是用对美贸易顺差中获得的美元从其他国家换回了实物。虽然目前还很难具体预计美元危机到来的时间，但是从大趋势来判断，在“十一五”中期出现美元危机的可能性极大。
　　在以上四大因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因为未来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最大，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破坏也最大。而若能成功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中国就具备了经济增长的基本需求拉力，即便出口需求下降了也不怕。
　　王建认为，未来５年中国的外部资源供应问题，更多地会表现为进口资源价格上涨，但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不停，就有能力消化涨价因素。至于土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则会推动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更加朝向集约土地使用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推动“大都市圈”的发展。此外，还会推动对城市已建城区的大规模再开发，就是将大量低层建筑推倒重建成高层建筑，大幅度提高城市的容积率，并结合产业升级，淘汰掉那些土地产出率低的工业与服务业项目。总之，如能正确对待这些新问题，则会推动中国经济加快走上集约化发展的道路，从而使“十一五”成为中国经济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转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