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占领四川西部的冕宁县。红军总司令朱德在这里以他的名义签署发布了一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内容是：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建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在这份156个字的布告中，不仅首次出现了“万里长征”的提法，更重要的是，它以六字一句、押韵上口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主张和红军的宗旨纪律，既便于彝族群众正确认识了解共产党和红军，也有助于这些内容的广泛传播和扩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布告是长征中唯一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的关于民族工作的布告。朱德为什么此时签发这样一份布告？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工作对红军长征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份布告与红军能否先机抢渡大渡河，打开北上通道直接相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指挥下，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率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合。5月15日，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分路北上。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调兵遣将，企图借助大渡河天险，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聚歼红军，让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悲剧在红军身上重演。他命令滇军孙渡纵队沿雅砻江西岸筑碉防守，阻止红军西进；命令川军第24军在大渡河上游沿北岸构筑工事，严防红军北进；命令川军第20军加强大渡河防务并保障川南；命令尾追中央红军的薛岳部各纵队尽快过金沙江，与川滇国民党军共同构成包围红军的封锁线，并严防红军南返。中央红军要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方针，就必须抢在国民党军的封锁形成前渡过大渡河，打开北上通道。
　　根据敌情，中革军委于5月19日命令中央红军“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21日，中央红军占领冕宁。从冕宁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越嶲（今越西）到大树堡，渡河至对岸的富林（今汉源县城），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正道，较为好走；另一条是由冕宁经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渡河，这条路距离短，但必须通过大凉山彝族区。
　　彝族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性格强悍。因为长期遭受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对汉人成见很深，不准汉人军队进入他们的居住地。蒋介石判断红军不敢走彝族区，在富林一带部署重兵，严堵红军。为避开强敌争取时间，红军决定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能否顺利通过彝族区就成为关键。为此，中央红军组成由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的先遣队先行开路，并在官兵中深入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要求官兵严格执行纪律，尊重彝族风俗，争取彝族同胞的理解支持。同时，红军在冕宁召开了汉彝各族参加的群众大会，朱德亲自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彝汉群众团结起来，打翻旧政权，翻身作主人。《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布的。
　　5月22日红军先遣队进入彝族区，遭到手持武器的彝民拦阻，一些战士甚至被抢走武器、剥光衣服。先遣队官兵严守纪律，不开枪不还击，耐心向彝族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说明是借道经过，绝不久留。彝族同胞对朱德签发的布告有所耳闻，眼前又看到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情绪有所缓和。刘伯承司令员亲自去做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的工作，在彝海边与他歃血为盟、结拜兄弟，帮助他成立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还赠送了枪支弹药。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红军的真诚态度使小叶丹深受感动，在他亲自护送下，红军安全通过彝族区。5月24日，中央红军兼程赶到安顺场。之后，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打开北上通道，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蒋介石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彻底破产。
　　朱德亲自签发的布告和长征中民族工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党和红军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和相关规定，对部队开展民族工作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长征，是红军创建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距离最远的无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途中必须不断得到粮食、物资和兵员补充，才能保持部队战斗力，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这一切，需要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而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大部分在西部，很多地方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长期的民族隔阂加上国民党当局的欺骗宣传，使少数民族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心怀疑惧戒备。深入开展民族工作，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支持，成为党和红军在长征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4年11月29日，湘江两岸敌我双方的血战还在激烈进行，刚刚过江的红军总政治部即根据部队将要进入桂北瑶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情况，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这是红军长征中关于民族工作的第一个文件，强调“我们对瑶民（或苗民）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要求官兵们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努力“争取瑶民弱小民族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拥护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协同动作”。之后，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又签发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族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与沿途苗族群众建立良好关系，“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遵义会议后，红军总政治部于1935年1月19日再次下达《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命令部队：“1、严格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2、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如回教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等）。3、严厉的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僻见。”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进一步强调，“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的这些指示，对红军官兵正确认识民族工作的意义，努力开展长征中的民族工作起了重要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