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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9日，教育家陶行知来到位于无锡河埒口的开原乡立第一小学（育红小学的前身，以下简称开原小学），视察一整天，回去后，撰写了《无锡小学之新生命——开原乡立第一小学生活记》，向中国教育界推介这所学校。90年后的今天，重温开原小学的办学思想和办学实践，其意义不言自明。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
我国近代教育自清末起步，到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因种种原因，教育结构存在严重的失衡。与义务教育所取得的相对较大成绩形成反差的是，广袤农村的教育和未上学堂而已务工经商的成人教育被忽视，这成为中国普及教育的软肋。
由此，乡村教育和民众教育开始为人重视，到30年代，出现了如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陶行知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晓庄等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探索，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就乡村教育而言，甚至出现了一个被学者誉为“乡村教育运动”的热潮。
大力推进乡村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以城市教育为标准的机械认知与做法，照搬城市教育模式的倾向开始抬头。中国农村土地辽阔，教师匮乏，农民生活艰困，基层行政组织力量弱化，使得上述理想变得尴尬。
开原小学校长潘一尘（德光）曾大声疾呼：“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乡下人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不造林。它教乡下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生利的变为分利的。它教农家子弟变为书呆子。它教农家子变为少爷，它教农家女变为小姐。它教强的变弱，弱的格外弱。它教富的变穷，穷的格外穷。中国是一个又穷又弱的国，假使教育普及，也不过是一个中华书呆子，全国人民尽成为书呆子。同志们！赶快悬崖勒马，另找生路！”[1]
在此过程中，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的陶行知，将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与中国的实际相比照，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逐步确立了自己富有创造力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看来，生活教育就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他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它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它消灭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从小学到大学，16年的教育一受下来，便等于一个吸了鸦片烟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再加以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作读书死。它教人劳心而不劳力，它不教劳力者劳心，就是教人升官发财[2]。概括起来，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就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 校，教学做合一。这影响了一个时代！
但在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尚未成熟，他还在研究、思考，尤其关心中国农村草根的探索，注重经验的吸收与提炼。这时，他走进了开原小学，见到了潘一尘、蒋仲怀，找到了“新生命”！
绩効一乡
民国时期的开原乡，包括现在惠山以南的荣巷、河埒街道和以北的山北街道等。“吾邑四乡教育之盛，当首推开原。”[3]其中，规模最大的公立小学，就是位于山南河埒口的开原小学。
该校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当地士绅蒋可赞捐资创办，取名“私立日新初等小学校”，是无锡乡村最早的新式学校之一，更是开原乡新学之始。最初校务由蒋仲怀负责，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蒋可赞停止捐款，学校资金、校务就由蒋仲怀一人承担。1913年10月，学校由开原乡公所收归乡办，之后多次更名“开原乡立第一初等小学校”“开原乡立第一国民学校”“第十二学区第一初级小学校”等，至1926年上学期，改名开原乡立第一小学校[4]。为了这所学校的发展，蒋仲怀倾注了一辈子的心血。
约1922年，潘一尘接任校长一职①。他曾在东吴大学肄业两年，“他是凭他的天才和虚心研究态度在这里办学”[5]。用他自己的话说：“生路是怎样！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6]
很快，他与他同伴的办学，获得了好评。1924年，江苏省视学来校视察，评价是：“教法研究改进，为乡村各校所不多见。”[7]当时整个无锡县被点名的学校并不多。基于此，无锡县知事呈报江苏省教育厅，请求给予嘉奖。1925年8月29日，省厅批复同意给予嘉奖。社会也开始认可这所学校，“河埒口第一小学为山南成绩最佳之学校，校长潘某研究有素，采取大单元的设计教育法，对于儿童个性非常注意。以故学生骤增，现正筹集经费，以下年度添设高级部。闻已有校友会员担任募捐矣”[8]。《锡报》也报道：“第十二学区（开原）区立第一初级小学校，自潘君德光（一尘）长校以来，学生骤增，成绩斐然，迭经省、县视学传知嘉奖。”[9]学校规模渐大，声誉日隆。
1926年6月4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恒源到校视察，认为“校长潘德光，办事热心，研究改良不遗余力，并能利用余时余力，濬发儿童智能，期以学校之力，改进社会，故学校教育力求与社会适应。又以服务社会不能仅限本邑，故并重练习国语。学生家属职业农商居多，因此学校教育亦注重农商，学生毕业后，不希望其人升学，而希望多数毕业生为善良、能自治之农民与商人，其见解之卓越，足矫现代教育家好高骛远，不切实用之病”[10]。特呈请省长、联军总司令，恳请奖励，并拟就了颁奖辞：省长给开原第一初级小学校匾一方“绩効一乡”；联军总司令给学校匾一方“乡治始基”，给潘校长联一副“惜阴分余力，反璞在重农”。不久，省长公署批复：“应准照办。” 曾同在河埒口地方办学的女校长胡通祥日后回忆：“潘一尘在河埒 口，那时教育可说盛极一时。”[11]
这均是行政和社会层面的肯定与褒奖。陶行知的到来，则带来了教育家的专业视角。
人力车夫拉来陶行知 无锡教育在民国年间名噪一时，与民族工商业一起，成为支撑“小上海”和“模范县”桂冠的两个支点。陶行知对无锡的教育十分关注，多次莅锡调查、演讲。例如，1921年11月26日，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来锡，陶行知作为南京高师教务主任曾陪同来锡，担任校长座谈会的翻译。次年春天，陶行知由宁来 锡，召集三师校长陈谷岑、县一校长孙辰初、县二校长辛伯森、市学委蔡荫阶、市一校长陶达三等十余人举行座谈会，并到开原乡组织过教育调查。
当时，有人在考察了沪宁一带的乡村学校和无锡20余所小学后，告诉陶行知：“无锡开原乡有个小学校叫作开原小学，办得很有精神。校长潘一尘先生听说你在无锡第三师范分校演讲一个费钱少的活学校，内中拿我们燕子矶小学来引证，就自己筹旅费到燕子矶来参观，后来又乘童子军会操的机会，带了学生来做第二次的参观。潘校长这种精神是最可钦佩的。我看他学校里一切设施，有的学东南大学的附属小学，有的学无锡第三师范附属小学或其他学校，原原本本都有根据，都足以代表校长虚心采纳的精神。但开原小学不但是效法他人的成法，并且有它独创的方法，独到的境界。”
这当然引起了陶行知的兴趣。1926年10月9日，是一个礼拜六，他来到了无锡，找到了开原小学。那天早晨六点半，他从无锡城里出发，出城西门雇人力车去学校。车夫告诉他：开原乡有好几所小学，你是要到哪一所？这把陶行知给问愣了，因为介绍人并未告诉他小学的具体名字。睿智的陶行知转念，那样的学校，参观的人一定很多的，即说：“拉我到你常拉到的那个学校去吧！”车夫怯怯地回道：“我拉先生到河埒口去看看！”
车夫使劲跑了40分钟，到河埒口，停在一个学校门口，门口挂着“开原乡立第一小学”的牌子。陶行知向里一望，感觉“气象不凡，料想就是这里无疑”。进门一问，果然不错。
陶行知把名片托一位学生送给潘一尘校长，自己在校门口的应接室——现在的传达室里坐了下来。一个学生主动送来一杯茶，并很有礼貌地说：“请先生用茶。”过了一分钟，潘校长就出现了，把陶行知请进学校。一刻钟后，学校创办人、时任无锡县教育局局长蒋仲怀也来了。
参考文献：
[1]潘一尘.中国乡村小学建设[J].地方教育，1929（2）.
[2]陶行知.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A]//陶行知全集（第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519-520.
[3]惕.开原乡之近况[N].苏民报（无锡），1923-11-17.
[4]无锡河埒口小学编.河埒口小学概况[M].1929：2-3.
[5]陶行知.无锡小学之新生命[J].新教育评论，1926，2（26）.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此文。
[6]潘一尘.中国乡村小学建设[J].地方教育，1929（2）.
[7]教育厅关于省视学视察无锡教育状况之训令[J].教育季刊，1925（4）.
[8]开原教育消息一束[N].民声日报，1926-4-20.
[9]开原一校添办高级[N].新无锡，1926-9-6.
[10]呈总司令、省长为无锡县富绅荣德生热心教育，开原乡第一初小学校成绩优异请分别奖给匾额文并指令[J].江苏教育公报，1926，9（10）.
[11] 无锡史志办.对胡通祥的采访记录[J].资料，1959，132（5）.
（作者系原江苏省无锡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责任编辑：孙建辉
sunjh@zgjszz.cn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
我国近代教育自清末起步，到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因种种原因，教育结构存在严重的失衡。与义务教育所取得的相对较大成绩形成反差的是，广袤农村的教育和未上学堂而已务工经商的成人教育被忽视，这成为中国普及教育的软肋。
由此，乡村教育和民众教育开始为人重视，到30年代，出现了如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陶行知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晓庄等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探索，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就乡村教育而言，甚至出现了一个被学者誉为“乡村教育运动”的热潮。
大力推进乡村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以城市教育为标准的机械认知与做法，照搬城市教育模式的倾向开始抬头。中国农村土地辽阔，教师匮乏，农民生活艰困，基层行政组织力量弱化，使得上述理想变得尴尬。
开原小学校长潘一尘（德光）曾大声疾呼：“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乡下人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不造林。它教乡下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生利的变为分利的。它教农家子弟变为书呆子。它教农家子变为少爷，它教农家女变为小姐。它教强的变弱，弱的格外弱。它教富的变穷，穷的格外穷。中国是一个又穷又弱的国，假使教育普及，也不过是一个中华书呆子，全国人民尽成为书呆子。同志们！赶快悬崖勒马，另找生路！”[1]
在此过程中，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的陶行知，将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与中国的实际相比照，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逐步确立了自己富有创造力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看来，生活教育就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他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它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它消灭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从小学到大学，16年的教育一受下来，便等于一个吸了鸦片烟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再加以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作读书死。它教人劳心而不劳力，它不教劳力者劳心，就是教人升官发财[2]。概括起来，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就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 校，教学做合一。这影响了一个时代！
但在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尚未成熟，他还在研究、思考，尤其关心中国农村草根的探索，注重经验的吸收与提炼。这时，他走进了开原小学，见到了潘一尘、蒋仲怀，找到了“新生命”！
绩効一乡
民国时期的开原乡，包括现在惠山以南的荣巷、河埒街道和以北的山北街道等。“吾邑四乡教育之盛，当首推开原。”[3]其中，规模最大的公立小学，就是位于山南河埒口的开原小学。
该校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当地士绅蒋可赞捐资创办，取名“私立日新初等小学校”，是无锡乡村最早的新式学校之一，更是开原乡新学之始。最初校务由蒋仲怀负责，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蒋可赞停止捐款，学校资金、校务就由蒋仲怀一人承担。1913年10月，学校由开原乡公所收归乡办，之后多次更名“开原乡立第一初等小学校”“开原乡立第一国民学校”“第十二学区第一初级小学校”等，至1926年上学期，改名开原乡立第一小学校[4]。为了这所学校的发展，蒋仲怀倾注了一辈子的心血。
约1922年，潘一尘接任校长一职①。他曾在东吴大学肄业两年，“他是凭他的天才和虚心研究态度在这里办学”[5]。用他自己的话说：“生路是怎样！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6]
很快，他与他同伴的办学，获得了好评。1924年，江苏省视学来校视察，评价是：“教法研究改进，为乡村各校所不多见。”[7]当时整个无锡县被点名的学校并不多。基于此，无锡县知事呈报江苏省教育厅，请求给予嘉奖。1925年8月29日，省厅批复同意给予嘉奖。社会也开始认可这所学校，“河埒口第一小学为山南成绩最佳之学校，校长潘某研究有素，采取大单元的设计教育法，对于儿童个性非常注意。以故学生骤增，现正筹集经费，以下年度添设高级部。闻已有校友会员担任募捐矣”[8]。《锡报》也报道：“第十二学区（开原）区立第一初级小学校，自潘君德光（一尘）长校以来，学生骤增，成绩斐然，迭经省、县视学传知嘉奖。”[9]学校规模渐大，声誉日隆。
1926年6月4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恒源到校视察，认为“校长潘德光，办事热心，研究改良不遗余力，并能利用余时余力，濬发儿童智能，期以学校之力，改进社会，故学校教育力求与社会适应。又以服务社会不能仅限本邑，故并重练习国语。学生家属职业农商居多，因此学校教育亦注重农商，学生毕业后，不希望其人升学，而希望多数毕业生为善良、能自治之农民与商人，其见解之卓越，足矫现代教育家好高骛远，不切实用之病”[10]。特呈请省长、联军总司令，恳请奖励，并拟就了颁奖辞：省长给开原第一初级小学校匾一方“绩効一乡”；联军总司令给学校匾一方“乡治始基”，给潘校长联一副“惜阴分余力，反璞在重农”。不久，省长公署批复：“应准照办。” 曾同在河埒口地方办学的女校长胡通祥日后回忆：“潘一尘在河埒 口，那时教育可说盛极一时。”[11]
这均是行政和社会层面的肯定与褒奖。陶行知的到来，则带来了教育家的专业视角。
人力车夫拉来陶行知 无锡教育在民国年间名噪一时，与民族工商业一起，成为支撑“小上海”和“模范县”桂冠的两个支点。陶行知对无锡的教育十分关注，多次莅锡调查、演讲。例如，1921年11月26日，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来锡，陶行知作为南京高师教务主任曾陪同来锡，担任校长座谈会的翻译。次年春天，陶行知由宁来 锡，召集三师校长陈谷岑、县一校长孙辰初、县二校长辛伯森、市学委蔡荫阶、市一校长陶达三等十余人举行座谈会，并到开原乡组织过教育调查。
当时，有人在考察了沪宁一带的乡村学校和无锡20余所小学后，告诉陶行知：“无锡开原乡有个小学校叫作开原小学，办得很有精神。校长潘一尘先生听说你在无锡第三师范分校演讲一个费钱少的活学校，内中拿我们燕子矶小学来引证，就自己筹旅费到燕子矶来参观，后来又乘童子军会操的机会，带了学生来做第二次的参观。潘校长这种精神是最可钦佩的。我看他学校里一切设施，有的学东南大学的附属小学，有的学无锡第三师范附属小学或其他学校，原原本本都有根据，都足以代表校长虚心采纳的精神。但开原小学不但是效法他人的成法，并且有它独创的方法，独到的境界。”
这当然引起了陶行知的兴趣。1926年10月9日，是一个礼拜六，他来到了无锡，找到了开原小学。那天早晨六点半，他从无锡城里出发，出城西门雇人力车去学校。车夫告诉他：开原乡有好几所小学，你是要到哪一所？这把陶行知给问愣了，因为介绍人并未告诉他小学的具体名字。睿智的陶行知转念，那样的学校，参观的人一定很多的，即说：“拉我到你常拉到的那个学校去吧！”车夫怯怯地回道：“我拉先生到河埒口去看看！”
车夫使劲跑了40分钟，到河埒口，停在一个学校门口，门口挂着“开原乡立第一小学”的牌子。陶行知向里一望，感觉“气象不凡，料想就是这里无疑”。进门一问，果然不错。
陶行知把名片托一位学生送给潘一尘校长，自己在校门口的应接室——现在的传达室里坐了下来。一个学生主动送来一杯茶，并很有礼貌地说：“请先生用茶。”过了一分钟，潘校长就出现了，把陶行知请进学校。一刻钟后，学校创办人、时任无锡县教育局局长蒋仲怀也来了。
参考文献：
[1]潘一尘.中国乡村小学建设[J].地方教育，1929（2）.
[2]陶行知.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A]//陶行知全集（第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519-520.
[3]惕.开原乡之近况[N].苏民报（无锡），1923-11-17.
[4]无锡河埒口小学编.河埒口小学概况[M].1929：2-3.
[5]陶行知.无锡小学之新生命[J].新教育评论，1926，2（26）.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此文。
[6]潘一尘.中国乡村小学建设[J].地方教育，1929（2）.
[7]教育厅关于省视学视察无锡教育状况之训令[J].教育季刊，1925（4）.
[8]开原教育消息一束[N].民声日报，1926-4-20.
[9]开原一校添办高级[N].新无锡，1926-9-6.
[10]呈总司令、省长为无锡县富绅荣德生热心教育，开原乡第一初小学校成绩优异请分别奖给匾额文并指令[J].江苏教育公报，1926，9（10）.
[11] 无锡史志办.对胡通祥的采访记录[J].资料，1959，132（5）.
（作者系原江苏省无锡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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