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命题逻辑的反驳演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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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过程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证明和反驳。证明是论证主体对所赞成的观点进行辩护的过程,反驳是论证主体对所反对的观点进行归谬的过程;证明是求得真知的过程,反驳是揭露谬误的过程;证明所依据的是逻辑有效式,反驳所依据的是逻辑矛盾式。自现代逻辑产生以来,人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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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入、阶层分化的剧烈,正义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许多学者从新自由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乃至新儒家等不同理论背景出发,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较少能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彼此欠缺“了解之同情”,从而妨碍了对问题进行更深刻的、富有建设性的思考。比如,不少研究者支持罗尔斯所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的观点,但其研究未能借鉴当代价值论研究的方法与成果;有些研究者在古典正义观和现代正义观之间随意取舍,却不曾进入政治哲学史语境,批判地
“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亨金,前言,第1页),公民权利是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的阿基米德点。对于这一点现代各种思潮颇多论述,而社会现实也在不断予以确证。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权利的存在、运作及其功能又是有限度的。以一种历史的、辩证的反思性视角明确权利的限度,对于深入理解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围绕正义与善的争论,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权利理论,全面而系统地把握权利现象,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以下拟从五个方面认识权利的限度。
爆发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破坏,而且对其政治、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后危机时代,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西方社会以至整个世界都在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与这种调整相适应,思想观念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在调整期,各种文化和思想观念相互较量、相互激荡,思想文化领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对此次危机暴露出来的文化矛盾加以冷静的反思,进而明确文化价值建设的方向与思路,是理论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毛泽东的虎气与猴气 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这是一个绕不开也说不尽的话题。毛泽东是“多面的”:他同知识分子在一起时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在一起时是工人,同农民在一起时则是农民。他的意志常常会压制住周围的人,使他们本能地接受、服从甚至盲从。有时候他的原则性很强,有时候他的策略性又很强。毛泽东自己说他是七分虎气,三分猴气。所谓“虎气”,有很多种解释,主要可以理解为原则性,是一种立场;所谓“猴气”,则是指灵活性,可以理解为一些战术层面上的东西。
一 美国哲学家勃克斯(A.W.Burks)的因果陈述(句)逻辑理论,以“因果蕴涵”和“因果可能世界”为核心,建构了一个公理化的逻辑体系。它所蕴涵的哲学性质及其认知价值为现代归纳逻辑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为人们的认知实践活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哲学分析工具。在他之前,逻辑学家通常从归纳逻辑的角度研究“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力求找出因果律的逻辑处理方法,而这些方法基本局限于穆勒方法的改造或更新,没有跳出方法论的视域。在勃克斯那里,他不仅将因果关系和归纳法紧密联系起来,而且把“因果”作为必然算子加以定义,
在“西方”法哲学中,抽象意义上的正义(或者结果正义),被看做法律体系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而对韩非子来说,在他关注国家的有效性和效率的法律框架之内,正义似乎并不值得严肃地思考。他的目标是提高国家(以及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力。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哲学系统的不同,本文没有直接将中国法家思想与西方法哲学进行比较。
启蒙运动处于现代世纪的开端。启蒙精神及其所开辟的现代性,在其后的几百年间,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生活。当代人继承着启蒙的丰富遗产,也置身于启蒙问题的阴影之中。启蒙背后的议题及其问题架构,因其特有的丰富与复杂,涵盖了一系列至今仍然纷纭不断的价值争端:当启蒙主流偏重于个人的功利幸福,从而将个人的社会成员角色看作只是附带的有益于个人自我谋划的工具,卢梭却将其整个的政治-教育学致力于一种对公共善的忘我式奉献的公民培育。而这种对共同体的全身心融入,
为什么人类有政治并且需要政治?这个问题问的是,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何以存在并且理应存在。也就是说,政治之存在论上的根据和价值论上的理由何在。哲学地追问政治,首先要追问的是人类存在的政治性,人类存在何以是政冶性的,不仅在类,而且在个体的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