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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善民生、破解制约发展深层次矛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依托,通过经济、环境、社会再调整,寻找最佳路径去实现经济绿色发展与包容性增长。
1月19日,在国家发改委联合亚洲开发银行举行的“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方向和政策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对外宣布,中国“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全面启动。
围绕这一规划,中国政府将数百个课题面向全球公开招标,首度就五年发展规划联手国际机构开展课题研究,以研讨会形式全球“取经”。
这是一次没有先例的头脑风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负责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官员悉数到场,与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盟驻华官员、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教授等在内的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面对面,就中国未来发展路径展开直接对话。
“中国经济、决策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日益紧密,我们希望‘十二五’规划,能在制定者与全球智囊的互动中获得提升。”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弱化经济增长指标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成为研讨会上人们热议的焦点话题。
“十一五”期间,中国实际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翻两番”所需要的增长率(7.2%)和“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增长率(7.5%)。“十二五”时期,是否能够保持如此高的增速?是否仍然有必要保持如此高的增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说,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进入一个艰难的调整过程,短期内可能难以再现上一轮的高速增长。因此,在重新调整过程中,摩擦和动荡可能会贯穿整个“十二五”期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也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将促使英美等发达国家储蓄率和贸易逆差发生变化,带来全球经济缓慢再平衡,而这一再平衡过程无疑将对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冲击,要求对原来的产业分工进行调整。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伟在国家发改委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课题《“十一五”后期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研究》的概要中提出,虽然在“十二五”期间中国也有可能取得比7.5%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看,“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定在7.5%较为合适,在实际执行时,即在确定每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时,可以略有提高,在8%左右为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京文则认为,中国不宜再把GDP增长目标列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也不宜再提“保八”等政策口号,更不宜将GDP增长目标作为地方政策的目标和干部考核的唯一依据。
调整是主轴
作为国家发改委此次“十二五”规划的合作伙伴,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劳伦斯·格林伍德在介绍双方合作阶段性成果时,最核心的关键词是“调整”。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再调整要更加注重降低储蓄率和扩大国内私营部门的需求。在需求方面,再调整意味着要降低对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同时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在供给方面,再调整意味着要更加依赖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减少对制造业等贸易部门的依赖。
“经济增长再调整不仅有助于解决全球失衡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发展过程和结构转型的必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向中上等收入水平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必须经历这一过程。”劳伦斯·格林伍德说。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同样认为,调整应该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经多次调整,然而,本轮调整与以往不同的意义在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调整无一例外都是以短缺为背景,但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短缺背景就在不断淡出,直至转化成本轮经济增长中的产能过剩背景。
在王建看来,目前阻挡中国经济成长前进脚步的已经不是严重的短线产业的瓶颈制约,而是产品与产能过剩,这个矛盾不解决,中国的长期发展就会越来越因缺乏需求动力而陷入低速增长,甚至爆发生产过剩危机。
王建强调,诸多因素决定了“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调整是必须的,否则未来3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就会越迈越小,会因为各种重要的结构关系理不顺而不得不慢下来,甚至停下来。
“正像人一样,长期高速奔跑难免会带上病,需要一个时期治病、调理,健康了,就又可以跑起来。”王建说。
绿色经济:未来增长重要路径
徐宪平指出,2009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的重要目标,“将在‘十二五’规划中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
劳伦斯·格林伍德建议,在全球注重发展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十二五”规划应强调走“绿色发展道路”。
格林伍德预计,中国要想在2030年转型为“绿色经济体”,每年需要投入1.5万亿元到2万亿元,这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2.5%。
王一鸣建议,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与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的技术创新相结合。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增大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再工业化”不是回归传统工业部门,而是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基础上的复兴。中国既要增强在传统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又要在新兴产业领域争取市场空间。
民众福祉:最大的前提
徐宪平说,中国政府将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方针,通过调整需求结构,不断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
徐宪平说,“十二五”期间,中国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供支撑。
为扩大内需,将推动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保持投资规模适度增长,引导投资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
他同时说,民众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的内在统一,更加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把改善民生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建立健全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体制机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佩金斯建议,在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过程中,中国亟待在其战略性规划中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他看来,除了降低居民储蓄倾向,提高居民收入外,还应加快城市化进程,比如未来20年中国面临解决1.5亿到2亿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这将有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王一鸣建议,“十二五”时期推进城镇化重点应转向加快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同时,积极发展大都市圈和城市群,扩容中小城市,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争取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使2015年城镇人口接近7亿人。 (责任编辑:云馨)
1月19日,在国家发改委联合亚洲开发银行举行的“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方向和政策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对外宣布,中国“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全面启动。
围绕这一规划,中国政府将数百个课题面向全球公开招标,首度就五年发展规划联手国际机构开展课题研究,以研讨会形式全球“取经”。
这是一次没有先例的头脑风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负责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官员悉数到场,与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盟驻华官员、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教授等在内的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面对面,就中国未来发展路径展开直接对话。
“中国经济、决策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日益紧密,我们希望‘十二五’规划,能在制定者与全球智囊的互动中获得提升。”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弱化经济增长指标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成为研讨会上人们热议的焦点话题。
“十一五”期间,中国实际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翻两番”所需要的增长率(7.2%)和“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增长率(7.5%)。“十二五”时期,是否能够保持如此高的增速?是否仍然有必要保持如此高的增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说,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进入一个艰难的调整过程,短期内可能难以再现上一轮的高速增长。因此,在重新调整过程中,摩擦和动荡可能会贯穿整个“十二五”期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也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将促使英美等发达国家储蓄率和贸易逆差发生变化,带来全球经济缓慢再平衡,而这一再平衡过程无疑将对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冲击,要求对原来的产业分工进行调整。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伟在国家发改委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课题《“十一五”后期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研究》的概要中提出,虽然在“十二五”期间中国也有可能取得比7.5%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看,“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定在7.5%较为合适,在实际执行时,即在确定每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时,可以略有提高,在8%左右为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京文则认为,中国不宜再把GDP增长目标列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也不宜再提“保八”等政策口号,更不宜将GDP增长目标作为地方政策的目标和干部考核的唯一依据。
调整是主轴
作为国家发改委此次“十二五”规划的合作伙伴,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劳伦斯·格林伍德在介绍双方合作阶段性成果时,最核心的关键词是“调整”。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再调整要更加注重降低储蓄率和扩大国内私营部门的需求。在需求方面,再调整意味着要降低对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同时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在供给方面,再调整意味着要更加依赖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减少对制造业等贸易部门的依赖。
“经济增长再调整不仅有助于解决全球失衡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发展过程和结构转型的必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向中上等收入水平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必须经历这一过程。”劳伦斯·格林伍德说。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同样认为,调整应该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经多次调整,然而,本轮调整与以往不同的意义在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调整无一例外都是以短缺为背景,但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短缺背景就在不断淡出,直至转化成本轮经济增长中的产能过剩背景。
在王建看来,目前阻挡中国经济成长前进脚步的已经不是严重的短线产业的瓶颈制约,而是产品与产能过剩,这个矛盾不解决,中国的长期发展就会越来越因缺乏需求动力而陷入低速增长,甚至爆发生产过剩危机。
王建强调,诸多因素决定了“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调整是必须的,否则未来3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就会越迈越小,会因为各种重要的结构关系理不顺而不得不慢下来,甚至停下来。
“正像人一样,长期高速奔跑难免会带上病,需要一个时期治病、调理,健康了,就又可以跑起来。”王建说。
绿色经济:未来增长重要路径
徐宪平指出,2009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的重要目标,“将在‘十二五’规划中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
劳伦斯·格林伍德建议,在全球注重发展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十二五”规划应强调走“绿色发展道路”。
格林伍德预计,中国要想在2030年转型为“绿色经济体”,每年需要投入1.5万亿元到2万亿元,这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2.5%。
王一鸣建议,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与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的技术创新相结合。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增大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再工业化”不是回归传统工业部门,而是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基础上的复兴。中国既要增强在传统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又要在新兴产业领域争取市场空间。
民众福祉:最大的前提
徐宪平说,中国政府将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方针,通过调整需求结构,不断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
徐宪平说,“十二五”期间,中国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供支撑。
为扩大内需,将推动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保持投资规模适度增长,引导投资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
他同时说,民众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的内在统一,更加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把改善民生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建立健全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体制机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佩金斯建议,在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过程中,中国亟待在其战略性规划中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他看来,除了降低居民储蓄倾向,提高居民收入外,还应加快城市化进程,比如未来20年中国面临解决1.5亿到2亿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这将有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王一鸣建议,“十二五”时期推进城镇化重点应转向加快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同时,积极发展大都市圈和城市群,扩容中小城市,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争取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使2015年城镇人口接近7亿人。 (责任编辑:云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