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的文体大家，他不仅能写一手漂亮的小说，散文也是自成一家。汪曾祺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故乡系列”小说，用一种清淡平和的格调，在一种娓娓动听的叙述中，表面不动声色、实质充满了深情地讲述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故事，从平凡中折射出人生哲理。汪曾祺的小说以朴素的笔墨，在近似原始的人物故事中追求新的、健全的、理想的生命存在状态，在现实与梦的结合中寄予了作者的社会理想。汪曾祺的小说有一种从容平淡的文风、一种“不可言说的温爱”、一种对往昔人性美人情美的无比怀念和诗意表达。汪曾祺的小说乍一看甚是松散，细读之后才发现实则有着内在的严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这是因为他的小说有许多“闲笔”，有一种“散文化”的倾向。汪曾祺自己也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太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汪曾祺小说的另外一个特点在我看来就是善于从民间文学吸取养分，进而形成浓郁的民族风格。比如《受戒》的那几句歌谣：姐儿生的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与他的小说相比，汪曾祺的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汪曾祺的散文平中见奇，淡中有味。高僧只说平常话。汪曾祺的散文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空泛的好为人师的大道理，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气，他有的只是从容和平易，有的只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是文人的雅趣和爱好，弥漫着文人的情调。如果汪曾祺小说给我们感受是诗意，那么他的散文更多的则是闲情逸致。
　　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汪曾祺都追求一种生活情调、一种人生境界、一种理想表达、一种审美心态。他说：“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他还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对于作家而言，这是一种难得的清醒。透过汪曾祺的文字我们看到的是他欢畅、亮丽的人格。
　　汪曾祺不仅是小说家、散文家、戲剧家，而且是书法家、绘画家、美食家。汪曾祺素有美食家之称，他每到一处不食会议餐，而是专走小街偏巷，品尝地方风味和民间小吃，每每陶醉其间，自得其乐。不仅如此，他还有一手精湛的烹饪手艺。拌荠菜、拌菠菜、干丝、烧小萝卜、塞回锅油条，这都是他的拿手菜。他说：“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场，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文人爱美食，古来有之，但懂美食，且能食出心得这就是不是普通人所能够达到的了。汪曾祺深知美食三昧，那些寻常小食一经他的点晴之笔，无不令人垂涎，感慨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汪曾祺笔下，美食不再是寻常的果腹，而是一种文化、一种境界、一种艺术、一种态度。
　　汪曾祺先生淡泊名利、豁达开朗。他既无政治野心更无政治头脑，但他一生却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他被江青一伙拉入创作组写“样板戏”，粉碎“四人帮”后他又被送到“学习班”受过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能够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以平淡的心态感受人生艰难，并且创造了积极的、乐观的、诗意的、美的文学人生。
　　在汪曾祺几十年的笔墨生涯中，有一部十分奇特的作品———《中国马铃薯图谱》。1961年春天，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一时没地方去，就留在了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协助工作。所里交给他一项任务，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接到任务后汪曾祺每天一早起来就到马铃薯地里掐一把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画它。他曾写过一首长诗，记叙这段漫长单调的生活，其中有两句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这样他居然真的写成了《中国马铃薯图谱》，可惜的是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了。否则，他也可以留下一部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所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那样的奇特传世之作。汪曾祺“文革”后复出文坛，他在新时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戏剧，而是一篇名叫《“花儿”的格调———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的学术论文。一个作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迫搁笔，莫过于不能写他想写的东西。透过《中国马铃薯图谱》和《“花儿”的格调———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我们不难想像在那个非正常的时代，汪曾祺经历了怎样的剧痛。身处逆境不以为苦，反以苦为乐，达观潇洒，随遇而安，这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是上世纪40年代初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他的文学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是他大量地发表作品、包括成名却是在60岁以后。贾平凹在一首纪游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大器晚成、老而弥坚，汪曾祺的创作之路对于今天那些整天跑马圈场、急于立身扬名、树碑立传的作家有着深刻的启示。汪曾祺被誉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身上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闲适、恬淡和从容。
　　选自《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