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新译的《马可波罗游记》，这要算解放后第一个汉译本，是值得欢迎的。这部译作文字比较通顺可读，在当前广大读者渴望读到这部《游记》的情况下，它的问世无疑是及时的。
　　然而，可能由于翻译匆促，这个本子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提出来供译者和读者参考。
　　
　　一、版本问题
　　
　　译者在《译后记》中说：“《马可波罗游记》……从它笔录成书的时候起，就辗转传抄，被译成几十种文字，直至今天不同的版本据说多达八十多种。在我们能看到的版本中，曼纽尔·科姆罗夫的英译本是比较好的一种，所以把它翻译出来，献给广大读者。”
　　翻开新译一读，就可知道，它所根据的版本不是新版本，而是与一九三六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李季译《马可波罗游记》同一版本，都是根据曼纽尔·科姆罗夫(ManuelKomroff)的英译本翻译的。李季当年译的是一九三二年出的第九版①。在当时可说是最新的版本了。而新译本是在一九八一年译的该书一九三○年的版本，就显得相当陈旧了。然而，即使在解放以前出版的魏易、张星、冯承钧、李季译的几种版本中，科姆罗夫的版本也并不是较好的。其中较好的要算张星译的两种版本。一种是亨利·玉尔(H.Yule)编订、燕京大学图书馆一九二九年发行的版本；一种是拜内戴拖(L.F.Bene－detlo)发现、戴尼森·罗斯(Do－nisonRoss)刊印、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版本。可惜前一种只出了第一卷，后一种没有再版，没能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其次就是冯承钧译沙海昂(A.H.Charigon)注释、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版本。这个本子在解放前印过三版，解放后又由中华书局重印过，因而流行最广。但是，在一九三八年牟里(A.C.Moule)、伯希和(P.Pelliot)编订的《马可波罗游记》(原名《MarcoPolo：TheDescrip－tionoftheWorld，马可波罗寰宇记》)问世以后，这个版本就成为中外马可波罗学者公认的标准本，其他版本便相形见细了。解放后的译本，应当选择最好的版本，
　　再说，国外《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也不止八十多种，据向达一九五六年统计，就有一百多种②，现在恐怕就更多了。
　　
　　二、译文问题
　　
　　总的说来，新译较李译有了提高，纠正了原译不少错误。但牵涉到一些历史问题、学术问题等，就既有沿袭李译错误的地方，也有不如李译的地方。比如第13页所译“印度的君主阿鲁国王”，就是沿袭李译的错误，甚至沿袭科姆罗夫的错误(SovereignofIndia)。此处牟里、伯希和的版本作“TheLordatthattimeoftheTartarsoftheSunrising(东方当时的鞑靼君主)”。张星、冯承钧根据亨利·玉尔、拜内戴拖、沙海昂版本所译也作“东方鞑靼”、“东方王，即波斯王”，为伊儿汗国君主，旭烈兀的继承人。因而此处应是波斯的君主，决不能译为“印度的君主”。我们说科姆罗夫的版本不是较好的本子，由此也可以看出。
　　又如新译第115页，沿袭翻译科姆罗夫所加的错误脚注：“中国编年史还说及马可·波罗，高度赞扬了他的勇敢爽直，皇帝……要枢密副使波罗陈述造成王储谋杀罪的原因。”我国的编年史根本没有这样的记载，更谈不上高度赞扬他。至于说到马可波罗担任枢密副使的问题，也是误解。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法国颇节(G.Pauthier)曾根据阿合马事件考证出马可波罗担任过枢密副使。科姆罗夫显然是根据颇节的观点加以渲染而作的脚注。但是，这一观点早被法国的伯希和、我国的冯承钧等学者否定了。冯承钧在他译的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的序言中指出：“沙氏沿袭颇节的错误，仍以马可波罗是元代枢密副使孛罗”，“仅据《元史》本纪之文已足证明此种考订之伪。考《元史》，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学罗兼大司农卿；至元十二年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记载此孛罗拜官始末甚详，则不得为至元九年初至上都的波罗，彰彰明矣”。③简言之，即在马可波罗来到我国之前，元朝就有一个大臣叫孛罗，后来担任枢密副使，因此不能把他加在意大利的波罗上。但现在仍有不少文章弄错的。
　　再如新译本84页“忽必烈乘坐在一个木制宝盆里”，把castle译成“宝盆”不好理解，似不如李译为“木制大堡”较好。
　　除了这些问题外，这个新译本参加翻译的四位译者的译文有前后的不统一之处，有的译对了，有的译错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
　　
　　三、新译本的前言和后记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
　　
　　1.马可波罗是否懂汉语？新译有尚铭同志作的一篇前言《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游记>》，其中说到“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学会蒙古语和汉语”，而《游记》正文译文(11页)却说马可波罗“精通四种文字”，不仅两种和四种不符，而且肯定其中一种为“汉语”。但是，据中外蒙古史专家、马可波罗学者考证，马可波罗并不懂汉语。一九四三年邵循正教授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报告，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从未提到一个汉人朋友”，“以他《游记》来判断他的语言知识，我们敢说他简直不懂汉语。”④英国亨利·玉尔、考狄也认为马可波罗不懂汉文汉语。他们说：“我们毫无理由认定马可波罗懂汉文、汉语。”⑤杨志玖教授在他的新作《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进一步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从当时社会情况分析，更肯定和充实了马可波罗不懂汉语的结论。他说：“成吉思汗时曾借用维吾尔文拼写蒙古语，元世祖时又设蒙古国子学，令蒙古人、汉人官僚子弟入学，学习蒙古字”，因而认为汉文不是当时官场必要的交际工具，而认为《游记》所说懂四种语文可能是指蒙古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而不懂汉语⑥。
　　2.马可波罗是否担任过扬州总督？新译本前言中还说：“马可波罗担任过扬州总督，管理二十四县。任职三年中，刚正不阿，主持公道，受到百姓的崇敬和爱戴。”《游记》正文也译成“马可波罗奉大汗的特命，担任这个城市的总督达三年之久。”关于这个问题，中外马可波罗学者也进行过很多考证。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据颇节称是在一二七八年至一二八一年。那时他才二十三岁，到中国才两年。玉尔认为，他不可能担任“总督”或“总管”这么高的官职。据伯希和考证，可能是担任盐务官。如果真是做总督一类大官，《元史》、扬州地方志以及其他史料不可能没有记载。杨志玖教授也在上述新作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考证和分析，认为“马可波罗曾做过扬州总管一说，是文字翻译的误会，历史记载的偶合，从马可波罗书中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因而，宜译为“在扬州做过三年官 ”，或“在扬州做过三年地方官 ”。
　　又《游记》和其他史料也未见记载，马可波罗在任职三年中“刚正不阿，主持公道，受到百姓的崇敬和爱戴”。这类推想的话，最好不加。
　　3.马可波罗是哪一年离开中国的？新译本前言中说：“一二九二年夏天，他们利用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到波斯(伊朗)的机会，踏上了返回故乡的归程。”正文第81页原译者注也说是一二九二年离开中国的。其实这一说法早就被否定了。
　　关于马可波罗一行什么时候离开我国的问题，已有定论。
　　远在四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一年，杨志玖教授根据《永乐大典》的记载，推断为一二九一年初。其中有一件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等的奏章提到“今年三奉旨遣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三人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与《游记》记载吻合。至元二十七年即公元一二九○年，等待季候风，须在至元二十七年十一、十二月至二十八年一、二月，也就是在一二九一年初启航离开泉州。这是确凿的史实，从而否定了马可波罗一行是一二九二年离开中国的旧说。杨志玖教授这一发现为中外学者所注目和推崇。向达指出：“这说明马可波罗诸人离开中国应该是一二九○年阴历年底或一二九一年阴历年初，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年月问题提出了极其可靠的证据。”⑦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伍·柯立夫也引用《文史杂志》的编者后记说：“马可波罗离华之年通常说是一二九二年初，自从发现这段新材料，也就提前了一年，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贡献。”⑧
　　4.《马可波罗游记》是否世界文学名著？新译后记说：“《马可波罗游记》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在十三世纪，西欧的经济文化远远落在东方的后面，《马可波罗游记》所载我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见闻，特别是我国在当时说来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超出了西方人士的认识水平，因而很多人把这部《游记》看作神话之类的文学作品。但是，经过七百多年来的时间考验和各国学者的研究，证明《游记》中所记绝大部分是属实的，它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因而，应当说这是一部史学名著或地理学名著。
　　这个译本如能进一步校勘，改正错误之处，相信更会受到欢迎。
　　
　　(《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1.20元)
　　
　　①李季译：《马可波罗游记》译者序第12页。
　　②向达：《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游记》，载《旅行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
　　③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年版第3页。
　　④邵循正：《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载《元史论丛》，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出版第一辑。
　　⑤玉尔编订：《马可波罗游记》第一卷第十五章注。
　　⑥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⑦向达：《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游记》，载《旅行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
　　⑧弗·柯立夫：《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和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载《哈佛亚洲学报》一九七六年第三十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