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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这样评价张云逸：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张云逸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年龄大，授衔时已63岁；工资级别最高，是唯一拿着元帅级别工资的大将；资历最长，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
张光东，大将之子，1946年出生于山东临沂，原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张光东对父亲的形象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张云逸去世后，“要筹拍父亲的文献片，我和几十个老同志交流了很多”。
李宗仁对他立正鞠躬
父亲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的仗，也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父亲和国民党的许多元老级的人都有交往。在组建新四军的时候，父亲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由于他资格老，有威望，大家很尊重他，谈判自然也很顺利。父亲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做参谋时，蒋介石在里面也是参谋。父亲比蒋介石小一些，组建新四军的时候，国共谈判的时候，父亲和蒋介石谈，由于是同盟会的元老，资历摆在这儿，所以谈得比较顺利。
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
1965年，曾为“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回国，父亲专门去机场接机。李宗仁到北京南池子专程看望他，父亲还特意在服务处换了一套新家具，换凳子椅子招待李宗仁。当时我因为在学校上学，所以没有亲眼看见李宗仁。但听我父亲的警卫员讲，李宗仁便服来到我家，走进门，面对迎出的父亲，当时一个立正，深深地给父亲鞠了一躬。
父亲在北伐时曾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与国民党军许多将领有旧。1937年5月，党中央就派他从延安到香港，在华南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抵港后，他先派人同李宗仁的幕僚刘仲容联系，与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系。6月上旬，父亲辗转乘飞机抵桂林，与李宗仁会面。
这时候的李宗仁正面临着蒋介石的经济压迫，蒋操纵纸票，桂币低至四成，军民均有怨言。李、白苦无对策寻求外援。李宗仁知道张云逸抵达香港后，就诚恳催促父亲入桂。
1937年6月12日，父亲与李宗仁、白崇禧举行第一次会谈。父亲在给“毛朱周”的电报中透露，李、白“抗日情绪还高”、“抗日统一战线同意，并愿共同对外”、“李对蒋还不满。我以抗日前途为要相劝，彼表同情”。在这次会面时，李宗仁还说要介绍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派到桂林来的代表张斯可给父亲认识。
这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也因受蒋介石的欺压，自知无力单独抗蒋，想联络各方力量，抗蒋自卫，并派张斯可作代表来桂联络。经李宗仁介绍，父亲同张斯可见面会谈。
在1937年6月16日，父亲在给“毛朱周”的电报中透露，与李宗仁进行了第二次谈话，李宗仁原则上已同意中共提出的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等主张，并同意由张云逸同桂方几个高级干部具体讨论如何巩固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具体方案。
父亲多次致电中央。得中央指示后，坦率向李、白说明：只有以抗日的行动，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高低，只有失败。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父亲与李宗仁商谈，李通电支持抗战，并请他留桂林磋商抗日事宜。其后，父亲经常来往于广东、广西、香港之间，督促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抗日。最终，白崇禧飞南京见蒋介石，就任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并派桂系廖磊等两个集团军到上海投入抗战。其间，父亲又到广州与余汉谋多次谈判，余汉谋同意国共合作抗日，最终得以在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在1938年 2月至5月，李宗仁指挥徐海会战，其中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在台儿庄战役进行中，位于津浦铁路南段的张云逸部新四军和位于北段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不断袭击日军，从战略和战役上配合了李宗仁任总指挥的臺儿庄作战。
让上海人在广西安家
194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父亲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并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此外，他一人身兼数职，还担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等多项重要职务。
1949年10月，广西即将解放，父亲去广西就任。一路上，他向中共中央华东局、华南分局了解上海、广州解放的情况和开展工作的经验，并要了一些干部南下广西。原是广西籍的干部能回广西工作的，父亲都积极要求把他们调去。
11月27日至12月2日，人民解放军歼灭了白崇禧集团主力。至12月14日，相继解放了桂林、南宁、镇南关（今友谊关），至此，广西全境获得解放。父亲进入广西后，立即着手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先后成立了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等市的军管会，接着于12月9日正式成立广西军区，父亲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2月8日以父亲为主席的广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在当时，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被称为“懂经济的军事家”。
当时的广西穷徒四壁，工业基础差不多等于零，连最基本的蜡烛、钉子都不能生产。于是，初到广西的张云逸写信给陈毅和饶漱石，从上海把一批工业和企业搬迁到了广西，技术、设备、人员、管理整体“连根拔起”。父亲的思路是很快把工业基础打起来，不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发展，他认为把企业整体搬迁过来后，配套的东西都会过来。于是，一大批上海人也这样在广西安家了。
每年春节，总有一批广西人到上海过年。这些人就是曾经从上海举家搬迁到广西的，参与新中国广西建设的广西上海人。一名广西报纸的编辑曾对我说：就是你们家老头子把我们这一家子搬过来的。
父亲针对广西解放初期金融市场混乱、物价波动和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主持进行统一货币、稳定物价的工作，迅速地禁止了金银和外币流通市场，使全省物价很快趋于稳定。为了平衡财政收支。1950年2月18日至2月24日，广西召开了全省第一次财经会议，具体制定了整顿收入、开辟财源、厉行节约、缩减开支，达到收支平衡的具体措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当年10月，广西全省财经工作走上了正轨，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父亲还有重点地扶助和领导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有重点地修整公路，恢复交通事业，建立国营商业领导机构和批发零售店、站，调整公、私商业经营范围和批零差价等，使工商交通事业也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开业户数比解放前大为增加。到1951年底已恢复的公路干线达2300余公里，还开拓了梧州至信都的新干线，1952年6月修成通车。
不过，对广西来说，父亲所做的事远不止这些。
比较一下解放前的中国省区版图和现在的地图，很明显看到：解放前的广西一块海都没有，就是一个内陆省区。解放后，父亲向叶帅从广东要了一块海，也就是湛江海域北部湾区域，孙中山曾经计划要在此建设民主中国的一个深水港。
当时的广西从广东省要来了从北海到东兴的地带，作为广西的海岸线。如今，作为和东盟合作的纽带，海岸线所在的北部湾经济圈。父亲留给广西的这片海，为广西的经济发展埋下了伏笔。
从如今的广西经济发展来看，这片海为广西的发展提供了着力点和增长极，为广西对外开放提供了便利的出海通道，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北海、钦州成为中国特别是广西与东盟各国贸易往来的海路运输港口……父亲拿来的“出海口”为广西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父亲要的这个出海口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当时沿海要进行防御，那是个前线，你要了海岸线就增加了防务任务，意味着增加工作难度，带来负担。父亲力排众议，坚决要有个中国西南地区的唯一出海口。
父亲离任后“出海口”又被广东要了回去，后来，父亲知道后进行斡旋，又为广西要了回来。
父亲考虑问题很细致。广西的机场选址于南宁的南部离市中心很远的地方，父亲当时就考虑到为未来发展预留一定的空间。现在，很多城市的机场由于规划不合适，离市中心很近，不得不搬迁更远处新建。
两块“语录牌”智退“造反派”
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将军衔，他几次向中央军委提出：“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不能一如既往地工作了，这大将的军衔还是授给别人吧。”毛泽东称赞说：“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老成持重，威望颇高。”
在党内多次的斗争中，父亲凡事有自己的思考，并且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父亲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是没说。虽然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心里有数，在政治上不幼稚。
可见，父亲是很有原则的人，有自己的思考，不會人云亦云。
解放战争时期，汪东兴带了一个排阻击了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打了一天一夜。毛主席问他用的什么招数？汪东兴说是游击战，红大的时候张云逸给讲的。毛主席感叹道：“那个时候我正在‘下放’，上面强调的是正规战，竟然还有人在讲我的游击战术呀！” 1931年，临时党中央搬到苏区，父亲是副参谋长。当时李德等人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以“正统”身份否定游击战。当时，父亲在红军大学讲课，讲的内容正是游击战。
1936年末，父亲到延安。当时父亲去红大听课，每次去收获都很大，毛泽东的课每课必听，但是博古的联共党史，父亲没去听。
对于人民公社、大跃进父亲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一次，大约在1959年，我放学回家，听见邓子恢叔叔和我父亲在客厅说话，我听到了说“人民公社、大跃进是胡闹”这样的话。
邓子恢私下被人称其为“老右”，指的是他偏重于实事求是，这个和父亲比较相似，所以他们成为了比较好的朋友，邓子恢经常来张家串门聊天。
1966年“文革”开始时，父亲已经74岁，不再担负党政军的重要工作，因此他没有被流放、坐牢，侥幸得以保全。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文革”很不理解，在“打倒刘、邓”的高潮中，父亲处境也非常困难，但他没有屈服于当时社会的压力，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怕被扣帽子，坚持原则，毫不让步。在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时候，他依然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有一次，有人说徐海东是黑后台。我妈妈在饭桌上讲“听人讲徐海东反毛主席”，父亲听了后就勃然大怒，把筷子都摔了。父亲说“你们懂什么啊”，然后不吃饭转身走了。
父亲认为要坚持“没有搞清楚就是没有”的原则，不能枉杀无辜；在整风运动中，一个同志犯了错误，组织上要枪毙他。父亲说：“让他当伙夫去，还是不要杀的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从北京扫地出门到广州从化。父亲说：“想出来当个公社社长也好啊，干点实事……”
“文革”中，“造反派”到处抄家，父亲就在桌子上摆了两块手抄的毛主席语录牌：“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另外一块牌子上写着：“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此后，凡是“造反派”来家里闹事，父亲就先念语录，然后回答问题，造反派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由于父亲曾经做过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掌握着不少党内的检举信和揭发信，“文革”中“造反派”曾问他索要，但被父亲拒绝了。
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建议要设国家主席，会议第二天，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定的《论天才》的材料，试图让华北组通过决议：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庐山会议上，父亲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他一直没有发言。有人和父亲说，你发言吧，再不发言就晚了，最后父亲也没发言了。当时，每天都有会议简报。第二天主席发言了，发言的都做检讨，人家都去写检讨去了。父亲不是风一来，就去跟风的人。
1980年代，当时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来家看望我母亲，那次我在场，余秋里很动感情地跟母亲说，他“文革”的时候住院，敢来看他的人很少，但父亲专门到病房去找他聊天。父亲就是这样一种人，不会说你不得势了我就不理你了。
“没人知道他是广西最大的官”
对待普通老百姓，父亲告诫身边工作人员要亲近待人，不能给人以距离感。父亲要求不管什么人来找他都要热情接待。有次客人来访，警卫员隔着门问话，父亲知道了对他说，“你以后不要隔着门说话，隔着门不礼貌。你请他进来，坐着说。”他完全是由于长期参加革命工作，深刻理解人民群众的支持有多重要，所以他对群众的感情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一点作秀的成分。
父亲到山东农村做调查工作，一行人来到老乡家聊天。老乡们看到首长来视察，就赶忙拿出大瓷碗，拿抹布往碗里一擦，然后准备倒水招待。
父亲身后的警卫参谋便把随身带的杯子拿出来放在桌上。
父亲立刻板着脸说：“拿走！”然后，他自己跟老乡捧起大瓷碗一起喝。出门后，父亲跟警卫参谋说：“你到老乡家，人家请你坐下，倒了水给你喝，你还拿自己的杯子来，这样不就是嫌弃人家不卫生？以前我们打仗的时候，进了老乡家，不要说给你水喝，请你进去坐坐已经很好了。现在人家倒水给你喝，你还嫌这嫌那的。”
我现在去山东，去父亲以前到过的地方，还有老乡记得他，说我父亲个头不高，但军装穿得整整齐齐，警卫离得远远的，交流起来方便。老一代和人民的鱼水关系是战争年代形成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的，所以他们很容易谈得来。他们确实是真心实意愿意跟群众接触。
父亲住在南宁市桃源路３号，他常布衣外出，进入小市场与市民聊天，或者去农户家与农民谈心，没人知道他是广西最大的官。有一天，父亲去柳州，路上看见两个农民在山上打柴，于是就下车拍了拍他们的肩膀与他们谈了起来。这个时候，广西还有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大量特务和土匪。警卫见到他们手持砍刀，都很紧张，但是张云逸仍然谈笑自如。还有一次，父亲去百色路上见山林起火，就让司机停车，他与当地群众一道上山灭火。火灭了后，才开车继续前进。
父亲的秘书张广华回忆说：“将军对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好，平时就是像我们的长兄一样，特别和善，我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他讲。”
张广华得了肝炎，组织上要把他调离父亲驻地。父亲说，“病是在我这里得的，养好了病再走！” 父亲坚持没让秘书回家，还买回了水果、糖等补品给秘书，直到他养好了病，才让他回家。
(本文参考《张云逸军事文选》、《张云逸大将》等书，谨致谢意。）▲
张光东，大将之子，1946年出生于山东临沂，原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张光东对父亲的形象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张云逸去世后，“要筹拍父亲的文献片，我和几十个老同志交流了很多”。
李宗仁对他立正鞠躬
父亲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的仗，也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父亲和国民党的许多元老级的人都有交往。在组建新四军的时候，父亲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由于他资格老，有威望，大家很尊重他，谈判自然也很顺利。父亲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做参谋时，蒋介石在里面也是参谋。父亲比蒋介石小一些，组建新四军的时候，国共谈判的时候，父亲和蒋介石谈，由于是同盟会的元老，资历摆在这儿，所以谈得比较顺利。
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
1965年，曾为“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回国，父亲专门去机场接机。李宗仁到北京南池子专程看望他，父亲还特意在服务处换了一套新家具，换凳子椅子招待李宗仁。当时我因为在学校上学，所以没有亲眼看见李宗仁。但听我父亲的警卫员讲，李宗仁便服来到我家，走进门，面对迎出的父亲，当时一个立正，深深地给父亲鞠了一躬。
父亲在北伐时曾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与国民党军许多将领有旧。1937年5月，党中央就派他从延安到香港，在华南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抵港后，他先派人同李宗仁的幕僚刘仲容联系，与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系。6月上旬，父亲辗转乘飞机抵桂林，与李宗仁会面。
这时候的李宗仁正面临着蒋介石的经济压迫，蒋操纵纸票，桂币低至四成，军民均有怨言。李、白苦无对策寻求外援。李宗仁知道张云逸抵达香港后，就诚恳催促父亲入桂。
1937年6月12日，父亲与李宗仁、白崇禧举行第一次会谈。父亲在给“毛朱周”的电报中透露，李、白“抗日情绪还高”、“抗日统一战线同意，并愿共同对外”、“李对蒋还不满。我以抗日前途为要相劝，彼表同情”。在这次会面时，李宗仁还说要介绍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派到桂林来的代表张斯可给父亲认识。
这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也因受蒋介石的欺压，自知无力单独抗蒋，想联络各方力量，抗蒋自卫，并派张斯可作代表来桂联络。经李宗仁介绍，父亲同张斯可见面会谈。
在1937年6月16日，父亲在给“毛朱周”的电报中透露，与李宗仁进行了第二次谈话，李宗仁原则上已同意中共提出的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等主张，并同意由张云逸同桂方几个高级干部具体讨论如何巩固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具体方案。
父亲多次致电中央。得中央指示后，坦率向李、白说明：只有以抗日的行动，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高低，只有失败。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父亲与李宗仁商谈，李通电支持抗战，并请他留桂林磋商抗日事宜。其后，父亲经常来往于广东、广西、香港之间，督促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抗日。最终，白崇禧飞南京见蒋介石，就任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并派桂系廖磊等两个集团军到上海投入抗战。其间，父亲又到广州与余汉谋多次谈判，余汉谋同意国共合作抗日，最终得以在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在1938年 2月至5月，李宗仁指挥徐海会战，其中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在台儿庄战役进行中，位于津浦铁路南段的张云逸部新四军和位于北段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不断袭击日军，从战略和战役上配合了李宗仁任总指挥的臺儿庄作战。
让上海人在广西安家
194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父亲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并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此外，他一人身兼数职，还担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等多项重要职务。
1949年10月，广西即将解放，父亲去广西就任。一路上，他向中共中央华东局、华南分局了解上海、广州解放的情况和开展工作的经验，并要了一些干部南下广西。原是广西籍的干部能回广西工作的，父亲都积极要求把他们调去。
11月27日至12月2日，人民解放军歼灭了白崇禧集团主力。至12月14日，相继解放了桂林、南宁、镇南关（今友谊关），至此，广西全境获得解放。父亲进入广西后，立即着手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先后成立了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等市的军管会，接着于12月9日正式成立广西军区，父亲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2月8日以父亲为主席的广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在当时，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被称为“懂经济的军事家”。
当时的广西穷徒四壁，工业基础差不多等于零，连最基本的蜡烛、钉子都不能生产。于是，初到广西的张云逸写信给陈毅和饶漱石，从上海把一批工业和企业搬迁到了广西，技术、设备、人员、管理整体“连根拔起”。父亲的思路是很快把工业基础打起来，不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发展，他认为把企业整体搬迁过来后，配套的东西都会过来。于是，一大批上海人也这样在广西安家了。
每年春节，总有一批广西人到上海过年。这些人就是曾经从上海举家搬迁到广西的，参与新中国广西建设的广西上海人。一名广西报纸的编辑曾对我说：就是你们家老头子把我们这一家子搬过来的。
父亲针对广西解放初期金融市场混乱、物价波动和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主持进行统一货币、稳定物价的工作，迅速地禁止了金银和外币流通市场，使全省物价很快趋于稳定。为了平衡财政收支。1950年2月18日至2月24日，广西召开了全省第一次财经会议，具体制定了整顿收入、开辟财源、厉行节约、缩减开支，达到收支平衡的具体措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当年10月，广西全省财经工作走上了正轨，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父亲还有重点地扶助和领导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有重点地修整公路，恢复交通事业，建立国营商业领导机构和批发零售店、站，调整公、私商业经营范围和批零差价等，使工商交通事业也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开业户数比解放前大为增加。到1951年底已恢复的公路干线达2300余公里，还开拓了梧州至信都的新干线，1952年6月修成通车。
不过，对广西来说，父亲所做的事远不止这些。
比较一下解放前的中国省区版图和现在的地图，很明显看到：解放前的广西一块海都没有，就是一个内陆省区。解放后，父亲向叶帅从广东要了一块海，也就是湛江海域北部湾区域，孙中山曾经计划要在此建设民主中国的一个深水港。
当时的广西从广东省要来了从北海到东兴的地带，作为广西的海岸线。如今，作为和东盟合作的纽带，海岸线所在的北部湾经济圈。父亲留给广西的这片海，为广西的经济发展埋下了伏笔。
从如今的广西经济发展来看，这片海为广西的发展提供了着力点和增长极，为广西对外开放提供了便利的出海通道，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北海、钦州成为中国特别是广西与东盟各国贸易往来的海路运输港口……父亲拿来的“出海口”为广西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父亲要的这个出海口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当时沿海要进行防御，那是个前线，你要了海岸线就增加了防务任务，意味着增加工作难度，带来负担。父亲力排众议，坚决要有个中国西南地区的唯一出海口。
父亲离任后“出海口”又被广东要了回去，后来，父亲知道后进行斡旋，又为广西要了回来。
父亲考虑问题很细致。广西的机场选址于南宁的南部离市中心很远的地方，父亲当时就考虑到为未来发展预留一定的空间。现在，很多城市的机场由于规划不合适，离市中心很近，不得不搬迁更远处新建。
两块“语录牌”智退“造反派”
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将军衔，他几次向中央军委提出：“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不能一如既往地工作了，这大将的军衔还是授给别人吧。”毛泽东称赞说：“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老成持重，威望颇高。”
在党内多次的斗争中，父亲凡事有自己的思考，并且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父亲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是没说。虽然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心里有数，在政治上不幼稚。
可见，父亲是很有原则的人，有自己的思考，不會人云亦云。
解放战争时期，汪东兴带了一个排阻击了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打了一天一夜。毛主席问他用的什么招数？汪东兴说是游击战，红大的时候张云逸给讲的。毛主席感叹道：“那个时候我正在‘下放’，上面强调的是正规战，竟然还有人在讲我的游击战术呀！” 1931年，临时党中央搬到苏区，父亲是副参谋长。当时李德等人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以“正统”身份否定游击战。当时，父亲在红军大学讲课，讲的内容正是游击战。
1936年末，父亲到延安。当时父亲去红大听课，每次去收获都很大，毛泽东的课每课必听，但是博古的联共党史，父亲没去听。
对于人民公社、大跃进父亲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一次，大约在1959年，我放学回家，听见邓子恢叔叔和我父亲在客厅说话，我听到了说“人民公社、大跃进是胡闹”这样的话。
邓子恢私下被人称其为“老右”，指的是他偏重于实事求是，这个和父亲比较相似，所以他们成为了比较好的朋友，邓子恢经常来张家串门聊天。
1966年“文革”开始时，父亲已经74岁，不再担负党政军的重要工作，因此他没有被流放、坐牢，侥幸得以保全。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文革”很不理解，在“打倒刘、邓”的高潮中，父亲处境也非常困难，但他没有屈服于当时社会的压力，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怕被扣帽子，坚持原则，毫不让步。在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时候，他依然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有一次，有人说徐海东是黑后台。我妈妈在饭桌上讲“听人讲徐海东反毛主席”，父亲听了后就勃然大怒，把筷子都摔了。父亲说“你们懂什么啊”，然后不吃饭转身走了。
父亲认为要坚持“没有搞清楚就是没有”的原则，不能枉杀无辜；在整风运动中，一个同志犯了错误，组织上要枪毙他。父亲说：“让他当伙夫去，还是不要杀的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从北京扫地出门到广州从化。父亲说：“想出来当个公社社长也好啊，干点实事……”
“文革”中，“造反派”到处抄家，父亲就在桌子上摆了两块手抄的毛主席语录牌：“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另外一块牌子上写着：“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此后，凡是“造反派”来家里闹事，父亲就先念语录，然后回答问题，造反派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由于父亲曾经做过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掌握着不少党内的检举信和揭发信，“文革”中“造反派”曾问他索要，但被父亲拒绝了。
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建议要设国家主席，会议第二天，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定的《论天才》的材料，试图让华北组通过决议：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庐山会议上，父亲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他一直没有发言。有人和父亲说，你发言吧，再不发言就晚了，最后父亲也没发言了。当时，每天都有会议简报。第二天主席发言了，发言的都做检讨，人家都去写检讨去了。父亲不是风一来，就去跟风的人。
1980年代，当时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来家看望我母亲，那次我在场，余秋里很动感情地跟母亲说，他“文革”的时候住院，敢来看他的人很少，但父亲专门到病房去找他聊天。父亲就是这样一种人，不会说你不得势了我就不理你了。
“没人知道他是广西最大的官”
对待普通老百姓，父亲告诫身边工作人员要亲近待人，不能给人以距离感。父亲要求不管什么人来找他都要热情接待。有次客人来访，警卫员隔着门问话，父亲知道了对他说，“你以后不要隔着门说话，隔着门不礼貌。你请他进来，坐着说。”他完全是由于长期参加革命工作，深刻理解人民群众的支持有多重要，所以他对群众的感情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一点作秀的成分。
父亲到山东农村做调查工作，一行人来到老乡家聊天。老乡们看到首长来视察，就赶忙拿出大瓷碗，拿抹布往碗里一擦，然后准备倒水招待。
父亲身后的警卫参谋便把随身带的杯子拿出来放在桌上。
父亲立刻板着脸说：“拿走！”然后，他自己跟老乡捧起大瓷碗一起喝。出门后，父亲跟警卫参谋说：“你到老乡家，人家请你坐下，倒了水给你喝，你还拿自己的杯子来，这样不就是嫌弃人家不卫生？以前我们打仗的时候，进了老乡家，不要说给你水喝，请你进去坐坐已经很好了。现在人家倒水给你喝，你还嫌这嫌那的。”
我现在去山东，去父亲以前到过的地方，还有老乡记得他，说我父亲个头不高，但军装穿得整整齐齐，警卫离得远远的，交流起来方便。老一代和人民的鱼水关系是战争年代形成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的，所以他们很容易谈得来。他们确实是真心实意愿意跟群众接触。
父亲住在南宁市桃源路３号，他常布衣外出，进入小市场与市民聊天，或者去农户家与农民谈心，没人知道他是广西最大的官。有一天，父亲去柳州，路上看见两个农民在山上打柴，于是就下车拍了拍他们的肩膀与他们谈了起来。这个时候，广西还有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大量特务和土匪。警卫见到他们手持砍刀，都很紧张，但是张云逸仍然谈笑自如。还有一次，父亲去百色路上见山林起火，就让司机停车，他与当地群众一道上山灭火。火灭了后，才开车继续前进。
父亲的秘书张广华回忆说：“将军对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好，平时就是像我们的长兄一样，特别和善，我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他讲。”
张广华得了肝炎，组织上要把他调离父亲驻地。父亲说，“病是在我这里得的，养好了病再走！” 父亲坚持没让秘书回家，还买回了水果、糖等补品给秘书，直到他养好了病，才让他回家。
(本文参考《张云逸军事文选》、《张云逸大将》等书，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