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物资匮乏，什么都要计划供应。一到过年，布票、肉票、鱼票、禽蛋票、白糖票、年货票、豆制品票……都按家庭人数发下来了。虽然有了这么一大把票证，但还是要起早排队去购买。
　　过年菜需要许多品种，最紧俏的是草鱼、鲤鱼，还有猪肝、猪肚。这些过年菜都要凭票才能买，而且菜场货物数量有限，即使有票也不一定能买到。唯一的办法，就是抢在众人之前去排队。有些不要票的过年蔬菜，如水发竹笋、水发肉皮、豆芽、菠菜等，也要早早去菜场排队才能够买到。
　　我母亲每天一早四点多钟就去菜场排队买菜，当时重庆的菜场是六点钟开秤。母亲总是带一个好的竹篮子，再带一两个旧篮子，有时还带几个旧搪瓷碗去买菜。这些旧篮子、旧搪瓷碗上，都被我用红色油漆写着大大的“5王”字样。因为我家门牌是5号，姓王，母亲是文盲，除了认识各种票证的数字外，大概就只认识“王”这个最简单的汉字了。母亲经常要买好几种菜，得排好几个队，她只好在队伍中放上一个旧篮子或者放一个旧搪瓷碗，并向前后的人打招呼，请他们帮助移动篮子、碗，也相当于一个人在排队。有时候人多拥挤，这些旧篮子会被踢掉。弄堂里的邻居见到“5王”字样的旧篮子，也会帮忙捡回来，送还给母亲。
　　一到过年，要买的菜更多了。光靠母亲一个人排队，已经无法完成采购任务。因为哥哥要上班，所以我从七八岁记事起，每逢过年就会被母亲拉去排队。
　　凌晨四点多钟，我就被母亲拉出热被窝，睡眼蒙眬地跟著去排队。那可是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啊！但露天菜场却是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母亲都是提前两三点钟起床，先去放篮子，然后再回家叫我，把我领到队伍中，向后面的人说明以物换人，然后拿出旧篮子将我换进去。
　　此时，我不但要站好自己的队，还要照看好前后一长串的旧篮子、旧搪瓷碗、旧板凳、碎砖块等物品。这些都是我们弄堂里张家大妈、李家大婶的替代品，一件物品也算她们一个人。她们会不时来查看，因为她们在其他地方也排着队。
　　有时，我也会在相邻的两支队伍中交替排队。后边的人看到这些旧篮子有人看管着，就不敢踢掉。其实，大家都有替代品，它早已成为重庆菜场的一种习俗了。有时，我也会遭到欺负。那些来得晚的人，特别是男人，见我一个孩子看管着那么多替代品，就会愤愤不平地说：“旧篮子不可以代替人。”然后就会连踢带摔地把一长串旧篮子等统统扔到一边去，后边的人就会乘机涌上前来插队，整个队伍顿时大乱。我无力制止，也只好顺着人流向前走。由于久经沙场，我虽然人小，但很灵活，很快会钻到最前面去重新排队。这时候，我已经顾不上邻居委托看管的旧篮子了。
　　一会儿，那些篮子的替代者找来了，她们宣称是篮子的主人。因为我是帮她们监管篮子的，她们就排在我的前后，说着说着就硬要插队进来，而后面的人坚决不让插队。于是，一场具有浓厚小市民特色的闹剧随即上演。
　　南腔北调的方言谩骂，吹胡子瞪眼的推搡拉扯，混杂在喧闹的菜场上空。人们骂着、挤着，助架的、劝架的、打抱不平的、看热闹的，使菜场更加混乱、更加喧嚣，也更加热闹。小市民的众生相，在菜场的舞台上正淋漓尽致、原汁原味、毫无矫饰地上演着。
　　这时候，就看哪一方人多势众了。我们弄堂就在菜场边上，可以随时回去搬救兵，叫男人来助架。那些大妈、大婶又都是一个工厂的邻居，对外可就团结一致了。一阵相骂之后，她们又都理直气壮地插队进来了。
　　我排着队，等母亲买好其他菜再来换我，天已经大亮了。我们也买好了年菜。然后，我们在满地旧篮子、破板凳、旧搪瓷碗、碎砖块、烂菜皮的战场中，满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