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也在想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对中国的解读，怎么才能从西方的指标体系中解放出来？西方的很多指标，是在西方的社会实践中，或者西方自己的理论中产生的，现在直接应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往往会导致对中国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读。比如西方国家经常用的一个指标就是出境人数。根据我们的正式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出境人次是1.3亿，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境人数了。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点保守。举例来讲，我们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需要大约两个小时，这个时间在欧洲至少能飞过10个国家，因为欧洲都是小面积国家。所以在中国，严格地从经济能力来说，凡是能够坐飞机坐高铁的，都是有能力出境的，特别是用欧洲标准来衡量的话。
　　另外，我們经常听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这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我自己从来不用。世界银行的报告会讲，某年有13个国家或经济体已经成功地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去看这是哪些国家，发现居然有赤道几内亚，还有毛里求斯。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十来年前就超过北京、上海，达到2万美元。但是，至少在15年前，赤道几内亚的城市居民还是有一半连自来水都用不上的。后来这个国家发现了石油，吸引了一些外国公司去投资，人均GDP一下子就上去了。另一个国家毛里求斯，面积很小，相当于我们国家一个县的大小，靠经济旅游一项，它的GDP就可以上来，但碰到一场危机，GDP就下去了。它们的情况，真的可以用“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解释吗？
　　所以我觉得跨国比较要有一个规模的概念，否则恐怕连读懂中国的门都进不去。把小国家跟中国放在一起比，有点像把蚂蚁和大象放在一起比，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小国家有长处也有弱点。我的一位新加坡朋友说他们现在人均GDP是挺高，却如履薄冰，假如发生一个类似“9·11”的事件，新加坡就完了。它不像中国，有承受各种各样灾难的能力。

　　中国即使发生了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大灾难，国家经济还是纹丝不动的。这就是大小规模不一样而产生的特点。做跨国比较，我觉得还是要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我自己做政治学，知道在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方面，西方主流学者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还是读不懂中国。以政治学为例，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他们不仅没有准确地预测中国的发展，甚至没有预测到苏联的解体，更没有预测到特朗普的上台。西方主流的经济学者几乎都没有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西方各种所谓社会科学套用自然科学，套用各种各样的数学模式的方法，现在看来，根本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丰富性和复杂性带来的挑战。
　　所以我老说中国学者或者我们整个学界，应该结束为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在解构西方话语的同时，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
　　张维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上海春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被《光明日报》评为2016中国智库年度影响力“十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