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社会进步、物质文明提高后，每个公民都有享受汽车的权力。不能为了保障已经拥有汽车者的便利，就限制其他人拥有汽车的权力，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这种鲁莽的行政决定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将有一场违宪的官司好打
　　每天早晨，不到9点半的时候，如果从上海的郊区往城区开，会发现这样的情形。大量外地牌照的汽车停在高架路的一侧，它们占据着一根、甚至两根车道。有些高架路一共仅有4根车道，比如连接松江、青浦与市中心的沪渝高速（G50）。
　　这些都是住在上海郊区、而又开外地牌照的车主在等待，等待9点30分的到来，在这个时间以后，大家就可以畅快地在高架路上开入市区，而不必被上下匝道的摄像头拍摄到，不必为在黄金时段使用高架路而付出罚款代价。
　　这是上海市民应对牌照拍卖制度的无奈之举，该制度下，牌照已经达到6万元左右，成为中国最贵的铁皮。一项旨在保障本地牌照通畅行驶的政策，结果让高架路变得拥挤不堪，成了秩序混乱的停车场，这是政策倒逼的结果。
　　原先，上海市在这方面颇为“孤独”，全国就这么一座城市采用车牌“拍卖”制度；后来北京推出限牌政策后，这种孤独的状态并未改变，因为首都选择了“摇号”；直到今年6月份广州推出限牌政策后，孤独状态才算被终结。作为国内第四个限牌城市（第三座城市为贵阳），广州的实施方式颇具戏剧性，50%拍卖，50%摇号，可谓兼收并蓄。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提高，拥堵已经成了世界性的难题，对于高速成长的中国城市也是如此。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中国大城市的拥堵状况有所缓解吗？实际可以借鉴的方式很多。比如伦敦，汽车进入城市核心区域会按照时长来收费，以控制关键地区的拥堵状况；又比如日本和香港，高额的油品价格让居民即便拥有汽车，在使用上也会精打细算。这些方式治理拥堵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不限制“拥有”。
　　最后，如果老百姓的福祉和政府执政能力修炼都不考虑的话，还是要考虑一下未来的业绩。如今房地产市场极不景气，汽车可以说是最大宗的消费品之一，巧合的是，所有限牌的地方都把汽车作为城市产业结构提升、GDP冲量的关键。但是，偏偏这些城市，却出台了限牌措施。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思维，让人很难理解。
　　除了GDP和税收外，城市繁荣还依靠老百姓的消费，如果我们动辄要为汽车牌照花上6万元，为打通各种购买牌照的灰色通道花钱，为汽车购买的税费再花上几万元。“痛苦指数”这么高的买车过程，如同买房、上学、看病一样，让大家忧心忡忡，只能费心尽力地储蓄、储蓄、再储蓄。而这，又恰恰是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综上所述，我发现在制定某些政策之时，政府过于拍脑袋，过于理想化了。一项好政策有如下几个标准：1，对市场自由竞争伤害最少；2，给各种寻租行为留下的空间最少；3，动用政府执行政策的资源最少；4，能够维系社会公平。从这几个维度来考量限购汽车，估计都不符合。
　　现在，值得忧虑的是，限购政策绝不止于广州，深圳、杭州、天津等一线城市几乎都箭在弦上。
　　因此，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政策毒丸化解的难度有多大：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们果断出手4万亿刺激计划，从目前看执行效率非常低，引发了一轮严重的通货膨胀，蒸发了广大老百姓的财富；
　　关于光伏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刺激性政策，前者制造了大量的产能泡沫，让整个行业依靠银行贷款度日，而后者因为市场机会没有适时出现，成为水中花、镜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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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不用再多举了，就让我们就祈祷“限购”在若干政策中，不是“最怂”一个吧。